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lan Strategik Guna Tanah Selangor 2020 

《雪州2020年规划大蓝图》－要求州议会辩论通过以及恢复地方议会选举，以强化监督能力。

《雪州2020年规划大蓝图》－要求州议会辩论通过以及恢复地方议会选举，以强化监督能力。

雪州行动党于昨日（2005年8月30日）在州主席王志坚带领下前往八打灵再也市议会城市规划局，以呈交雪州行动党对于《雪州2020年规划大蓝图》的建议书予雪州城乡规划局。

随同的还有雪州秘书欧阳捍华、雪州组织秘书刘永山以及行动党国际事务秘书刘天球。

由于《大蓝图》只是一份概念书，并且继续地方政府的配合才能全面落实，因此雪州行动党非常重视监督这一环节。《大蓝图》规定州城乡规划局将直接监督所有地方政府所推动的地方发展计划。雪州政府认为这一层的监督是不足够的，并且有必要让州议会肩负部分的监督责任。此外，由于其落实与地方政府由莫大的关联，因此，雪州行动党呼吁州政府推动恢复地方议会选举，以便地方议员也能够监督地方政府，确保地方发展计划不会乖离《大蓝图》的精神和宗旨。

雪州行动党已经针对《大蓝图》罗列7大关注焦点。以下乃7大焦点的简单陈述。公众人士可浏览http://www.dapmalaysia.org/english/2005/Aug05/bul/bul2802.htm。

1. 人口问题
《大蓝图》表示要把人口从高度密集的巴生谷地区转移到巴生谷外围地区。雪州民主行动党认为州政府不仅要把人口从巴生谷疏散至其他地区，甚至必须与国家硬体发展委员会协调以便能降低从外州移民。

雪州行动党认为中央政府应该平衡各州的发展，以便在各州提供和制造更多的就业和升学机会，舒缓雪州人口爆炸的压力。

2. 发展计划
针对雪州的经济活动，雪州行动党认为州政府应致力于把雪州的经济活动多元化，以便不会过渡依赖外来直接投资和制造业的萎缩。

雪州行动党认为州政府应该致力于提升州内的农业活动，以及增加农耕土地的面积，以确保雪州在粮食供应方面能够自给自足，而无需依赖外州或外来入口。

此外，雪州行动党也要求州政府为 “Pembanguan Bercampur”提供更全面的诠释。这是因为我们认为这个字眼是相当含糊的。我们首要关注的就是这个字眼是否包括高密集度的发展计划，如公寓或组屋等。

我们认为为了避免在落实时出现不协调的状况，导致地方政府在落实有关概念时出现意义上的误会，因此这对地方政府来说是重要的，尤其是高密集度发展计划往往是交通阻塞的主因之一。

另外，《大蓝图》也提到州内未来的交通运输系统。有鉴于雪州乃全马收费高速公路数量最高的州属，并且为雪州子民带来沉重的财务负担，因此雪州行动党建议州政府应在《大蓝图》中公布所有即将兴建的收费高速公路计划，包括私人公司已经提呈建议书，以让公众审核。

雪州行动党建议雪州政府在发展州内的交通系统时应该把焦点集中在改善城市的交通规划系统，尤其是如何在新兴城市地区如蒲种、梳邦再也、莎亚南以及巴生等地建设轻快铁交通系统。

在资讯工艺方面，《大蓝图》阐明将会把赛柏再也、龙溪等地列为多媒体超级走廊区域，并希望该区能够在雪州资讯工艺发展领域扮演桥火车头的角色。但是，《大蓝图》并没有列明雪州的宽频渗透率。

因此，雪州行动党建议《大蓝图》应该设下目标，在2010年的宽频渗透率达到雪州50％的家庭，在2020年时达到80％的宽频渗透率。

3. 经济活动
雪州行动党也观察到《大蓝图》内的数据令人有所疑惑。雪州各县的工业地面积在2000年、2005年以及未来的2010年出现不稳定的变化。例如在乌鲁雪兰莪县，该县的工业地面积在2000年是6308公顷，然后突然剧降至2005年的414公顷，然后州政府预计在2010年可回升至673公顷。

除了乌雪县之外，几乎其他县属都面对这种变化，《大蓝图》没有解释这种令人混淆的变化。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工业地面积从2000年下降至2005年，雪州政府又如何预计工业地面积能够在2010年回升？雪州行动党认为州政府应该解释这些状况。

此外，雪州政府也应该增加农业地的面积，以让州内的经济活动多元化。

4. 社会发展－教育机构
《大蓝图》虽然列明雪州在未来15年将会增加的各类学校和教育机构，但是雪州行动党要求《大蓝图》列出，在这些新建的学校中，有多少家是新的华小和新的淡小。

雪州行动党认为雪州政府应该依据需求建设学校。如果有关住宅区是华裔居多，那么州政府应该把该地区的学校保留地留给华小。尤其是一些当地本来华小就已经爆满的地区，如安邦、士拉央、八打灵再也、巴生、蒲种以及梳邦再也。

