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約必守豈能當兒戲？

 馬來西亞皇家空軍在本月1號發布一項驚人消息：空軍雷達在5月31號上午11時53分，偵查到16架解放軍軍機以相隔60海裡距離的戰術編隊飛入馬來西亞海域、亞庇飛行情報區並且靠近砂朥越州美里的馬來西亞領空。

馬來西亞皇家空軍首長丹斯裡阿克巴指出，大陸軍用飛機進入我國領空卻不予以照會，也不願意遵循我國空軍指揮塔回航，嚴重威脅我國國家主權。由於亞庇飛行器情報區航空路線交通繁忙，這也會危及航空安全。

外交部長希山慕丁隨後表示將向大陸遞交外交照會書，同時將會召見大陸駐馬來西亞大使表達我方的立場。

這裡有幾個有趣的問題。第一，不久前和王毅稱兄道弟的希山慕丁，這次該如何向“大哥”表達“抗議”？國盟政府提交的外交照會書內容是什麼樣子？

第二，大陸當局的回應雖然中規中矩，但是一位來自大陸，名為包明的的軍事專家，翻牆在Youtube發布視頻批評馬來西亞搞雙標。他說，馬來西亞一方面和大陸稱兄道弟，另一方面卻玩雙標，和美國維持軍事合作，因此這次是要給點顏色我們看。

不知包明翻牆之後有無發現，當初希山慕丁過度熱情在國內已遭人嗤之以鼻？也不知包明是否了解，馬來西亞身為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有權和任何邦交國進行任何層次的合作關係，包括軍事合作。

第三，如果這次中國的軍機要駛入馬方領空前依循國際法獲得馬方允許，或者是他們願意和馬方控制塔聯繫打個招呼，然後跟著指示回航，就不會釀成今天的風波。

此事讓我想起2016年的《南海仲裁案》。此案乃菲律賓當局在荷蘭海牙（Hague）的常設仲裁法院（Permanent Court of Arbitration）申訴。該仲裁庭根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UNCLOS）做出裁決，即大陸當局提出的“九段線”在該公約之下沒有法律依據和效力。雖然大陸當局也是該公約的簽約國之一，但是大陸當局由始至終都不參與、不承認和不執行裁決，有損風範。

反之，大陸認為應以《南海各方行為宣言》為行事標準。有趣的是，《宣言》的第一段文字就開宗明義提到：“各方重申以《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1982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以及其它公認的國際法原則作為處理國家間關系的基本準則。”

既然提到《聯合國海洋公約》，為何卻不參與、不承認和不執行該《公約》之下所作出的裁決呢？這點讓許多人士不能不懷疑大陸當局是否以“和平崛起”之虛，行“秀肌肉”之實？

大陸軍機犯我領空引起國英文媒體的關注，有者甚至在社論對大陸毫不客氣，進一步加劇友族同胞對大陸當局的惡劣觀感。他們認為，大陸的舉止嚴重違反pacta sunt servanda（有約必守）之國際法原則反之。然而，許多經常對大陸共產政權功頌德的評論人卻表現得相對平靜。他們將如何評論這事情，值得大家留意。

劉永山

放下傲慢和歧見搞好抗疫工作

 這則評論見報時已經是FMCO的第二天。民眾已經不再理會到底MCO前面出現的是什麼英文字母。

不管是什麼名堂，重點還是葫蘆裡面賣什麼藥，也就是不同版本MCO裡面哪一行業可以營業，哪一行又不可以營業。如果可以營業，業者必須遵守哪些條規？不可以營業的，政府會提供什麼輔助和津貼？

從後門首相慕尤丁在星期五下午宣布將在6月1號落實FMCO直至5月31號，幾乎全國人民都在折騰。

政府宣布落實FMCO的那一天，卻無法同時宣布相關的細節，這是最讓人詬病的地方。結果大家在週日必須一窩蜂守在網絡，從中午等到下午，最後才獲得一些答案。難道這是我們第一次MCO嗎？

例如獲准營業的十七個關鍵領域必須向各個政府部門申請准證，結果大家在整個星期一上午守在各自部門的官網或官方面子書等待進一步消息。

到了下午，才發現政府決定使用貿工部的CIMS一站式系統來處理業界的申請。其申請程序不困難，因為聯邦政府在這之前就已經使用CIMS，許多業者的資料已經存放在CIMS，因此這次也只不過重新處理而已。

