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檢察署是否享有絕對權利決定是否提控某人？答案：是！既然如此，總檢察署以什麼標準來衡量？答案：證據的多寡，以及證據的含金量。可惜的是，我們並沒有任何儀器或方程式可以進行這方的數字計算。
好的證據就是直接證據，那就是能夠完完全全證明這個刑事案就是涉嫌者所幹的，沒有他人。如果這樣的證據，其量甚多，那麼總檢察署幾乎肯定可以立案，因為涉嫌者入罪的機會幾乎超過90巴仙以上。
這時涉案者將會成為被告。被告的辯護律師為了要協助被告脫罪，必須卯足全力挑戰總檢察署提出的證據，質疑證據的合理性，盡力挑起合理的疑點。如果總檢察署從警方得來的證據固若金湯，那麼辯護律師就無法挑起任何合理疑點。
吉隆坡高庭在6月12日針對首相安華的一名前助理尤索夫運毒和持有假槍（本文稱“尤索夫安”）的表罪不成立，當庭釋放。承審法官加米爾裁定，檢方未能出示可靠證據，以證實上述兩項控罪的所有構成要素。
在尤索夫案，高庭宣判控方提交的證據無法在表面上定罪。意思就是，在控方提呈的證據與證人，經過控辯雙方的來回盤問之後，如果被告選擇沉默，法庭還是不認為這寫證據足以證明被告有罪。換句話說，控方提出的證據薄弱。
關鍵問題是，到底控方，即總檢察署，如何衡量手上的證據是否足夠？總檢察署必須檢討，為何當初沒有要求警方強化調查、收集和提供更多的證據，以強化他們控告涉案者？到底有多少宗案件就是因為這樣而讓被告當場釋放？
一名專業的檢察官在處理一宗刑事調查案件時，不管案件嚴重與否，或者是涉及的人事物複雜與否，該案件的檔案一般來回總檢察署和調查單位好幾回。原因是總檢察署一開始未必滿意警方的調查素質、方向和速度，例如總檢察署認為他們如果要提控某人上庭，他們可能還缺乏一些重要或關鍵證據。這些證據或許對他們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總檢察長多次表明，《聯邦憲法》和《刑事程序法典》也有規定：決定是否要提控某人上庭，依靠的是調查機構，如警察、反貪會等所提控的證據。此外，總檢察署有載量權決定以什麼法令，在哪一個法庭決定要提控某人。最後，總檢察署也有權利決定是否要終止提控某人。
和尤索夫案一樣，在趙明福案，總檢察長必須解釋為何他認為證據不足無法控告相關的涉案人士？到底警方的調查報告顯示了什麼？像這樣的high profile案件，總檢察長雖然在公函上誠意慢慢，但是如果一日不公開的調查報告，公眾的疑慮一日都不會消除。
這不只是趙明福案件而已，包括消防員Adib因功逝世也是如此。事到如今，關鍵的已經不是為何總檢察長沒有控告相關人士，而是到底執法單位怎麼調查這些案件？我的看法是，現在最能夠解除公眾疑慮的就是公開執法單位的調查報告。
劉永山
雪州議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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