社会发展－宗教场所

此外，在宗教场所保留地方面，雪州行动党发现雪州宗教保留地总面积的90％竟然是发给回教堂和小型祈祷场所（surau）。其余的10％则由其他宗教瓜分。

雪州行动党正式抗议这种不平衡的分配。雪州行动党认为州政府应该依据地方居民的需求来分配宗教场所保留地，毕竟州内由将近40％的雪州子民为非穆斯林。

5. 雪州先进州的论述
雪州行动党认为《大蓝图》应该列出州内贫富之间的差距，而不应只列出州内的人均收入。这是为了要了解州内的财富是否公平地分配予全民。

另外，雪州行动党也发现一项惊人的数据，那就是州内的失业人数竟然逐年增加！例如在2000年，雪州人口是4百19万，失业率为3.3％（人数13万8千2百70人）。这个人数将会升至2020年的27万人（也就是总人口7百30万的3.7％）。既然《大蓝图》表示州内的工业活动将会蓬勃发展，制造更多就业机会，州内的失业人数没有理由会增加。

因此，我们要求州政府针对这点作出解释。

6. 发展区域概念（Konsep Zon-zon pembangunan）
雪州行动党主要针对所谓的“巴生谷区域”（Zon Wilayah Lembah Klang）的发展表示关注，因为有关区域的发展已经达到饱和的状态。

雪州行动党建议当局不应在这些地方进行任何高密集度的发展计划，因为这将导致严重的交通问题。

7. 监督与落实
雪州行动党认知《大蓝图》只是一份概念书。所有发展计划的落实将有赖于地方政府的规划。虽然《大蓝图表示》州城乡规划局将会直接监督《大蓝图》在地方上的落实，但是雪州行动党认为这是不足够的。因此，雪州行动党建议：

1. 雪州州议会成立一个《雪州2020年规划大蓝图》遴选委员会。雪州州议会反对党领袖是这个委员会的当然成员。该委员会必须开会而后提呈一份报告书予州议会。
2. 雪州州议会针对《大蓝图》召开一项特别会议，并规定所有州议员公开辩论《大蓝图的内容》。
3. 促请州政府推动司法程序，修改1974年地方政府法令，恢复地方议会民选制，以便市县议员是票选的议员。只有这样，人民才能够有效的监督地方政府，以确保地方政府不会乖离《大蓝图的原则》。

刘永山
（2005年8月31日）

民政党应该认真考虑退出国阵

陆一平
Aug 30, 05 5:26pm

民政党党选出现举党上下公开泼妇骂街, 亲林敬益的当权派更模仿马华“黄陈”的自导自演“基层表态”闹剧, 使到民政党与马华之间的形象差异完全消失。现在, 民政党可说只是个“小马华”,而马华则是“大民政” 。

然而, 民政党最大与最根本的问题並非形象而已。在巫统与马华两大种族资本主义集团在国阵内部坐大的格局中, 民政党的所谓 “多元种族路线”根本在自欺自人。民政党自1974年加入国阵以来, 不但没有或不能改变国阵的种族资本主义权力结构, 反而本身越来越“马华化”, 沦为巫统大老爷的华人小妾,令人无法不感到悲叹。

民政党应该认真考虑退出国阵,与公正党和行动党结盟成一条真正强大的多元种族阵线,恢复创党理念。否则,民政党的存在是完全没有时代或宏观意义的。

反思国庆2005

不知不觉又是国庆将近的大日子。许多人以喜悦的心情欢庆国庆，或携带一家大小出外旅游。但既然国庆是庆祝国家独立的大日子，如果不乘这良辰吉日反思国家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国庆的意义将消失殆尽。

可以说，反思国家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是一种比较型的活动。我们可以比较国家现在和过去在各领域的表现，也可以与其他国家在同一时期在这些领域的表现作比较。

无可否认的是，绝对地说大马过去48年来取得惊人的发展。大马经济在过去20年便开始出现重大的锐变。国民平均所得过去3载皆以高位数增长。如果与同时期独立的国家，尤其是本区域的第三世界国家碰碰跌跌的表现，大马的成就固然值得骄傲。

但这毕竟是与成就更低的国家比较，套用比较通俗的语言，这是最典型的阿Q式自我安慰。独立初期，大马由于拥有大量的天然资源，加上英殖民地政府所遗留下来的一套管理制度，如公务员制度、国会制度以及教育制度等等，因此大马比其他新兴国家更具潜质，纵然当时也有一些学者因大马复杂和矛盾的种族宗教因素而不看好大马的发展前景。

但是，经过40多年的洗礼，一些国家不仅已经开始超越大马，甚至在许多领域已把大马远远的抛在后头。虽然大马已经涉足高科技工业领域，并且计划在2020年成为先进国，但是大马毕竟是一个保护层满布的国家。涉足高科技工业之后，才惊觉世界的发展步伐已经一日千里。

这些现象的出现，证明大马无可避免避免经历一场思维转变（Paradigm Shift）的大运动，津贴和拐杖文化长期横行霸道所带来的后果就是萎缩的办事效率，导致贪污舞弊张牙舞爪。思维转变的首先需克服的就是这点。