可是為何聯邦政府要高調宣布貿工部在過去去發出的批准信將在6月1號之後無效？

可能要平息民怨，首相在周一宣布全體政府部長從六月開始停領薪資三個月，以協助國家賑災。昨天大馬公務文員職工總會CUEPACS主席建議54級別以下的公務員自動扣除薪水至少10令吉來援助政府的抗疫工作。

這兩項宣布多少能夠緩和民間對政府的怨氣。公務員本來就是要為民服務。CUEPACS主席承認，許多公務員還沒有接種疫苗，呆在家辦公效率不大，但是卻又回不了辦公室上班，倒不如讓他們快速接種疫苗，能夠重回工作崗位。

例如旅遊部和體育部在過去幾乎處於冬眠。除了留住少數關鍵公務員維持部門的日常運作，政府何不調動這些部門的公務員參與抗疫工作？預期調動民間團體和組織來當義工，這類公務員更應該充當馬前卒。

民間還有另一個怨氣，那就是針對疫苗接種的效率。我國從各大藥劑廠家採購疫苗的價格還是一片疑雲。雖然政府和這些公司簽訂保密合約，但是總不可能連一個大概的價格也說不清楚吧？

另外，為何馬來西亞的疫苗只有這三類？由於我們取貨慢，因此我們必須嘗試從更多的管道獲得更多的疫苗供應。反之，即使是這三個牌子的疫苗，如果貨源充足，我們何須煩惱如何獲得更多不同疫苗牌子的貨源？

無奈還有一些評論人粉飾太平。我國疫苗接種效率超慢、凱里部門管理的HIDE造成許多商場無辜被關、阿斯利康疫苗的網站接種程序造成混亂，竟然還有人讚揚“凱里做了一件好事”。

另有一些則說疫苗價格保密是國際市場的規律和常態，在馬來西亞卻變成政治問題，造成“永遠說不清楚”，因此“要和凱里一起跑”。我不清楚到底“要和凱里一起跑”是什麼意思？馬來西亞人民的願望是，凱里和國盟政府的高官能夠放下政治歧見和傲慢，下放權利和地方一起配合，搞好抗疫工作。

劉永山

國盟政府可否阻止以色列境外執法？

 以色列與巴勒斯坦最近再次爆發衝突，除了呼籲雙方停火之外，馬來西亞和許多穆斯林國家在國際場合以強硬的字眼譴責以色列的暴行。剛好衝突發生在穆斯林戒齋月結束和歡慶開齋節之間，馬來西亞許多穆斯林社區除了張掛巴勒斯坦國旗以示支持之外，也發動籌款運動救援在巴勒斯坦遭受以色列襲擊的巴勒斯坦人。

或許因為馬來西亞過去對以色列採取強硬的態度，最近有最近有報導引述消息人士表示，以色列的特勤局（Mossad)將對伊朗、土耳其和馬來西亞等國發動空襲，因為這些國家接待、資助和培訓哈馬斯官員，以色列政府已下令特勤局殲滅國內外的哈馬斯高級官員。

以色列特勤局全名為以色列情報及特別行動局。顧名思義，Mossad除了收集情報，也策劃和發動特別行動。Mossad過去除了暗殺海外許多被列入黑名單的反以色列人士之外，也曾經擄走在二戰後流亡海外的前納粹份子。

其中最經典的就是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此人在納粹統治時期負責遣送數百萬東歐的猶太人進入集中營施行最後處決。二戰後，艾希曼成功擺脫盟軍的法律控訴，埋名隱姓輾轉來到阿根廷。以色列過後就是通過各種手段把艾希曼從阿根廷擄走，帶回以色列公審，雖然以色列這個國家在二戰時期並不存在。

馬來西亞雖然和以色列交惡多時，但從未直接威脅以色列的生存。馬來西亞和巴勒斯坦的關係，不管是哈馬斯、法塔赫或哪一個派系的巴勒斯坦政權，都是建立在提供人道救援基礎上。 向

以色列的軍事力量固然能夠對千里之外的國度發動襲擊，但是這必須是在完全符合一定條件之下才師出有名。以我淺見，以色列更慣常使用的招數就是進行諸如綁架艾希曼這樣的 “境外執法” 方式。

