Thursday, April 21, 2005

评泛道德主义的反毒策略

针对滥用毒品,这已经不是一个新鲜课题。打从前一任首相敦马哈迪对贩毒者施行强制性死亡以来,大马政府便列毒品为国家首号敌人。只是,在政府漫长20年余的反毒运动中,这个首号敌人迄今依然屹立不倒。滥用毒品的问题到今天不仅没有减轻;反之,吸毒人数每年增长,从戒毒所戒毒成功而后重染毒瘾的瘾君子大有其人。

目前,国内安全部正展开新一轮的反毒运动。而且反毒计划将从青少年开始下手。其实要最有效地打击滥用毒品的问题还是要从最基本的层面下手-青少年。虽说政府在多年以前就已经开始在学校推展反毒运动,希望能够在青少年幼小的心灵里建立对毒品的认识和抗拒。然而,当今学校的反毒运动只在中学阶段才开始断断续续地进行(并不是所有中学都有类似的活动),而且大多只流于形式,并未真正大到达反毒的目的。其中最基本的就是在学校成立反毒学会,或者在每天上课前5分钟让教师进行反毒教育,讲解毒品的危害。

我们知道的是:反毒肯定要从教育着手,然而如果从中学才开始进行,那么其收效并不大。要知道,中学时期,尤其是青少年开始发育的初中时期是他们性格最为叛逆的时期。这时候才向他们讲解什么是毒品,未免有点亡羊补牢。反毒教育既然要开始,那么就一定要从小学开始,并且必须把之列入正课。

除了教育,近来各界针对反毒措施也有相当广阔的讨论。日前巫统士基央区国会议员巴哈伦建议开辟荒岛让毒瘾极深者免费吸毒直死为止。国内安全部政务次长阿布瑟曼则表示国安部或参考60年代设立鸦片馆逐步改造吸鸦片者的方式,免费供应毒品予吸毒者以达到改造吸毒者之效。有论者认为两人言论荒谬至极,有者认为两位言辞意图哗众取宠。

然而,如果我们抛开那些泛道德说词,对这些建议的本质详加研究,那么我们不难发现这些建议与刚刚结束的《首要辩论-毒品为国家首号敌人》中部分人士所谈及的危害降低措施(Harm Reduction)有少许相似。其中一项笔者认为可行之措施就是政府在瘾君子出没的地方分发针孔,避免他们通过共用针孔而染上爱滋病。根据部分非政府组织的看法,这种做法虽然在短期之内并不能制止瘾君子吸毒,但是至少它首先能够制止疾病的传染。同理,在荒岛让毒瘾极深者免费吸毒直死为止以及开设诸如鸦片倌之类的建议虽然让人觉得有本末倒置之嫌,但至少它能够让政府轻易掌握每一位吸毒者的状况,至少避免他们因毒瘾而为害社会。

对于利用美沙酮(Methadone)药品戒毒的治疗方式,有论者认为其价格昂贵,一般吸毒者负担不起,但是若政府能够提供免费的美沙酮,这或许能够减轻吸毒者对毒品的依赖。

在反毒的过程中,我们更不应该只是把毒品定义为一般我们所知道的毒品如大麻、海落英、鸦片、可卡因等等,而忽略了毒品也正在借助科技而进化成各式各类的软性毒品,而许多中产阶级甚至以「减压」、「瘦身」的理由而服食这类软性毒品。摇头丸就是最好的例子。

当20年前提出的戒毒中心概念或许在今天已经不管用,再加上我们时闻戒毒中心可以买到毒品,这不禁让我们对现有的制度和方式的有效性起怀疑之心。因此,当我们在摇旗呐喊反毒之际,我们也是时候检讨我们的方式(methodology)。过多的泛道德主义并不见得能够有效反毒,我们的指导策略应该是听取一切的建议,制定一切可行之方案。天下并没「不行」之道,只是看你肯不肯动动脑筋!