这里不妨举出一些例子，2004年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书显示大马贫富悬殊乃东南亚之最。世界银行的报告也指出南韩1966年的人均收入为150美元，大马则是350美元；但是事过境迁，2003年南韩的人均收入已达致1万2千美元，远远把大马抛在后头（大马2003年人均收入仅3千8百美元）。

可见，过去我们引以为豪的经济数据已经不复存在。反之，比大马更落后的国家已经跻身成为全球数一数二的先进国。不同的是，诸如南韩之类的国家都经过民主化浪潮的洗礼，促成资讯开放和流通的社会。反之大马由于统治精英长期垄断政经资源，导致这股民主化浪潮不仅不能发酵，反而托慢我国的经济步伐。

可悲的是，我们今天看到还有国人以为可以继续仰赖政府的保护政策过日子。如果大家觉得无能为力的话，那么就让我们为这群就快遭遇淘汰噩运的同胞祈祷吧！

刘永山

连巫统也要办大学？

上星期五，高教部部长拿督沙非宜在吉兰丹丹那美拉向传媒表示巫统有意成立自己本身之大专学府。他说，巫统教育局将会于近日内召开会议以商讨此事。

当教育部长和高教部长都是巫统领袖，当全国17间国立大专都隶属高教部的管辖之下，当全国各大小城乡都有供土著学生就读的玛拉工艺大学（UITM），巫统还有必要办大学吗？

政党开办大专教育，往往目的并不纯粹是为了教育；反之，党宣亦是党办教育的最大议程。这是区分党办教育与民办教育的重要分水岭。

在大马，党办并非是新鲜事。拉曼学院和拉曼大学就是马华公会所开办的两所高教学府。国大党也办了一所亚洲医药、科学与工艺学院（AIMST）。而民政党正在筹组其宏愿大学，开办远距离教育。即使是反对党如回教党，其所开办的穆斯林幼儿园、人民宗教学校等等都可解都为政党办教育的佳例。

而以办教育作为吸纳选票、争取支持的手法更在大马屡次上演。在1994年，为求赢取沙巴州政权，国阵向人民承诺将会在沙巴州成立一所大学。这所大学就是现在的沙巴马来西亚大学。

当初马华公会成立拉曼学院，目的就是让申请国立大专失败的华裔生能够继续在该学院深造。在金保设立拉曼大学总校，除了在名称上能够取「大学」一名以外，它还肩负带动金保房地产的功能。

在此思想架构上，巫统挟以党国资本主义的强大后台，要办高教其实并不困难。问题在于这所高教的「政治用途」是什么？高教部长选择在丹州宣布这项消息，自然让人有所遐思。

然而，如果从办教育的角度来看，这趋势只能愈叫人悲哀。当教育已经成为政党捞取政治资本的工具，教育已不再是教育。开办大专教育本为创造知识、传授知识。在创造和传授知识的当而，独立思维与批判精神更是大专教育不可或缺的元素。党办高教，其最大的垢病在于它在某些层面（尤其是抵触党政理念）扭曲高教原则。

更加令人担忧的是，当大马的大专教育只有量方面的增长，但在素方面却裹前不足，受害的还是下一代。这就好比二三十年代南洋华社曾经一度热心办教育，但是办的仅仅是小学，却没有人把触角伸及到中学。后来一些有识之士和华教人士毅然办起中学，甚至到后来的南洋大学。

如果没有这方面的突破，大马华教或许尚未有今日之成就。行笔至此，只希望沙非宜能够成为打造第一世界高教的推手。

刘永山

什么是政府的社会责任？

渡过了5月1日及2日的劳动节假日之后，政府在5月3日就颁布了一项并不怎么令人快乐的消息－即把汽油和柴油价格分别调涨10仙和20仙。这两项分别7%和23%的涨幅是历年来最高的涨幅，也是自2004年3月21日大选以来汽油第3次涨价、柴油第4次涨价。

说实在的，这种令人心跳一百的「涨价行动」应该能免则免，因为政府在宣布涨价之前完全没有提供充足的资讯让人民进行广泛的讨论，以让人民信服政府涨价的理由。

面对如此高的涨幅，其连锁反应我们自然可想而知。虽然政府表示其用意是为了减轻政府的财务负担（就以柴油来说，目前政府津贴柴油的款项，平均每个月约2亿7800万令吉；每年则高达33亿令吉），然而政府通过售卖石油所赚取的利润以及其所带来的税收，应该超越这个数字。

根据财政部在国会的书面回答，国油截至2004年3月31日的财政年的盈利为236亿令吉。如以28巴仙的公司税来计算，政府至少应该从国油抽取66.08亿令吉的税收。这一笔税收比政府每年津贴柴油的33亿令吉还要高出一倍。简单一句，既然大马是石油生产国，那么让国民享获更为低廉的石油价格是无可厚非的。

其实政府应该认真监视的还是边境柴油走私的问题。根据现有的情况，大马边境地带的津贴柴油有超过90巴仙遭走私或滥用。政府既然为了腾出更多拨款以刺激地方上的发展，并指出这为政府之社会责任，那么重点打击这些地区的柴油走私活动也是政府责无旁贷的「社会责任」。