後門內政部長韓沙再努丁說，政府已提高管控保護大馬人的全，包括身在大馬的巴勒斯坦人。韓沙或許忘記在2018年4月，哈馬斯一名活躍成員在清晨離開吉隆坡的清真寺就遭遇槍害。如果他忘了，不知他還記得2017年2月，當時的朝鮮公民、時任領導人金正恩之兄金正男在馬來西亞吉隆坡機場遇刺身亡。一般懷疑這是朝鮮當局“境外執法”所致。

看來，以色列當局的境外執法已經開始出現變化，他們或許認為艾希曼方式太過麻煩，更直接了當的方式就是就地解決，無需拖泥帶水，也不會牽涉以色列政府。

這可是非常令人覺得恐怖的。試問，進行這樣的活動並非一般的流氓或黑社會組織，而是動用到整個國家和政府機關。怪不得有人稱以色列為流氓國家。更甚的是，歷史因緣或宗教因素讓以色列這個猶太國家成為一個長期獲得西方右翼保守派政黨支援。

對內對外，聯邦政府要有適當的對策來阻止任何國家包括以色列在馬來西亞境內實行“境外執法”。對外，我們的外交政策要有適度的調整，讓我們的外交策略能夠決勝於千里之外。關鍵是，我們連小小的肺炎都管不好，更何況是以色列？

劉永山

恢復議會運作刻不容緩

 無可否認，國盟政府在年初實行緊急狀態，讓議會運作停擺，美其名是要集合全國的力量和資源集中抗疫，但是背地裡也間接延長國盟政府的生命力。

然而，國盟政府抗疫失敗，甚至被迫多次U轉，已讓國盟政府威信殆盡。最高元首頒布的緊急狀態法令阻止所有議會運作，即除了國會及其屬下的所有專責委員會不能運作如常之外，州議會也遭遇同樣的命運。

這對國家人民來說是不利的。當三權之中的行政權與司法權都能夠在緊急狀態下毫無限制如常運作，為何立法權卻停擺呢？

此外，一旦長期針對行政權缺乏監督與制衡，行政權或有可能進行許多無法彌補的遺漏或錯失。今年剛好是國盟政府執行第一年的財政預算案，試想想，剛踏入2021年就來個緊急狀態，如果沒有議會，人民如何知道他們怎樣管理人民的血汗錢？

國會下議院議長拿督阿茲哈更是荒唐。他說議會所扮演的監督和制衡角色沒有癱瘓，畢竟在緊急狀態結束以後，議會和所有的專責委員會能夠恢復運作！

難道他不知道“過咗海就系神仙”的道理嗎？有論者認為現在沒有必要召開國會，因為這樣會造成國盟政府無法擊退不信任動議而垮台，進一步造成政局動盪不安，嚴重影響經濟發展至余，也會因為隨之而來的選舉造成確診人數大幅度上升。

這咋看之下似乎有理，可是他們忘了，國盟政府不就拉攏了好幾位希盟國會議員退黨成為獨立議員，轉而支持慕尤丁嗎？巫統內部派系林立，不見得全部都會與國盟政府割席。

如是這樣，召開國會還有什麼懸念？反之，議會正常運作除了能夠制衡政府以外，也確保政府在種種抗疫工作向人民透明交代。

例如，目前施打疫苗的速度超慢。人民要知道，到底國盟政府從國家信託基金撥款50億令吉購買新冠肺炎疫苗到底是什麼一回事？

再問：政府交由發馬（Pharmaniaga）生產的中國科興疫苗到底要支付多少額外的費用？去年10月，凱里表示其費用是每人介於5到21美元。去年12月，當凱里出席發馬與科興簽約生產苗時，表示本地生產的科興疫苗遠比從大陸直接入口還便宜。

到底疫苗的真正價格是多少？是什麼原因導致施打疫苗不能依據時間表來進行？要最直接獲得答案，最快捷方便有效的方式就是在國會緊抓部長來諮詢問話。

不僅國會，州議會也因此陷入停擺，導致州議員針對許多重大課題無法向州政府進行諮詢，尤其是涉及土地、環境、森林保護、地方政府、政府收入等。其屬下的專責委員會的運作也一樣遭凍結。

