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day, May 30, 2005

连巫统也要办大学?

上星期五,高教部部长拿督沙非宜在吉兰丹丹那美拉向传媒表示巫统有意成立自己本身之大专学府。他说,巫统教育局将会于近日内召开会议以商讨此事。

当教育部长和高教部长都是巫统领袖,当全国17间国立大专都隶属高教部的管辖之下,当全国各大小城乡都有供土著学生就读的玛拉工艺大学(UITM),巫统还有必要办大学吗?

政党开办大专教育,往往目的并不纯粹是为了教育;反之,党宣亦是党办教育的最大议程。这是区分党办教育与民办教育的重要分水岭。

在大马,党办并非是新鲜事。拉曼学院和拉曼大学就是马华公会所开办的两所高教学府。国大党也办了一所亚洲医药、科学与工艺学院(AIMST)。而民政党正在筹组其宏愿大学,开办远距离教育。即使是反对党如回教党,其所开办的穆斯林幼儿园、人民宗教学校等等都可解都为政党办教育的佳例。

而以办教育作为吸纳选票、争取支持的手法更在大马屡次上演。在1994年,为求赢取沙巴州政权,国阵向人民承诺将会在沙巴州成立一所大学。这所大学就是现在的沙巴马来西亚大学。

当初马华公会成立拉曼学院,目的就是让申请国立大专失败的华裔生能够继续在该学院深造。在金保设立拉曼大学总校,除了在名称上能够取「大学」一名以外,它还肩负带动金保房地产的功能。

在此思想架构上,巫统挟以党国资本主义的强大后台,要办高教其实并不困难。问题在于这所高教的「政治用途」是什么?高教部长选择在丹州宣布这项消息,自然让人有所遐思。

然而,如果从办教育的角度来看,这趋势只能愈叫人悲哀。当教育已经成为政党捞取政治资本的工具,教育已不再是教育。开办大专教育本为创造知识、传授知识。在创造和传授知识的当而,独立思维与批判精神更是大专教育不可或缺的元素。党办高教,其最大的垢病在于它在某些层面(尤其是抵触党政理念)扭曲高教原则。

更加令人担忧的是,当大马的大专教育只有量方面的增长,但在素方面却裹前不足,受害的还是下一代。这就好比二三十年代南洋华社曾经一度热心办教育,但是办的仅仅是小学,却没有人把触角伸及到中学。后来一些有识之士和华教人士毅然办起中学,甚至到后来的南洋大学。

如果没有这方面的突破,大马华教或许尚未有今日之成就。行笔至此,只希望沙非宜能够成为打造第一世界高教的推手。

刘永山

Wednesday, May 11, 2005

什么是政府的社会责任?

渡过了5月1日及2日的劳动节假日之后,政府在5月3日就颁布了一项并不怎么令人快乐的消息-即把汽油和柴油价格分别调涨10仙和20仙。这两项分别7%和23%的涨幅是历年来最高的涨幅,也是自2004年3月21日大选以来汽油第3次涨价、柴油第4次涨价。

说实在的,这种令人心跳一百的「涨价行动」应该能免则免,因为政府在宣布涨价之前完全没有提供充足的资讯让人民进行广泛的讨论,以让人民信服政府涨价的理由。

面对如此高的涨幅,其连锁反应我们自然可想而知。虽然政府表示其用意是为了减轻政府的财务负担(就以柴油来说,目前政府津贴柴油的款项,平均每个月约2亿7800万令吉;每年则高达33亿令吉),然而政府通过售卖石油所赚取的利润以及其所带来的税收,应该超越这个数字。

根据财政部在国会的书面回答,国油截至2004年3月31日的财政年的盈利为236亿令吉。如以28巴仙的公司税来计算,政府至少应该从国油抽取66.08亿令吉的税收。这一笔税收比政府每年津贴柴油的33亿令吉还要高出一倍。简单一句,既然大马是石油生产国,那么让国民享获更为低廉的石油价格是无可厚非的。

其实政府应该认真监视的还是边境柴油走私的问题。根据现有的情况,大马边境地带的津贴柴油有超过90巴仙遭走私或滥用。政府既然为了腾出更多拨款以刺激地方上的发展,并指出这为政府之社会责任,那么重点打击这些地区的柴油走私活动也是政府责无旁贷的「社会责任」。

同时,政府表示会继续控制物价,以确保不会加重小民负担同时。一方面,政府也不希望燃料涨价会成为商家调涨物价的原因,并希望商家协助政府建设经济,自行吸纳额外成本。然而政府不能不知类似「涨价行动」将持续不利小商小贩。试问天下有哪一位商家愿意做亏本生意?

除了调低对柴油车的高昂路税及过路费外,笔者认为政府应将省下的22亿元汽油津贴用在提升公共交通系统上,以减少人们对私驾车的依赖。燃料价格上涨会引起如此广泛的负面影响,主要是因为大马人民长期以来过于依赖私人交通工具。制定一套完整的公共交通系统大蓝图,加强公共交通系统的效率更是政府首要的「社会责任」。
刘永山

Monday, May 09, 2005

打造第一世界的州议会

如果不是雪州反对党领袖兼双溪槟榔区州议员邓章钦遭州议会议长驱逐出州议会长达5个会议天,我们根本不知道即将在今年8月成为先进州的雪兰莪州的州立法议会一年竟然只开会6天。

作为一个先进州,其最基本的重点就是州内人民生活素质的全面提高。这其中不仅是经济方面的成长,也包括人文素质的培养以及环境的保护。而州议会的表现,更是衡量雪州在提升人文发展的重要指标。