同时，政府表示会继续控制物价，以确保不会加重小民负担同时。一方面，政府也不希望燃料涨价会成为商家调涨物价的原因，并希望商家协助政府建设经济，自行吸纳额外成本。然而政府不能不知类似「涨价行动」将持续不利小商小贩。试问天下有哪一位商家愿意做亏本生意？

除了调低对柴油车的高昂路税及过路费外，笔者认为政府应将省下的22亿元汽油津贴用在提升公共交通系统上，以减少人们对私驾车的依赖。燃料价格上涨会引起如此广泛的负面影响，主要是因为大马人民长期以来过于依赖私人交通工具。制定一套完整的公共交通系统大蓝图，加强公共交通系统的效率更是政府首要的「社会责任」。
刘永山

打造第一世界的州议会

如果不是雪州反对党领袖兼双溪槟榔区州议员邓章钦遭州议会议长驱逐出州议会长达5个会议天，我们根本不知道即将在今年8月成为先进州的雪兰莪州的州立法议会一年竟然只开会6天。

作为一个先进州，其最基本的重点就是州内人民生活素质的全面提高。这其中不仅是经济方面的成长，也包括人文素质的培养以及环境的保护。而州议会的表现，更是衡量雪州在提升人文发展的重要指标。

州议会的角色，就必须先从联邦宪法州政府的权限开始谈。当初联邦宪法制定之际，为平衡州政府与中央政府的权限，宪法清楚诠释中央政府和州政府两者各自全权负责之权限，即我们所知道的Senarai Pusat和Senarai Negeri，以及两者之间联合负责的权限（Senarai Bersama）。一般上，中央政府所负责的事务都是需要一个完整和统一协调的事务，如国防、财政、内安等等。而州政府所负责的主要是地方政府、土地、宗教事务等等。

相对于中央政府所管辖的权限，州政府所处理的事务大多都是国家能够允许在各州存在一定程度差异的事务。如果我们记忆犹新，我们当然不能忘记在今年1月中旬国会通过议决案修改联邦宪法，把水供事务从州政府的权限中转移到中央政府，或者是我们俗称的”联邦化”。这就是中央政府和州政府之间在处理各自利益关系时所必须面对的法律问题，虽然今天大马13州政府只有丹州一个是由回教党执政。

既然联邦宪法诠释州政府的权限只是局限在部分领域，州议会的权力范围自然也是围绕在联邦宪法所限制的框架里。然而，如果依循联邦宪法所制定的权限，许多人士会以为州政府其实管辖的范围不大也不多，因此在心理上也对州政府的少了一层的监督。而这也造就了一般选民倾向于”国投反对党、州投国阵”的投机心态。

虽然中央和各州在权力分配上得到明确的协调，但是如果以州议会和国会的开会天数来作一个比较简单的对比，我们会发现两者之间的天渊之别。国会下议院一年开会大约60天左右（依据国会网站）。一些州属如砂拉越州州议会的开会天数一般上每年不会超过21天，其他州如森美兰州也是如此。若把雪州和其他州相比，雪州州议会的开会天数实在少得很。当州内各地方议会能够每一个月都召开月常会议，为何雪州州议会的开会天数还会比雪州的地方议会来得少?

作为一个实行议会民主的国度，议员的责任就是为选区选民仗义直言。开会天数的多寡，其实就是议员发表言论、研究政策、辩论法案所拥有的时间。一年6天的会议日，我们到底要问到底州议会能够怎样监督州政府的行政，以确保类似农业公园事件不会在先进州的雪州重演? 难道我们真的是如此地先进，以致能够花比别人更短的时间来做好同样的事?这是一个确实令我们遐思的问题。

刘永山

有选择、有保障－谈恢复地方议会选举

关于地方政府的办事效率，相信许多读者都已经一一领教过。说实在的，恢复地方议会选举并非是确保民生问题能够获得100％解决的仙丹灵药，因为地方政府的行政依然受制于整个中央政府的公务员系统。这个是显示层面的问题，也是一个不容我们否定的现实。

然而，如果大马人民持续忘记地方政府的选举，那么这将会是大马政治步入倒退的重要启示。在现实上，地方政府的效率依然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政府官僚制度的限制。然而在同一时间里，地方政府也必须存在着人民和纳税人的声音，地方政府才能名正言顺地自称为「政府」。这就是在价值层面上所看到的另一面。而这个价值层面的认同不能因为现实层面的论述而站不住脚。这就好像我们不能因为地方政府的官员摆出官僚态度而否定恢复地方议会选举的重要意义，当然，我们也不能天真的以为出现民选的地方议员以后，地方上的民生问题就能一一解决。然而，民选地方议员的关键在于它提供一个管道让人民以自己的意愿选出，并籍此通过代议士监督政府。