《聯邦憲法》第150條並未明確阻止議會在緊急狀態下必須停擺。早前國會下議院議長阿茲哈說國會議員還是可以參加委員會會議。這是睜眼說瞎話。只有鼠目寸光者才以為議會玩弄政治權術的場所，殊不知議會乃民間大事，恢復其運作乃刻不容緩。

劉永山

艾恩是馬來西亞版的#MeToo

 2017年是女性起義的一年，全球多為曾經對性侵犯忍氣吞聲的女性受害者挺身而出在社交媒體用 “#MeToo”公開受辱經歷。

時代雜誌更把這群女士譽為打破沉默者（The Silence Breakers），並獲選為該雜誌的年度風雲人物。

這五位勇敢打破沉默的女士包括好萊塢女星艾斯莉茱爾、Uber前女工程師福勒、發起聯署關注加州政界性騷擾問題的女說客依伍、歌手泰勒絲以及為受到性騷擾的農業女工發聲的摘草莓女工帕斯夸爾。

這股運動始於艾斯莉茱爾指控好萊塢監製溫斯坦曾經對他進性侵犯，結果一石激起千層浪，影響力席捲多國娛樂、政壇、傳媒界商界及體壇。她們敢怒敢言，讓全球許多名涉及性侵犯和性騷擾的肇事者被調查，有者甚至失去工作或官職。

艾恩（Nurul Ain）也算是是馬來西亞版的#MeToo。

艾恩在社交媒體發自拍影片，申訴她就讀的中學有男教師在體育課討論性騷擾課題時言語猥褻。艾恩的影片隨後在網路廣傳，隔日又在推特揭露遭男性同學辱罵及恐嚇。

雖然艾恩並沒有遭受任何性侵犯，但是對於像艾恩這樣的女中學生要面對連翻性騷擾和恐嚇，其所造成的精神壓力並非是一般女生能夠承擔，更何況是一名17歲的女生。她勇於揭發真相，該當馬來西亞版#MeToo運動的代表人物。

在艾恩事件之前，一名網民在推特上詢問，校園裡是否仍存在檢查月經的習慣，因為這已經嚴重侵犯個人隱私。許多網民回應和分享自己的故事，包括在瑪拉初級科學學院（MRSM）的經驗，他們希望當局能夠正視這類侵犯個人私隱和性騷擾的做法。

我在2018年本欄撰寫一文，題為《向#MeToo戰士們起敬》。我在該文提出一個重點，聯邦法院在2016年的一項標杆性裁決中指出，在職場遭遇性騷擾的受害者可通過民事訴訟的方式向惡者追討賠償。

雖然司法權已經開始關注性騷擾案件，但是讓人悲哀的是，艾恩揭發校園內的性騷擾醜聞並沒有得到行政權和教育部的正視。更甚的是，艾恩因為恐懼缺席上課而接獲校方發給艾恩的警告信，即如果繼續缺席上課，她可能將遭開除。最近一次，一名女校長在社交媒體上發佈一則文章，公開批評艾恩為虛偽，並稱其為「戴著頭巾的撒旦」。

據稱，該名肇事的男教師現在依然在艾恩就讀的學校上班。至於發生在學府和瑪拉初級科學學院的檢查月經事件也無疾而終。看來教育部不僅無意推行長短期方案糾正學校內的性別歧視，甚至教育部裡面的“大人們”對千禧後以社交媒體為保護本身權益而發聲的舉動而束手無策。

教育部似乎讓人覺得此事對他們來說是事不關己，但是在外面，巫裔社群已經開始聲討肇事者，他們早已對這個打著捍衛巫裔權益為幌子，但卻一事無成的“馬來人政府”感到不滿。美國的#MeToo運動造成一股風潮，讓許多社會名流丟官。不知艾恩事件會否對現在的國盟政府造成什麼影響？

劉永山

重施行管令的隱憂

 新冠肺炎的確診病例在馬來西亞和雪州一直居高不下，看來聯邦政府重新啟動行動管制令是無法避免。問題在於，這次重啟行管令是否能夠真正發揮一步到位功效？

坦白說，了解過去的經驗，我對聯邦政府的執行力感非常存疑。這不是因為行管令不能發揮功效，而是聯邦政府往往朝令夕改，讓民間和執法人員無法適應許多臨時更改。

例如，上週已經謠傳要在雪隆地區實行行管令，可是當局並沒有主動澄清何時實行，實行的範圍如何，以及實行多久？結果許多人預料將會在週一實行行管令。誰知道直至本文截稿為止，當局還沒有作任何宣布。

