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nday, February 18, 2007

我国需要一项全面的防范罪案大蓝图

我国的治安敲起了警钟。坊间许多来自各宗教、文化、语言以及教育背景人士都对我国的治安败坏越趋担心。人们已经不敢单独在大城市的街道上步行,尤其是单身步行的女性。即使是男士们也随时面对暴力行劫的风险。

年仅21岁的拉曼学院生利建业就是最好的证明。国会下议院副议长拿督林时清在八打灵再也的住宅也遭匪徒抢劫,损失数万令吉。国会反对党领袖林吉祥、首相署部长拿督斯里纳兹里、外交部长拿督斯里赛哈密、首相署部长拿督斯里诺华威阿芬迪、灵北区国会议员周美芬、前甘榜冬姑区州议员邱成福等等达官显要都曾经成为匪徒下手的目标。

所有人无可幸免

罪案频频发生,前槟城总警察长拿督马骐骝此次在八打灵再也加星路的独立式洋房遇劫丧命,其实早已不是希奇新闻,但是此案能够引起民间如此大的反弹及民怨,乃是因为马骐骝虽曾经贵为一州之总警长,也曾经是国会议员,其住宅防卫深严,竟也遭于如此下场。

由此可见,治安不靖的受害者已经不限于一般的公众人士,甚至政府高官,甚至是警察本身也可能成为匪徒下手的目标。我国正副首相甚至是最高元首也难保有一天会遭匪徒下手。

此时此刻,匪徒随时比来外侵略者更加能够危害我国国民的安全。虽然警方高层和政府高官曾表示,打击罪犯也必须依赖公众人士的合作,但是要根治治安不靖的严峻问题,国人最终能冀望的还是警方,因为警方是我国能够合法使用武力的保安机构。这点是毋庸置疑的。如果欠缺警方的参与甚至是没有警方的参与,任何防范和打击罪犯的努力将付诸东流。

目前全国各大城镇都热衷于搞警民对话,我跟人相当质疑警民对话的有效性。对,警民对话或许提供一个直接平台,让公众人士针对地方上的治安问题和警区警官交流,但是它是否能起立竿见影的效用呢?从我个人观察,其答案是否定的。更令人心痛的是,类似活动已经沦为在朝政治人物每年的例常选区活动,贬为政治人物的宣传工具。当大家一窝蜂搞警民对话,甚至乘机主办各类软性活动,如儿童天色比赛,这对促进打击罪犯方面能扮演怎样的带动角色?

警民对话没有后续行动

另外一个主要的失败原因就是没有后续行动。警民对话往往成为人民向警方宣泄不满的地方,简单来说成为人民的泄气筒。

当警民对话沦为人民宣泄不满的场合时,民间纵然有许多良好的建议,但往往碍于缺乏永续性的后续行动,例如监督政府和警察在地方上的治安工作、监督建议的实行等等,警民对话的实际效用已经大打折扣。再加上地方上的人民国州议员往往也把这些活动当成宣传活动,没有在后续监督工作下足功夫,导致警民对话的成效往往是事倍功半。

罪案恶化影响经济,经济恶化影响罪案

治安也往往和经济盛衰有关,经济表现下滑、外资裹足不前、国民低就业率、通膨居高不下、消费能力削减,这些都是导致治安不靖的要素。许冠杰的一首歌《钱》里面就有这样的歌词:“有咩也令你心花怒放……钱……使么衰到通街偷抢偏当”恰好能够形容这种情况。

另外,治安败坏也肯定影响国内的投资气候。试想,有谁愿意把钱投资在一个没有安全保障的地方?别的不谈,就先谈最近半年发生在国内各大机场的货舱失窃案。如果马来西亚政府管理的机场货舱也那么容易遭歹徒破门行窃,外来投资者又如何放心把他们的货物屯放在大马?

毋用否认,防范罪案固然也是全体国民的重要责任之一,但当国内的犯罪率飙升45.1%,即从2003年的15万6315宗罪案上升至去年的22万6836宗,我们不得不承认,如果要有效打击罪案,警方扮演的角色是最大的。没有警方积极的打击罪案,民间的种种努力只是杯水车薪、不能根治问题。

可以肯定的是,警方人力不足是问题的关键要素,要根治问题,我们无可避免地必须从警方的人力管理下手。这其实并不是新鲜议题,只是政府是否愿意把从事非打击罪案工作的警员(尤其是负责监督在野党活动的政治部人员)调回罪案调查组,从事警察部队的天职?

既然打击罪案不再是单方面的责任,也必须先从警方内部的整顿开始做起。我国何妨不拟定一项长远的罪案防范大蓝图,以整治国内的治安问题。这项大蓝图必须最终必须拆散到各地方,并且由各地的地方政府负责监督执行。虽然各阶层人士(包括朝野政党、居民协会、睦邻原则计划、社团商团、包括警方和市政局执法组在内的执法单位以及其他政府机构如自愿警卫队等等)在防范罪案方面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但是如果这些努力没有获得良好的协调,它们最终将付诸东流,无法在打击罪案方面做出最大的贡献。

有了一套完整的防范罪案大蓝图,然后在执行方面交给地方上的人民去执行,譬如有地方上的人民,朝野政党人士等等监督蓝图的执行,并对地方上的罪案状况(Crime profile)进行研究,这将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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