迄今，大马在全国各地拥有大约144个地方议会。这些地方政府的层次包括市政局、市政厅、市议会以及县议会。每一年，每一个地方议会都会向居住在其管辖范围内的居民征收门牌税以及各式各样的大小税务，与此同时，这些议会都有他们本身的官员，他们负责管理和维修道路、花园，以及为居民提供应有的便利和服务，例如设置图书馆等等。

虽然这些地方政府属于民事机构而不是以盈利为本的商业机构，但是如果我们仅仅从地方政府每年所获得的税收和开销来作为判断标准，地方议会选举的重要性便轻易地显现出来。每年全国144各地方政府向全大马人民收集将近120亿令吉的税务，开销总额却达到132亿令吉。这些「亿亿」声的数据如果与一般上市公司每年所赚取的盈利和开销来比较，我们不难发现地方政府其实与一般的上市公司并没有什么两样。既然任何上市公司每年必须提呈详细的财务报告予每一位股东，那么作为纳税人和股东的大众，是否也有权力过问地方政府的行政与财政事务呢？

这里其实又触及「人民才是老板」的概念，而其却又与孙中山先生所提倡的「天下为公，还政予民」的概念恰有相似，甚至是一样的意义。「人民才是老板」让人想起刚结束不久的报税日大限－4月30日。虽然这项报税是呈报个人过去一年以来所应缴付予中央政府的所得税，但是谁知道中央政府每年拨出3亿至4亿令吉的拨款予地方政府作为紧急拨款，因为部分地方政府没有能力支付其员工或承包商的薪酬与欠款。如此以来，这岂不是表示人民其实是付还双重税务予地方政府？

当我们大谈肃贪透明度施政的同时，我们更不能忽略要落实高透明度和良好施政的大方向，我们就必须拥有完善的民主建，而这又必须从最小的层面做起。民主制度可能不是解决问题的最有效方法（当然，这必须回到另外一个问题，即违背民意、强权支配的行政机构是否就是最有效率的办事方法），但是如果小学生能够自由选出他们的班长，为何成人世界的市议员却也不能通过票箱选出来？这个问题其实不容易回答，而且也不用刻意回答，因为只要拥有选择权，人们生活才能得到最起码的保障。其背后的逻辑就是那么的单纯和简单。恢复地方政府选举，其实就是让你有更多的选择。

刘永山

评泛道德主义的反毒策略

针对滥用毒品，这已经不是一个新鲜课题。打从前一任首相敦马哈迪对贩毒者施行强制性死亡以来，大马政府便列毒品为国家首号敌人。只是，在政府漫长20年余的反毒运动中，这个首号敌人迄今依然屹立不倒。滥用毒品的问题到今天不仅没有减轻；反之，吸毒人数每年增长，从戒毒所戒毒成功而后重染毒瘾的瘾君子大有其人。

目前，国内安全部正展开新一轮的反毒运动。而且反毒计划将从青少年开始下手。其实要最有效地打击滥用毒品的问题还是要从最基本的层面下手－青少年。虽说政府在多年以前就已经开始在学校推展反毒运动，希望能够在青少年幼小的心灵里建立对毒品的认识和抗拒。然而，当今学校的反毒运动只在中学阶段才开始断断续续地进行（并不是所有中学都有类似的活动），而且大多只流于形式，并未真正大到达反毒的目的。其中最基本的就是在学校成立反毒学会，或者在每天上课前5分钟让教师进行反毒教育，讲解毒品的危害。

我们知道的是：反毒肯定要从教育着手，然而如果从中学才开始进行，那么其收效并不大。要知道，中学时期，尤其是青少年开始发育的初中时期是他们性格最为叛逆的时期。这时候才向他们讲解什么是毒品，未免有点亡羊补牢。反毒教育既然要开始，那么就一定要从小学开始，并且必须把之列入正课。

除了教育，近来各界针对反毒措施也有相当广阔的讨论。日前巫统士基央区国会议员巴哈伦建议开辟荒岛让毒瘾极深者免费吸毒直死为止。国内安全部政务次长阿布瑟曼则表示国安部或参考60年代设立鸦片馆逐步改造吸鸦片者的方式，免费供应毒品予吸毒者以达到改造吸毒者之效。有论者认为两人言论荒谬至极，有者认为两位言辞意图哗众取宠。

然而，如果我们抛开那些泛道德说词，对这些建议的本质详加研究，那么我们不难发现这些建议与刚刚结束的《首要辩论－毒品为国家首号敌人》中部分人士所谈及的危害降低措施（Harm Reduction）有少许相似。其中一项笔者认为可行之措施就是政府在瘾君子出没的地方分发针孔，避免他们通过共用针孔而染上爱滋病。根据部分非政府组织的看法，这种做法虽然在短期之内并不能制止瘾君子吸毒，但是至少它首先能够制止疾病的传染。同理，在荒岛让毒瘾极深者免费吸毒直死为止以及开设诸如鸦片倌之类的建议虽然让人觉得有本末倒置之嫌，但至少它能够让政府轻易掌握每一位吸毒者的状况，至少避免他们因毒瘾而为害社会。

对于利用美沙酮（Methadone）药品戒毒的治疗方式，有论者认为其价格昂贵，一般吸毒者负担不起，但是若政府能够提供免费的美沙酮，这或许能够减轻吸毒者对毒品的依赖。