昨天英文財經日報《The Malaysian Reserve》的封面頭條新聞就報導了德國投資者對政府朝令夕改感到無所適從。我看這何止是德國外資，甚至是許多國內外的大小廠家和投資者都在吐口水。

第二，聯邦政府一直不願意下放權力給地方政府和州政府，尤其是分享相關關鍵數據，是雪州的確診數字居高不下的原因之一。自從中學在上個月恢復上課以後，陸續發生許多學校感染群群。即便是實行更為嚴格防疫措施的砂朥越州也爆發多宗感染群，以致他們必須繞過聯邦政府自行下令和宣布關閉學府。

坦白說，這是越權的行為，因為教育權限本來不屬於州政府，關閉學校也應該要有聯邦政府宣布。可是當國內開始出現學校感染群群的初期，教育部與衛生部好像是在踢球。這樣抗疫，何來成效？因此，雖然是越權，砂州政府自行宣布關閉學府也是沒有辦法之中的辦法。

當時，這個做法也只能暫時緩和疫情，但不是長治久安。教育界已經開始擔憂長期關閉學府不僅影響學習進展，也可能影響學童的心理與精神。

美國《時代》雜誌最近刊登一則關於美國學童在學校關閉前後的性格與情緒變化顯示幾乎所有負面情緒的指標，如感覺悲哀、孤單、焦慮或不安等都有上升的趨勢，反之正面情緒的指標如是否討論人生未來的計劃、與家人的交往是否更親密、對未來保持樂觀進取等都有下降的趨勢。

因此，我們要分析到底學校感染群是否是成人在職場傳染給孩子，再由孩子帶來學府？如是，與其關閉學府，倒不如先在職場實行行管令？我們是否可以讓孩子在特定的情況下繼續回校上課、讓家長居家工作或採取輪班制工作、禁止所有社交和宗教活動、禁止超過特定人數以上的堂食活動？

總的來說，民間商家以及許多小康家庭已經沒有多少積蓄和病疫消耗下去。聯邦政府應該放下自尊，停止閉門造車。他們必須與州政府和聯邦政府時刻分享重要資訊，探討到底這一波的疫情從哪里開始，甚至聯手加速疫苗接種，這樣方能對症下藥，早日走出陰霾。

劉永山

華人幫華人沒有錯？

 我在上週的評論文章提到標籤。時隔一個星期，似乎沒人願意為他們打下的標籤提供任何詮釋，那就允許我自己下手吧。

如果去（減）華化就是刻意淡化華人色彩，那麼“減華化”的對立面，即“加華化”就是刻意突出華人色彩。這些標籤就是最簡單的二分法。非我即他，容不下灰色地帶。

不管是全盛期還是低潮期，民主行動黨至少享有超過一半華裔社群的支持，有些選區甚至還獲得高達九十吧仙華裔選民的支持。這點民主行動黨不用刻意否認。

行動黨也不需要“加華化”。這是因為行動黨逐漸獲得各族選民的支持。這點也是不容否認的客觀事實。

舉個例子，自2008年以降，行動黨就因為興權會運動獲得印度裔族群的強大支持。高喊“加華化”肯定會被輕易標籤是只為華裔權益奮鬥。如此一來，行動黨的印裔領袖和支持者該何去何從？

現在的行動黨已經具備條件成為主流馬來西亞人的政黨。這個政黨除擁有華印裔代議士，也有來自東馬沙砂二州的土著代議士。在一些行動黨不曾參選的州屬如吉蘭丹、登嘉樓和玻璃市，行動黨也成立了多個支部，甚至連北馬的馬籍泰裔支部也成立起來，順利籌組州委會。

在這樣的前提之下，諸如“華人幫華人並沒有錯，只要他不分種族地也幫其他人”的言論即自相矛盾，也不符合馬來西亞多元政治的現實環境，甚至很輕易地就會被炒作為沙文主義。試問“華人幫華人”是否意味：

1.    華人警察是否要放過華人盜匪，縱容他為非作歹？
2.    華人法官審理案件，應該偏幫這位華人當事人？
3.    華人球判在球賽評分，應該偏幫華人球員多於其他族裔的球員？
4.    華人議員在幫忙選民，應該把資源優先發放給華人選民？
5.    華人教師為學生批改考卷，應該給華人學生更高分？