刘永山

评泛道德主义的反毒策略

针对滥用毒品,这已经不是一个新鲜课题。打从前一任首相敦马哈迪对贩毒者施行强制性死亡以来,大马政府便列毒品为国家首号敌人。只是,在政府漫长20年余的反毒运动中,这个首号敌人迄今依然屹立不倒。滥用毒品的问题到今天不仅没有减轻;反之,吸毒人数每年增长,从戒毒所戒毒成功而后重染毒瘾的瘾君子大有其人。

目前,国内安全部正展开新一轮的反毒运动。而且反毒计划将从青少年开始下手。其实要最有效地打击滥用毒品的问题还是要从最基本的层面下手-青少年。虽说政府在多年以前就已经开始在学校推展反毒运动,希望能够在青少年幼小的心灵里建立对毒品的认识和抗拒。然而,当今学校的反毒运动只在中学阶段才开始断断续续地进行(并不是所有中学都有类似的活动),而且大多只流于形式,并未真正大到达反毒的目的。其中最基本的就是在学校成立反毒学会,或者在每天上课前5分钟让教师进行反毒教育,讲解毒品的危害。

我们知道的是:反毒肯定要从教育着手,然而如果从中学才开始进行,那么其收效并不大。要知道,中学时期,尤其是青少年开始发育的初中时期是他们性格最为叛逆的时期。这时候才向他们讲解什么是毒品,未免有点亡羊补牢。反毒教育既然要开始,那么就一定要从小学开始,并且必须把之列入正课。

除了教育,近来各界针对反毒措施也有相当广阔的讨论。日前巫统士基央区国会议员巴哈伦建议开辟荒岛让毒瘾极深者免费吸毒直死为止。国内安全部政务次长阿布瑟曼则表示国安部或参考60年代设立鸦片馆逐步改造吸鸦片者的方式,免费供应毒品予吸毒者以达到改造吸毒者之效。有论者认为两人言论荒谬至极,有者认为两位言辞意图哗众取宠。

然而,如果我们抛开那些泛道德说词,对这些建议的本质详加研究,那么我们不难发现这些建议与刚刚结束的《首要辩论-毒品为国家首号敌人》中部分人士所谈及的危害降低措施(Harm Reduction)有少许相似。其中一项笔者认为可行之措施就是政府在瘾君子出没的地方分发针孔,避免他们通过共用针孔而染上爱滋病。根据部分非政府组织的看法,这种做法虽然在短期之内并不能制止瘾君子吸毒,但是至少它首先能够制止疾病的传染。同理,在荒岛让毒瘾极深者免费吸毒直死为止以及开设诸如鸦片倌之类的建议虽然让人觉得有本末倒置之嫌,但至少它能够让政府轻易掌握每一位吸毒者的状况,至少避免他们因毒瘾而为害社会。

对于利用美沙酮(Methadone)药品戒毒的治疗方式,有论者认为其价格昂贵,一般吸毒者负担不起,但是若政府能够提供免费的美沙酮,这或许能够减轻吸毒者对毒品的依赖。

在反毒的过程中,我们更不应该只是把毒品定义为一般我们所知道的毒品如大麻、海落英、鸦片、可卡因等等,而忽略了毒品也正在借助科技而进化成各式各类的软性毒品,而许多中产阶级甚至以「减压」、「瘦身」的理由而服食这类软性毒品。摇头丸就是最好的例子。

当20年前提出的戒毒中心概念或许在今天已经不管用,再加上我们时闻戒毒中心可以买到毒品,这不禁让我们对现有的制度和方式的有效性起怀疑之心。因此,当我们在摇旗呐喊反毒之际,我们也是时候检讨我们的方式(methodology)。过多的泛道德主义并不见得能够有效反毒,我们的指导策略应该是听取一切的建议,制定一切可行之方案。天下并没「不行」之道,只是看你肯不肯动动脑筋!

刘永山

Tuesday, April 19, 2005

如何监督国会议员?