在反毒的过程中，我们更不应该只是把毒品定义为一般我们所知道的毒品如大麻、海落英、鸦片、可卡因等等，而忽略了毒品也正在借助科技而进化成各式各类的软性毒品，而许多中产阶级甚至以「减压」、「瘦身」的理由而服食这类软性毒品。摇头丸就是最好的例子。

当20年前提出的戒毒中心概念或许在今天已经不管用，再加上我们时闻戒毒中心可以买到毒品，这不禁让我们对现有的制度和方式的有效性起怀疑之心。因此，当我们在摇旗呐喊反毒之际，我们也是时候检讨我们的方式（methodology）。过多的泛道德主义并不见得能够有效反毒，我们的指导策略应该是听取一切的建议，制定一切可行之方案。天下并没「不行」之道，只是看你肯不肯动动脑筋！

刘永山

评泛道德主义的反毒策略

针对滥用毒品，这已经不是一个新鲜课题。打从前一任首相敦马哈迪对贩毒者施行强制性死亡以来，大马政府便列毒品为国家首号敌人。只是，在政府漫长20年余的反毒运动中，这个首号敌人迄今依然屹立不倒。滥用毒品的问题到今天不仅没有减轻；反之，吸毒人数每年增长，从戒毒所戒毒成功而后重染毒瘾的瘾君子大有其人。

目前，国内安全部正展开新一轮的反毒运动。而且反毒计划将从青少年开始下手。其实要最有效地打击滥用毒品的问题还是要从最基本的层面下手－青少年。虽说政府在多年以前就已经开始在学校推展反毒运动，希望能够在青少年幼小的心灵里建立对毒品的认识和抗拒。然而，当今学校的反毒运动只在中学阶段才开始断断续续地进行（并不是所有中学都有类似的活动），而且大多只流于形式，并未真正大到达反毒的目的。其中最基本的就是在学校成立反毒学会，或者在每天上课前5分钟让教师进行反毒教育，讲解毒品的危害。

我们知道的是：反毒肯定要从教育着手，然而如果从中学才开始进行，那么其收效并不大。要知道，中学时期，尤其是青少年开始发育的初中时期是他们性格最为叛逆的时期。这时候才向他们讲解什么是毒品，未免有点亡羊补牢。反毒教育既然要开始，那么就一定要从小学开始，并且必须把之列入正课。

除了教育，近来各界针对反毒措施也有相当广阔的讨论。日前巫统士基央区国会议员巴哈伦建议开辟荒岛让毒瘾极深者免费吸毒直死为止。国内安全部政务次长阿布瑟曼则表示国安部或参考60年代设立鸦片馆逐步改造吸鸦片者的方式，免费供应毒品予吸毒者以达到改造吸毒者之效。有论者认为两人言论荒谬至极，有者认为两位言辞意图哗众取宠。

然而，如果我们抛开那些泛道德说词，对这些建议的本质详加研究，那么我们不难发现这些建议与刚刚结束的《首要辩论－毒品为国家首号敌人》中部分人士所谈及的危害降低措施（Harm Reduction）有少许相似。其中一项笔者认为可行之措施就是政府在瘾君子出没的地方分发针孔，避免他们通过共用针孔而染上爱滋病。根据部分非政府组织的看法，这种做法虽然在短期之内并不能制止瘾君子吸毒，但是至少它首先能够制止疾病的传染。同理，在荒岛让毒瘾极深者免费吸毒直死为止以及开设诸如鸦片倌之类的建议虽然让人觉得有本末倒置之嫌，但至少它能够让政府轻易掌握每一位吸毒者的状况，至少避免他们因毒瘾而为害社会。

对于利用美沙酮（Methadone）药品戒毒的治疗方式，有论者认为其价格昂贵，一般吸毒者负担不起，但是若政府能够提供免费的美沙酮，这或许能够减轻吸毒者对毒品的依赖。

在反毒的过程中，我们更不应该只是把毒品定义为一般我们所知道的毒品如大麻、海落英、鸦片、可卡因等等，而忽略了毒品也正在借助科技而进化成各式各类的软性毒品，而许多中产阶级甚至以「减压」、「瘦身」的理由而服食这类软性毒品。摇头丸就是最好的例子。

当20年前提出的戒毒中心概念或许在今天已经不管用，再加上我们时闻戒毒中心可以买到毒品，这不禁让我们对现有的制度和方式的有效性起怀疑之心。因此，当我们在摇旗呐喊反毒之际，我们也是时候检讨我们的方式（methodology）。过多的泛道德主义并不见得能够有效反毒，我们的指导策略应该是听取一切的建议，制定一切可行之方案。天下并没「不行」之道，只是看你肯不肯动动脑筋！

刘永山

如何监督国会议员？

如果您观赏4月16日寰宇AEC电视晚上9时的《就事论事》－〈透析国会〉，您会听到一般市井小民对对国会议员津贴调整10％的意见。他们认为国会议员就是要「做东西」、垃圾堆满了要「去处理」，不要以为一整天只是坐在国会什么都不干。甚至有一位市民还认为国会议员不应该享获津贴上涨，因为他「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只懂得在大选时出来跟选民握握手而已。