州议会的角色,就必须先从联邦宪法州政府的权限开始谈。当初联邦宪法制定之际,为平衡州政府与中央政府的权限,宪法清楚诠释中央政府和州政府两者各自全权负责之权限,即我们所知道的Senarai Pusat和Senarai Negeri,以及两者之间联合负责的权限(Senarai Bersama)。一般上,中央政府所负责的事务都是需要一个完整和统一协调的事务,如国防、财政、内安等等。而州政府所负责的主要是地方政府、土地、宗教事务等等。

相对于中央政府所管辖的权限,州政府所处理的事务大多都是国家能够允许在各州存在一定程度差异的事务。如果我们记忆犹新,我们当然不能忘记在今年1月中旬国会通过议决案修改联邦宪法,把水供事务从州政府的权限中转移到中央政府,或者是我们俗称的”联邦化”。这就是中央政府和州政府之间在处理各自利益关系时所必须面对的法律问题,虽然今天大马13州政府只有丹州一个是由回教党执政。

既然联邦宪法诠释州政府的权限只是局限在部分领域,州议会的权力范围自然也是围绕在联邦宪法所限制的框架里。然而,如果依循联邦宪法所制定的权限,许多人士会以为州政府其实管辖的范围不大也不多,因此在心理上也对州政府的少了一层的监督。而这也造就了一般选民倾向于”国投反对党、州投国阵”的投机心态。

虽然中央和各州在权力分配上得到明确的协调,但是如果以州议会和国会的开会天数来作一个比较简单的对比,我们会发现两者之间的天渊之别。国会下议院一年开会大约60天左右(依据国会网站)。一些州属如砂拉越州州议会的开会天数一般上每年不会超过21天,其他州如森美兰州也是如此。若把雪州和其他州相比,雪州州议会的开会天数实在少得很。当州内各地方议会能够每一个月都召开月常会议,为何雪州州议会的开会天数还会比雪州的地方议会来得少?

作为一个实行议会民主的国度,议员的责任就是为选区选民仗义直言。开会天数的多寡,其实就是议员发表言论、研究政策、辩论法案所拥有的时间。一年6天的会议日,我们到底要问到底州议会能够怎样监督州政府的行政,以确保类似农业公园事件不会在先进州的雪州重演? 难道我们真的是如此地先进,以致能够花比别人更短的时间来做好同样的事?这是一个确实令我们遐思的问题。

刘永山

有选择、有保障-谈恢复地方议会选举

关于地方政府的办事效率,相信许多读者都已经一一领教过。说实在的,恢复地方议会选举并非是确保民生问题能够获得100%解决的仙丹灵药,因为地方政府的行政依然受制于整个中央政府的公务员系统。这个是显示层面的问题,也是一个不容我们否定的现实。

然而,如果大马人民持续忘记地方政府的选举,那么这将会是大马政治步入倒退的重要启示。在现实上,地方政府的效率依然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政府官僚制度的限制。然而在同一时间里,地方政府也必须存在着人民和纳税人的声音,地方政府才能名正言顺地自称为「政府」。这就是在价值层面上所看到的另一面。而这个价值层面的认同不能因为现实层面的论述而站不住脚。这就好像我们不能因为地方政府的官员摆出官僚态度而否定恢复地方议会选举的重要意义,当然,我们也不能天真的以为出现民选的地方议员以后,地方上的民生问题就能一一解决。然而,民选地方议员的关键在于它提供一个管道让人民以自己的意愿选出,并籍此通过代议士监督政府。

迄今,大马在全国各地拥有大约144个地方议会。这些地方政府的层次包括市政局、市政厅、市议会以及县议会。每一年,每一个地方议会都会向居住在其管辖范围内的居民征收门牌税以及各式各样的大小税务,与此同时,这些议会都有他们本身的官员,他们负责管理和维修道路、花园,以及为居民提供应有的便利和服务,例如设置图书馆等等。

虽然这些地方政府属于民事机构而不是以盈利为本的商业机构,但是如果我们仅仅从地方政府每年所获得的税收和开销来作为判断标准,地方议会选举的重要性便轻易地显现出来。每年全国144各地方政府向全大马人民收集将近120亿令吉的税务,开销总额却达到132亿令吉。这些「亿亿」声的数据如果与一般上市公司每年所赚取的盈利和开销来比较,我们不难发现地方政府其实与一般的上市公司并没有什么两样。既然任何上市公司每年必须提呈详细的财务报告予每一位股东,那么作为纳税人和股东的大众,是否也有权力过问地方政府的行政与财政事务呢?

这里其实又触及「人民才是老板」的概念,而其却又与孙中山先生所提倡的「天下为公,还政予民」的概念恰有相似,甚至是一样的意义。「人民才是老板」让人想起刚结束不久的报税日大限-4月30日。虽然这项报税是呈报个人过去一年以来所应缴付予中央政府的所得税,但是谁知道中央政府每年拨出3亿至4亿令吉的拨款予地方政府作为紧急拨款,因为部分地方政府没有能力支付其员工或承包商的薪酬与欠款。如此以来,这岂不是表示人民其实是付还双重税务予地方政府?

当我们大谈肃贪透明度施政的同时,我们更不能忽略要落实高透明度和良好施政的大方向,我们就必须拥有完善的民主建,而这又必须从最小的层面做起。民主制度可能不是解决问题的最有效方法(当然,这必须回到另外一个问题,即违背民意、强权支配的行政机构是否就是最有效率的办事方法),但是如果小学生能够自由选出他们的班长,为何成人世界的市议员却也不能通过票箱选出来?这个问题其实不容易回答,而且也不用刻意回答,因为只要拥有选择权,人们生活才能得到最起码的保障。其背后的逻辑就是那么的单纯和简单。恢复地方政府选举,其实就是让你有更多的选择。

刘永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