如果您观赏4月16日寰宇AEC电视晚上9时的《就事论事》-〈透析国会〉,您会听到一般市井小民对对国会议员津贴调整10%的意见。他们认为国会议员就是要「做东西」、垃圾堆满了要「去处理」,不要以为一整天只是坐在国会什么都不干。甚至有一位市民还认为国会议员不应该享获津贴上涨,因为他「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只懂得在大选时出来跟选民握握手而已。

回到现实生活的电子媒体中,有人撰文批评和质疑国会议员津贴调整10%的合理性,并且义正词严地质问到底会哪一位议员愿意在我国工人的薪金获得保障之前,拒绝本身薪酬的增加?言论至尾还对议会民主表露少许的失望。在平面媒体里,也有一则新闻报道是这么说的:「5年期间,国会议员的每月固定收入其实是大增近72%。虽然近年来百物涨价,不论是物资和生活开销都随著水涨船高,可是,一般百姓的薪金却没有国会议员起得那麽多。」

其言下之意似乎说明当国会议员的津贴和福利得到保障之际,我们却还有许多打工一级的小民的月薪十年如一日。的确,民众对近年来百物价格腾涨感到无从适应,再加上经济发展缓和下来,即使是一般的小本商人和小贩也开始感觉生意越来越难做。这满街的怨声载道是我们怎样也不能否认的现象。

然而如果认为议员必须在普罗大众的薪水上涨之前才能调整议员的津贴,这未免过于牵强。毕竟,你不能等到天下人富有之后,您才能享获财富。笔者基本上并不反对国会议员津贴调整10%。然而,当津贴调整以后,我们可否期待更有素质的国会议员呢?很明显的,问题不在于津贴调整(这个世界肯定会出现通货膨胀,因此津贴调整是适时之举),而是我们能够如何监督国会议员?这才是问题关键所在。

这里,笔者的拙见就是提供以下两大最基本的监督工具予人民。这两大工具就是:
加强人民监督国会议员的能力。所谓钱既然要花,那么就应该花得物有所值。当津贴上涨10%以后,人民作为老板就应该享有监督权力。而制衡国会议员最有效的方式首先就是全国直播国会会议。只有把议员在议会的表现赤裸裸地摆在全国观众的眼前,这就是最好的监督。

民间组织应积极列席国会、州议会甚至是地方议会的会议。森州州议会反对党去年曾经在州议会结束之后罗列所有州议员的成绩单。其主要是以州议员提出口头、书面问答以及辩论参与度,并且强调执政党议员差强人意的表现。民众组织以及其他州议会的反对党亦可以照办。

笔者提出这两点,主要因为大马国会必须摆脱橡皮胶的印象。而摆脱橡皮胶的印象,国会在重大事件上拥有自主和独立于内阁的精神。在这一届的国会,我们可以听到许多来自国阵后座议员的声音,但是到了表决的一刻,国阵议员依然还是不敢作出那历史性的一刻。只有加强监督,让人民通过荧光幕亲眼观看议会实况,我们才能够通过民众的共鸣,要求议员依据民众的意愿表决,而不是政党的意愿。

刘永山

Sunday, April 17, 2005

暴力示威还是强化国势?

大马中文媒体日前大肆报道中国大陆超过20个省区近40座城市的反日大游行。据透露,目前上海、杭州、郑州等地民众已经开始网上串联组织反日大游行。
且看此次北京等地的反日大游行,游行主要由中国各大专高校的大专青年组成的游行队伍带领。其场面之壮观逐让世人看到这一群7字辈、8字辈的中国青年当下的精神与思维面貌。

日本近年来右翼势力抬头是有目共睹的。而日相对右翼势力的忍让也可从篡改历史教科书事件中让人一目了然。要向日本政府施压表达不满,中国群众固然可以上街示威,但是对于在示威中付诸于暴力,或向群砸日本餐厅,则显示中国群众在表达不满之际也表露出一股非理性的情绪。然而,这一辈的中国人为何对日本的憎恨是如此咬牙切齿呢?