回到现实生活的电子媒体中，有人撰文批评和质疑国会议员津贴调整10％的合理性，并且义正词严地质问到底会哪一位议员愿意在我国工人的薪金获得保障之前，拒绝本身薪酬的增加？言论至尾还对议会民主表露少许的失望。在平面媒体里，也有一则新闻报道是这么说的：「5年期间，国会议员的每月固定收入其实是大增近72%。虽然近年来百物涨价，不论是物资和生活开销都随著水涨船高，可是，一般百姓的薪金却没有国会议员起得那麽多。」

其言下之意似乎说明当国会议员的津贴和福利得到保障之际，我们却还有许多打工一级的小民的月薪十年如一日。的确，民众对近年来百物价格腾涨感到无从适应，再加上经济发展缓和下来，即使是一般的小本商人和小贩也开始感觉生意越来越难做。这满街的怨声载道是我们怎样也不能否认的现象。

然而如果认为议员必须在普罗大众的薪水上涨之前才能调整议员的津贴，这未免过于牵强。毕竟，你不能等到天下人富有之后，您才能享获财富。笔者基本上并不反对国会议员津贴调整10％。然而，当津贴调整以后，我们可否期待更有素质的国会议员呢？很明显的，问题不在于津贴调整（这个世界肯定会出现通货膨胀，因此津贴调整是适时之举），而是我们能够如何监督国会议员？这才是问题关键所在。

这里，笔者的拙见就是提供以下两大最基本的监督工具予人民。这两大工具就是：
加强人民监督国会议员的能力。所谓钱既然要花，那么就应该花得物有所值。当津贴上涨10％以后，人民作为老板就应该享有监督权力。而制衡国会议员最有效的方式首先就是全国直播国会会议。只有把议员在议会的表现赤裸裸地摆在全国观众的眼前，这就是最好的监督。

民间组织应积极列席国会、州议会甚至是地方议会的会议。森州州议会反对党去年曾经在州议会结束之后罗列所有州议员的成绩单。其主要是以州议员提出口头、书面问答以及辩论参与度，并且强调执政党议员差强人意的表现。民众组织以及其他州议会的反对党亦可以照办。

笔者提出这两点，主要因为大马国会必须摆脱橡皮胶的印象。而摆脱橡皮胶的印象，国会在重大事件上拥有自主和独立于内阁的精神。在这一届的国会，我们可以听到许多来自国阵后座议员的声音，但是到了表决的一刻，国阵议员依然还是不敢作出那历史性的一刻。只有加强监督，让人民通过荧光幕亲眼观看议会实况，我们才能够通过民众的共鸣，要求议员依据民众的意愿表决，而不是政党的意愿。

刘永山

暴力示威还是强化国势？

大马中文媒体日前大肆报道中国大陆超过20个省区近40座城市的反日大游行。据透露，目前上海、杭州、郑州等地民众已经开始网上串联组织反日大游行。
且看此次北京等地的反日大游行，游行主要由中国各大专高校的大专青年组成的游行队伍带领。其场面之壮观逐让世人看到这一群7字辈、8字辈的中国青年当下的精神与思维面貌。

日本近年来右翼势力抬头是有目共睹的。而日相对右翼势力的忍让也可从篡改历史教科书事件中让人一目了然。要向日本政府施压表达不满，中国群众固然可以上街示威，但是对于在示威中付诸于暴力，或向群砸日本餐厅，则显示中国群众在表达不满之际也表露出一股非理性的情绪。然而，这一辈的中国人为何对日本的憎恨是如此咬牙切齿呢？

这一辈的中国人，即未曾经历日本侵略中国的悲惨时代，也未曾活在文革和四人帮的悲壮年代，对于六四事件来说，他们当时还是小学生，对于政治茫然无知。他们如何成为今日反日大游行的旗手呢？是什么力量在怂恿他们呢？对于中国这一个「经济绝对开放，政治绝对严控」的国度，中共毕竟对大形式的游行还是投鼠忌器。从这样的角度来看，日本媒体形容如此规模的集会是“极不寻常”并非是遐思所非。

中国青年的反日情绪除了因为外在因素，即日本右翼势力开始在日本政坛抬头之外，部分原因也是国内泛民族主义高涨所致。而泛民族主义的膨胀并非是今日的反日大游行才开始发酵。早前中国足球迷在一场日本和中国的足球赛公开焚烧日本国旗亦是大陆民众泛民族主义的显现。这次的游行也可能是中共政权为转移民众对中共政权的霸势的不满。

