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dnesday, October 01, 2014

我们和香港市民殊途同归

我写这篇文章是要回应几位在本人面子书的留言。这些留言主要质问和批评我公开支持香港公民抗命(civil disobedience)的立场。几位留言的朋友更是我认识的。有的也是民主行动党党员。

一场集会之所有会称为和平集会,乃是因为参与集会的人士都是以自身的立场、口号和手势表达本身的意愿。曾经参与和平集会的人士都知道,集会如果演变成暴力冲突,许多时候是因为执法单位的暴力挑衅或肌体冲突而引发的。

如果一场和平集会发生零星的语言暴力或肌体冲突,而后能够平息下来,也没有恶化成集体的暴力行为,这场和平集会还是属于和平的。问题是,当执法单位采取强硬的立场,或者是执政当局拒绝谈判,那么双方撕裂的局面将会拖延,导致早已经紧张关系进一步升级。

有部分马来西亚华裔人士人因为香港学生的“暴力”而对香港市民和学生的公民抗命运动不予以认同,这是认知上的不足。香港学生和市民参与这场运动的方式乃通过在公共场合的和平集会宣扬他们的诉求,以此向态度一向强硬的中共政权以及香港特首梁振英喊话,要求对话以争取真普选。

学生和市民要求使用的是公共场合,意即它是大众的场所。遗憾的是,香港警方强行拖拉参与集会的学生,而且还把整个公共场合重重包围,还筑起一道3米高的维铁。这种做法就和马来西亚皇家警察过去数次净选盟大集会时封锁独立广场的态度一样。公共场合属于公众,政府应该让市民自由聚集表达意见,这是普世人权。遗憾的是,香港政府背此道而行,令人诟病。

如果有人说连香港这类型的公民抗命运动有问题,那么历史上许多具有历史意义的公民抗命运动都要被否定了。这包括南非曼德拉对抗种族隔离政策的公民抗命运动、印度圣雄甘地领导的公民抗命运动(又称不合作运动)、美国马丁路德金的民权运动、推翻菲律宾独裁总统的公民抗命运动(又称人民力量运动),甚至是本土的2007年、2011年和2012年的三次净选盟运动。这些运动是否都要被否定?

也有人问,谁都可以上街,但是不能“煽动”和“利用”中学生。我不是香港人,也不曾经拜访中港台澳这些大中华国家和地区。

许多马来西亚华裔不曾拜访香港,对香港的各项议题一知半解。在许多马来西亚华裔的眼中,香港就是大中华地区的好莱坞,有《劲歌金曲》、《欢乐今宵》、电视剧《季节》、金像奖影帝影后、电视剧人物柴九、《超级无敌掌门人》、《警察故事》、《寒战》等等娱乐节目和得奖电影。

这些都是非常片面的。各位如果对“和平占中”运动背后的因素和议题有兴趣,我建议可从两个人开始——香港立法会社民连籍议员长毛(梁国雄)以及来自人民力量的黄毓民。Youtube有许多他们两人和泛民派议员在立法会的声音。从这些短片之中,我们又可以看到香港社会各项触动人心的议题,如:
1. 政治议题(争取2017真普选)、
2. 社会议题(中国孕妇来港产子、中国的“水货客”来香港抢购便宜奶粉再拿回去中国高价转卖牟取暴利)、
3. 经济议题(香港贫富不均、楼价居高不下,中下阶层人民无法居者有其屋)、
4. 教育议题(2012年中央计划在香港推行国民教育,俗称“洗脑教育”),甚至
5. 文化议题(普通话的地位开始超越香港普遍流行的粤语)。

其中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香港电台(RTHK)自1980年制作的一个称为《城市论坛》的香港议题的论坛节目。节目是在户外进行,并透过电视和电台现场直播。该节目为使学生加强对时事的认识和关心,每集亦会邀请不同院校的中学生到场发表意见以加强互动。

最新一集的《城市论坛》可从这里观看。这一集的《城市论坛》充斥着成人们的叫骂声,可是香港的中学生(有位女学生的校服几乎和五四运动的旗服一样)却能够淡定自如,温文尔雅地向论坛人士发问。

我们大概可以猜想到,连香港的中学生也能够上电台的论坛节目向论坛发言者发言发问,同时让全港720万市民现场直播观看他们的发问,这已经远远超越我的预料范围之内。可是回头一想,中国历史上何曾不发生中学生参与的运动?五四运动不就是以青年学生为主导的爱国运动?

部分马来西亚华裔或许认为中学生不适合参与政治,因为中学生必须先搞好课业,可是当下香港的政治语境下所产生的“香港中学生”和我们从各类香港电影或青春偶像剧中的角色相差甚远,也导致他们对“香港中学生”这个名词存有认知上的误差。

香港市民抗命运动的诉求也很简单,那就是争取一个符合国际标准的选举制度,以选出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行政首长(特首)。这个诉求合乎逻辑,也符合国际标准。海外人士如果要迅速知道更多这方面的资料和历史背景,可按此链接阅读更多这方面的资料。

我读了这些资料之后,我得到的结论就是,所谓2017年在香港落实的特首选举,其实质内容和制度比新加坡还要落后和退步,更遑论要和英美国家甚至是马来西亚做相比。无论是由一百几十人,还是一千几百人,仰或几万几千人选出来的特首,他依然还是小圈子选出来的特首,无法彰显民意。

有人甚至在我的面子书提出这样的类比:“一个孩子跟爸爸讲,我给你四天解决这问题。四天后,爸爸不能解决问题,孩子就开始用自己的方法包括暴力,这样对吗?”

如果是这么简单的类比,当然是孩子不对。比如孩子已经拥有Iphone5,可是不甘心要Iphone6。爸爸不给,结果孩子施暴,那孩子还会是对的一方吗?可是看看今天香港的情况,我提出的反驳是:现在孩子被爸爸囚禁、虐待、殴打而抗争,那孩子有错吗?

也有人提到,这是香港人的事情,为何要去干涉中国的内政。这种话如果出自于非民主行动党党员,我尚可理解。可如果出自行动党党员的口中,这代表党的政治教育还做得不够透彻。民主行动党和民主社会主义所提倡的团结互助,不就是不分国界、种族和区域声援和帮组被压迫的人民吗?面对这些党员,我希望他们加强这方面的理解。

香港的市民抗命运动除了让世界更了解和同情香港人的无奈,也让马来西亚的民主运动人士,尤其是支持民联的华裔选民上了两堂宝贵的课。第一堂就是大家一直批判的“五点收工”的抗争模式。这点丘光耀同志已经多次提及,我无需多谈。第二堂课就是原来在我们当中还有许多民主根基摇摆不定的人士。这类人士容易因为所谓的“中国情意结”把所有不合理的东西合理化。

大家更不要忘记,当年孙中山推翻清朝,靠得就是海外华侨的捐款。孙中山先生还说“华侨乃革命之母”。如果我以民族主义的角度来看,今天香港的市民抗命运动和孙中山的革命运动无疑是一脉相传,只是他们发生在不同的时间。当远在马来西亚的我们面对国阵煽动法令的魔爪的时候,我们更应该悟出一个道理,即我们和香港人殊途同归。

面对强权的压迫,即便这个强权是炎黄子弟,我们更应该互相支援声援被压迫的同胞。

刘永山
雪州甘榜东姑州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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