这一辈的中国人,即未曾经历日本侵略中国的悲惨时代,也未曾活在文革和四人帮的悲壮年代,对于六四事件来说,他们当时还是小学生,对于政治茫然无知。他们如何成为今日反日大游行的旗手呢?是什么力量在怂恿他们呢?对于中国这一个「经济绝对开放,政治绝对严控」的国度,中共毕竟对大形式的游行还是投鼠忌器。从这样的角度来看,日本媒体形容如此规模的集会是“极不寻常”并非是遐思所非。

中国青年的反日情绪除了因为外在因素,即日本右翼势力开始在日本政坛抬头之外,部分原因也是国内泛民族主义高涨所致。而泛民族主义的膨胀并非是今日的反日大游行才开始发酵。早前中国足球迷在一场日本和中国的足球赛公开焚烧日本国旗亦是大陆民众泛民族主义的显现。这次的游行也可能是中共政权为转移民众对中共政权的霸势的不满。

近年来在中国大陆陆续上演多宗压制民权,钳制媒体的事件。所谓「稳定压倒一切」,虽然这些事件每天陆续在全中国各地无论是大城市、小农村发生,然而它们却因为中共的高压手段而被压制下来。民众的不满如果无法通过正常的法制管道宣泄出来,它就好象一个没有装置疏压阀门的气压炉,压抑一久必然酿成大祸。而反日示威其实就是对中共来说是一个顺水推舟,刚好能够为民众提供一个宣泄不满的地方。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此次示威并未能完全在向日本政府施压,要求打击国内气焰嚣张的右翼份子。由于发生日资企业面对群众的破坏,日本政府过后甚至招中国驻日本大使前往解释,媒体甚至还报道中国必须因为这一起事件而向日本道歉。

我们固然不能认同日本政府宽待右翼份子的做法,更不能阿Q地对日本右翼份子死灰复燃视而不见,但是中国民间要如何向日本意即世人表达不满?这是频考智慧。对于正要与世界体制接轨的中国,难道强化法制基础、强化公民教育、强化民权思维,并籍此提升本身的国势,难道这些不会比暴力宣泄更为有意义吗?
刘永山

Thursday, April 07, 2005

规划公共交通系统

公共交通收费将会在5月全面调涨。与一般私营化收费的涨价案件相比如南北大道收费涨价10%、水供私营化后可能带来的涨价,此次公共交通收费上涨基本上是无可避免的大趋势。前者是因为私营化政策黑箱作业,导致消费人不管在服务素质会否提升的情况下缴付更高昂的收费,而后者的情况则大多是因为客观因素所酝酿的涨价。

宏观来说,此次涨价的主因还是因为国际市场波动不定的原油价格。微观来说,环视国内各公共交通工具维修费用水涨船高,再加上收费已经超久没有得到调整,现在也是时候重新审核现有的公共交通收费制度。就在去年国际原油价格几度创新高,业者已经频频通过传媒向各界放话要求政府批准业者收费上涨的申请。另外,高速大道收费上涨也是导致公共交通收费上涨其中一个不可磨灭的负面因素。

在收费上涨之际,公众人士也希望公共交通服务的素质能够随之提升,然而这毕竟是一个多次落空、多次重复以及倾向于自我安慰的说词。很明显的,当公众明白涨价已是无可避免的趋势,公众惟有期待服务能够提升。然而这也是问题症核,如果公共交通服务果能随着收费提高而得到应有的提升,尤其是公共巴士的服务素质,那么即使是较高的收费,它还是物有所值,毕竟如果能够减少现代人花在马路上的时间,那将会大大提升工作效率和生活素质,尤其是生活在分秒必争的繁忙都市人。

只是这个问题其实回到最根本层面-即我国各大小城镇的城市规划系统。大马公共交通系统,尤其是首都吉隆坡公共交通问题就是大马城市规划欠缺规划的最佳体现。首都吉隆坡的巴士服务在70年代以迷你巴士服务为主,一直到了1996年全面由有冷气设备的Intrakota巴士服务取而代之。随后更出现Metrobus、Parkmay等巴士公司加入营运行业,形成现在多家公司经营巴生谷河流域一带的巴士路线。

但是,随着轻快铁和电动火车的兴起而逐渐成为都市人出入代步的宠儿,巴士服务也必须与轻快铁路线配合,方能促使更多人士使用公共交通服务。然而,当时隆市的轻快铁服务也一分为二,分别由两家运作系统完全不同的公司经营。川行巴士服务(Shuttle Bus Service)也不见得能够改变人们出门代步的方式,毕竟并不是每一个轻快铁站都设有川行巴士服务。我们虽然有巴士、轻快铁以及电动火车,却不能解决首都交通拥挤的问题。归根究底,这还是交通协调与整合方面的问题。