當然，像這樣的反問一定會被批為過渡詮釋。但是“華人幫華人”就是這麼簡單的字眼。按照字面解釋，就只能這樣理解，難道還有其他完全不同的詮釋？

問題是：如果後面多加一句“只要他不分種族地也幫其他人”，就讓人覺得前後不一。試問：華人要先幫誰？先幫華人還是其他人？實施情況是，所謂的“華人幫華人”的實際例子並不多，甚至很難發生，最終淪為有心人的煽情之作。

任何要在馬來西亞生存的政黨或政治聯盟絕對不能單靠單一族群的選票。就好比巫統、伊斯蘭黨和土著團結黨，也不可能在缺乏非穆斯林和非馬來人的支持下穩定執政馬來西亞。

行動黨肯定要穩住非巫裔選民的支持率，同時也必須開拓巫裔選民的票源，甚至爭取更多非華裔候選人在混合選區甚至是巫裔選區上陣。這些都是毫無衝突，更無需以什麼標籤或名堂來實行一刀切。
 
劉永山

無關標籤，只談態度

最近關心民主行動黨的朋友對許多標籤感到迷惑。不管是否是黨員，大家都很好奇地問：到底我要如何把我認識的行動黨議員或領袖進行歸類。很可惜的是，大家到最後都是無功而返，因為貼標籤的人物從來都不會為這些標籤進行一定程度的定義或詮釋。

既然沒有定義，那麼要依靠這些標籤行走江湖的人物就可以長期輕易地遊走於灰色地帶。這種操作方式尤其是在選舉期間更為明顯。最終，爭論淪為互扣帽子。

說明白，這和行動黨的鬥爭路線或主義完全沒有關係。這些標籤之所以會出現，純粹是選舉考量所在。有了這些標籤，操弄者就可以淡化所有關於個人的操守和行為問題。

因此，只要我們把這些貼上去的標籤拿走，反而正視或監視貼標籤者的過去和現在的言行舉止，反而更容易看清事實的全部。

例如：選民或黨員若要更精準地評估政治人物（包括我自己）的表現，更好的標準應該是監視這個政治人物在掌握權力和職位的時候做過和說過什麼話，而不是在這個政治人物下野或不掌控權力或職位時說過或做過什麼東西。

你會發現有些人之前位高權重，其言論的花兒當時開得大，但是後來的行為結果卻非常小。

他們在位時若有東西是他她答應了，卻辦不好或辦不成，他或她是否曾經道歉和解釋為何辦不成？如果有，他或她的理由是否合理？大家得到的教訓是什麼？日後如果有機會再來一次，我們要如何避免重犯？如果有政治人物能夠如此坦誠對待大家，我相信這也沒有什麼好爭議的。

對於現在我們看到的標籤。如果再把時間再拉長和拉遠一點來看，你會發現貼標籤的人過去也曾經說過同樣的言論。就拿“多元化”來說，有者認為多元化是應該凸顯多元族群色彩，讓大家看到各族群的色彩是同等鮮明。持不同論述的人則認為必須突出弱勢族群的色彩來對比強勢族群。

這樣一看，到底誰是誰非呢？其實是看不出對錯的，但是如果同一個人在不同的時間或空間曾經前後不一，那就非常有趣了。

因此，與其爭論何者論述更為正確，（而這樣的爭論也是沒有意義的），倒不如監視為何有人前後不一？到底他們葫蘆裡賣甚麼藥？就好比之前我提到，有人似乎非常喜歡消費馬哈迪來抬高或突出自己“反馬”的形象。事實是，希盟已經決定支持安華出任首相，幹嘛還拿馬哈迪來消費？

這裡面完全和路線或標籤沒有關係，只有心態正確與否的問題。
 
劉永山

希盟必須認清誰是敵友

 最近傳出安華與巫統主席扎希的電話錄音，引起眾人與媒體矚目。在政治圈，尤其是馬來社會的政治圈，朝野領袖一般的社交互動確實是相當頻密，但是問題在於安華和扎希兩人是否已經達致某種程度的默契來推翻國盟政府，然後在大選以後掌控足夠的議席共同執政，這乃問題的關鍵。