过后,政府最终必须走回“国有化”的老路,将两家私营化轻快铁公司归纳在财政部有限公司(MOF Incorporated)旗下Syarikat Prasarana Negara Berhad。过后政府与2004年下旬成立Rangkaian Pengangkutan Integrasi Deras Sdn. Bhd.(简称为RAPID),正式把Intrakota、Putra和Star轻快铁系统容入一个统一的公共交通系统。最近RAPID频频宣布新巴士路线,并且还矢言要准时抵达目的地。至于是否能够实现,这未免过早判断。

但是肯定地,政府不能只一味的发展某某地区,而忽略该地区人口日后对公共交通的需求。政府除了必须拟定落实发展大蓝图的内容之外,也必须为该地区度身定制一套使用的公共交通系统大蓝图。在新加坡,新组屋地区的轻快铁(MRT)路线和车站甚至在住户还没有全面迁入之前就已经可以完全操作。

在这方面,我们也不能忽略地方政府的角色,因为地方发展大蓝图是由地方政府推出和审核。地方上的交通规划其实也是地方政府的权限范围。而一般上的地方政府也设有交通小组,负责策划地方上的交通,路线方向等等。在以前,地方上的公共交通其实也是地方政府的权利范围,但是今天的情况刚好相反,地方政府只能负责规划,但是对于公共交通系统的服务,地方政府却无从过问。这明显也是大马当今交通问题一箩箩的主因。要解决问题,我们只能从最小点开始作起,要不然人们对提升公共交通系统服务素质的期望知会再一次落空。

刘永山

Sunday, April 03, 2005

当我们都在一起…

上星期五,笔者无意在马来文报章《每日新闻》言论版阅读前马新社总编辑、两届巫统区部主席以及一届霹雳州巴利文达国会议员阿都拉曼·苏来曼的大作。阿都拉曼在其文章主要点出重复首相的言论,即增建华小将会阻碍国民团结。阿都拉曼也说要求政府增建华小将会导致国家退步,阻碍国家迈向2020年宏愿。

这显然并不是首相的看法,而是阿都拉曼对增建华小的评价。虽然华社大部分人士并不认同阿都拉曼的看法,但是作为一名马新社的总编辑,阿都拉曼显然是代表马来社会的看法,至少是在朝马来社会的看法。

虽然首相过后却通过其政治秘书澄清其并不是针对华小,而是非国民型中学;但是这只不过再次印证当局从来没有放弃以宏愿学校(或国民学校)来促进所谓的国民团结的思维。

其实,国民团结的问题在近几年来不断成为政治人物的话题。而政治人物对解决当前国民团结的问题的方式依然围绕在「接触」论-即认定人们在一起相处一段日子以后,人与人之间能够培养一定的默契和认同。宏愿学校、大专校园异族同房、国民服务(服役)都是以同样思维来操作的产物。

无可否认,当人们长期在一起生活的时候,无可否认将会建立一种互相认同、互相了解的良好感觉(feel good effect)。如果放在促进国民团结的命题上,这个理论无可否认可能可以促进团结。然而必须注意,我用的字眼是「可能可以」,而不是「一定可以」。

学生在长期接触的情况之下可以促进彼此之间的感情,但是国家领导人却忽略种族政治是国家团结的最大阻力。我们的孩童可以从小学到中学就开始在同一屋檐之下一齐上课、念书和游玩,但是当他们长大踏入社会工作之际缺发现现实社会依然以肤色来分隔他和他的朋友,那么之前的努力都将前功尽废。

大马国民团结的问题结核并不在于我们的孩童能否一齐生活,而是种族政治横行。虽然国阵多年以前曾经提倡整合成为一个多元族群的政党,而民政党甚至喊出大马国族(Bangsa Malaysia)的口号,与行动党的「大马人的大马」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是大马政治迈向多元化一路走来始终碰碰跌跌,主要是因为国阵主干政党即巫统缺乏这方面的诚意。

不管你喜欢与否,只要大马政坛还以种族政治作为主轴,真正的国民团结将很难实现。而在种族政治论调之下所产生的「国民团结」只是政治妥协的产物。

刘永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