因此，政治上朝野博弈到底如何較勁，最終還是有可為有可不為。希盟是否要和巫統合作，首先須看到底是如何合作？換句話說，就是如何定義“合作”？

因此，希盟除了必須加快步伐為來屆全國大選做準備，也必須先解決關於和希盟以外黨團人士“合作”的問題。合作是否等同於共組聯盟？如果是，那麼巫統是否願意接納希盟的鬥爭原則與議程？如果是，巫統是否真心誠意地接納希盟的鬥爭議程與原則？希盟必須從過去與土團黨和伊斯蘭黨的合作經驗來決定如何處理和巫統的關係。

如果合作不一定等同於共組聯盟，那麼還有什麼合作方式？大選時分開對打國盟，大選後來拿各自贏取的議席再回到談判桌討論？這樣的做法是否會因政治不確定而讓國家經濟陷入更不穩定的局面？

希盟在最近結束的幹訓營表示將會以人民利益以及烈火莫熄議程和原則和希盟以外的任何人士協商與合作。這個議決案為未來的合作模式的立下一個很清晰穩固的基礎。

希盟領導層會有這樣的議決案，乃因為種種客觀環境顯示僅靠希盟三黨現有的能力不足以拿下大多數的國會議席執政聯邦政府。希盟需要盡快鑑定敵人與盟友。如果敵友不分，來屆大選可能陰溝裡翻船。

希盟也必須處理好議席談判。如果來屆大選出現的是三國鼎立的競爭局面，那麼希盟只需決定如何分配土團黨遺留下來的空缺。在沙巴，希盟應該繼續維持與民興黨的合作。如果民興黨真的西渡半島，那麼希盟也可能必須和民興黨進行這方面的談判。在砂州，希盟繼續上屆的選舉策略。然而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到底以民主行動黨和人民公正黨為骨幹的砂州希盟能夠從砂盟手上拿下多少個國會議席？

此外，希盟比須盡快敲定誰是希盟首相人選。目前希盟已經決定繼續支持安華成為希盟的首相人選。這是希盟一大好事，可是既然已定，希盟內的有心人士實在沒有必要在這個課題上添亂。

這是因為有者現在還一直對敦馬窮追猛打，似乎把敦馬看成是希盟的首相人選。此乃轉移視線之舉，並且有企圖借攻擊敦馬來抬高自己的形象。這樣的做法不僅沒有必要，也是自私的，畢竟希盟已經議決由安華出任首相。

既然安華將出任希盟首相，如果他能夠讓希盟三黨達成共識組成影子內閣。雖然從現在到來屆大選時日不多，長則一年半載，短則半年左右，但是希盟如果能夠在這個時候端出一個影子內閣，以更有效的方式制衡國盟，相信將會對國盟政府構成更有威脅力的攻擊，讓國盟政府以更快的速度自我瓦解。時不予己，希盟和安華必須快馬加鞭！

劉永山

ECRL3.0 – Why the silence on Azmin Ali, Ahmad Yunus Khairi and Dr Xavier Jayakumar?

Media statement by PH-DAP ADUN for Banting, Selangor LAU Weng San on 12th April 2021 in Banting:

It comes as a total shock to the people of Selangor and Kuala Langat when Minister of Transport Wee Ka Siong arbitrarily announced on 5th April 2021 that the Federal Government has that Section C of the ECRL from Mentakab to Port Klang has been reverted to the original Northern Alignment as proposed in 2016.

It was also reported that this is following the cabinet's decision on 2nd Sept 2020, which approved the alignment, and in another meeting on 31st March 2021, pushed for immediat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orthern alignment project, which connects Mentakab to Port Klang through Bentong, Gombak and Serendah.

I wonder if the former Menteri Besar of Selangor Azmin Ali, who was part of the Cabinet meeting on 2nd Sept 2020 and 31st March 2021, could shed some light on such decision as the state government under his leadership in 2016 and 2017 has been extremely critical and was in disagreement of the Northern Alignment.

The Southern Alignment was proposed and adopted by both Selangor state government and the then Pakatan Harapan federal government after 2019 when Azmin Ali was the then Economic Affairs Minister.

Ironically, after the fall of Pakatan Harapan federal government in February 2020, the turncoat minister, who managed to retain his cabinet position, has not been shedding a light at all on how the Section C Alignment can be reverted to the 2016 Northern Alignment.

Together with about 31 photos and slides posted by Wee Ka Siong in two Facebook postings dated 5th and 6th April 2021, there are very little credible information on hand to support Wee’s statement that the Northern Alignment with minor amendments is a better alignment.

The Southern Alignment will benefit mostly the people of Sijangkang in specific and the people of Kuala Langat in general. Therefore, I also urge PAS Selangor Assemblyman for Sijangkang, Dr Ahmad Yunus Khairi and Kuala Langat MP, Dr Xavier Jayakumar, who is now an independent MP supportive of the Federal Government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Perikatan Nasional not too long ago, to also come forward to explain to the people of Kuala Langat on why a sudden charge of alignment. Their collective silence on this matter is clearly deafening.

The questions or concerns they should answer or assist the Ministry of Transport to answer are:

1.    Little information available on Northern alignment in public domain. Justification with solid researches and feasibility studies are needed as ECRL has never been an affordable project in the first place.

Despite all the slides published by the Minister in his social media platform, no further citation was quoted to reflect and strengthen their arguments. In short, what Wee Ka Siong said publicly or posted in social media are bare talks or political rhetoric.

For example, Northern Alignment could have affected less residential area, less Orang Asli/Malay reserve land and less land acquired but it does not reveal the number of houses or households affected.

It does not reveal the acreage of the size of reserve land affected. For Southern Alignment, most of these works are almost completed and the figure presented are close to accurate. The same cannot be said for the Northern Alignment.

There are also saying that the Northern Alignment can further spur the capacity of ECRL as it is estimated that ECRL3.0 can carry 26 million tonnes of cargo even in the first year of its operation, which is more than 4 times of KTMB’s current nationwide cargo transportation capacity. The logic behind it is that Serendah Bypass could serve more cargo from northern Peninsula.

However, one must not forget that Penang Port is currently the third largest deepwater seaport in Malaysia and is handling about 1.5 million TEUs containers annually (full capacity of a twenty-foot container is about 50,000 lb or 23 metric tonnes), which is on an increasing trend since ten years ago. The Ministry of Transport must explain how these figures can be translated into 26 million metric tonnes of cargo annually in 2027?

2.    Serious doubt on cost justification – There will be more civil engineering works under the new version of Northern Alignment, which includes tunneling cost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wo draw bridges linking Jalan Kastam station with both North Port and West Port.

It is public knowledge that tunneling cost is always an expensive elements in any civil engineering works. Also, land acquisition for the Northern Alignment largely consists of residential, commercial and industrial lands whereas there are more agriculture lands on the Southern Alignment.

Until and unless the Ministry of Transport reveals more information, the statement that the cost of ECRL2.0 to cost only RM50 billion is lower than the cost of ECRL2.0 through Southern Alignment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erendah Bypass combined does not hold water.

One should not forget the strategic position of Nilai to serve as an equivalent important inland port and cargo hub for the southern part of the Peninsula. In addition to that, KLIA Sepang and Putrajaya are located within the vicinity of ECRL3.0 to boost connectivity. Ideally speaking, the construction of Serendah Bypass and ECRL2.0 passing through Nilai will be the best available option

3.    Land acquisition cost – If Selangor State Government were to assist in the land acquisition on behalf of the Federal Government now, then the cost estimation will be based on current value, which will be much higher as compared to the Southern Alignment. Moreover, technical studies, including feasibility studies, cost and survey for land acquisition for Southern Alignment has commenced since 2019 and are based on land value two years ago.

Since the Federal Government has decided to accelerate the progres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Section C of ECRL, then the natural option will be picking up an option to avoid cost increment due to unforeseen circumstances, which are highly possible in many mega projects. With Southern Alignment, MRL can immediately roll into action without further delay. Given that time is of essence and this project cannot sustain any cost overrun due to time delay, is it not advisable to take the Southern Alignment rather than to risk more uncertainties with Northern Alignment?

Azmin Ali, Ahmad Yunus Khairi and Dr Xavier Jayakumar have not uttered a single word on ECRL3.0 for one week since its announcement on 5th April. I wish that they could break the deafening silence and provide the people of Kuala Langat the long awaited answers.

LAU Weng San.
Member of Selangor State Legislative Assembly for Banting, Kuala Langa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