近年来在中国大陆陆续上演多宗压制民权，钳制媒体的事件。所谓「稳定压倒一切」，虽然这些事件每天陆续在全中国各地无论是大城市、小农村发生，然而它们却因为中共的高压手段而被压制下来。民众的不满如果无法通过正常的法制管道宣泄出来，它就好象一个没有装置疏压阀门的气压炉，压抑一久必然酿成大祸。而反日示威其实就是对中共来说是一个顺水推舟，刚好能够为民众提供一个宣泄不满的地方。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此次示威并未能完全在向日本政府施压，要求打击国内气焰嚣张的右翼份子。由于发生日资企业面对群众的破坏，日本政府过后甚至招中国驻日本大使前往解释，媒体甚至还报道中国必须因为这一起事件而向日本道歉。

我们固然不能认同日本政府宽待右翼份子的做法，更不能阿Q地对日本右翼份子死灰复燃视而不见，但是中国民间要如何向日本意即世人表达不满？这是频考智慧。对于正要与世界体制接轨的中国，难道强化法制基础、强化公民教育、强化民权思维，并籍此提升本身的国势，难道这些不会比暴力宣泄更为有意义吗？
刘永山

规划公共交通系统

公共交通收费将会在5月全面调涨。与一般私营化收费的涨价案件相比如南北大道收费涨价10％、水供私营化后可能带来的涨价，此次公共交通收费上涨基本上是无可避免的大趋势。前者是因为私营化政策黑箱作业，导致消费人不管在服务素质会否提升的情况下缴付更高昂的收费，而后者的情况则大多是因为客观因素所酝酿的涨价。

宏观来说，此次涨价的主因还是因为国际市场波动不定的原油价格。微观来说，环视国内各公共交通工具维修费用水涨船高，再加上收费已经超久没有得到调整，现在也是时候重新审核现有的公共交通收费制度。就在去年国际原油价格几度创新高，业者已经频频通过传媒向各界放话要求政府批准业者收费上涨的申请。另外，高速大道收费上涨也是导致公共交通收费上涨其中一个不可磨灭的负面因素。

在收费上涨之际，公众人士也希望公共交通服务的素质能够随之提升，然而这毕竟是一个多次落空、多次重复以及倾向于自我安慰的说词。很明显的，当公众明白涨价已是无可避免的趋势，公众惟有期待服务能够提升。然而这也是问题症核，如果公共交通服务果能随着收费提高而得到应有的提升，尤其是公共巴士的服务素质，那么即使是较高的收费，它还是物有所值，毕竟如果能够减少现代人花在马路上的时间，那将会大大提升工作效率和生活素质，尤其是生活在分秒必争的繁忙都市人。

只是这个问题其实回到最根本层面－即我国各大小城镇的城市规划系统。大马公共交通系统，尤其是首都吉隆坡公共交通问题就是大马城市规划欠缺规划的最佳体现。首都吉隆坡的巴士服务在70年代以迷你巴士服务为主，一直到了1996年全面由有冷气设备的Intrakota巴士服务取而代之。随后更出现Metrobus、Parkmay等巴士公司加入营运行业，形成现在多家公司经营巴生谷河流域一带的巴士路线。

但是，随着轻快铁和电动火车的兴起而逐渐成为都市人出入代步的宠儿，巴士服务也必须与轻快铁路线配合，方能促使更多人士使用公共交通服务。然而，当时隆市的轻快铁服务也一分为二，分别由两家运作系统完全不同的公司经营。川行巴士服务（Shuttle Bus Service）也不见得能够改变人们出门代步的方式，毕竟并不是每一个轻快铁站都设有川行巴士服务。我们虽然有巴士、轻快铁以及电动火车，却不能解决首都交通拥挤的问题。归根究底，这还是交通协调与整合方面的问题。

过后，政府最终必须走回“国有化”的老路，将两家私营化轻快铁公司归纳在财政部有限公司（MOF Incorporated）旗下Syarikat Prasarana Negara Berhad。过后政府与2004年下旬成立Rangkaian Pengangkutan Integrasi Deras Sdn. Bhd.（简称为RAPID），正式把Intrakota、Putra和Star轻快铁系统容入一个统一的公共交通系统。最近RAPID频频宣布新巴士路线，并且还矢言要准时抵达目的地。至于是否能够实现，这未免过早判断。

但是肯定地，政府不能只一味的发展某某地区，而忽略该地区人口日后对公共交通的需求。政府除了必须拟定落实发展大蓝图的内容之外，也必须为该地区度身定制一套使用的公共交通系统大蓝图。在新加坡，新组屋地区的轻快铁（MRT）路线和车站甚至在住户还没有全面迁入之前就已经可以完全操作。

在这方面，我们也不能忽略地方政府的角色，因为地方发展大蓝图是由地方政府推出和审核。地方上的交通规划其实也是地方政府的权限范围。而一般上的地方政府也设有交通小组，负责策划地方上的交通，路线方向等等。在以前，地方上的公共交通其实也是地方政府的权利范围，但是今天的情况刚好相反，地方政府只能负责规划，但是对于公共交通系统的服务，地方政府却无从过问。这明显也是大马当今交通问题一箩箩的主因。要解决问题，我们只能从最小点开始作起，要不然人们对提升公共交通系统服务素质的期望知会再一次落空。

刘永山

当我们都在一起…

上星期五，笔者无意在马来文报章《每日新闻》言论版阅读前马新社总编辑、两届巫统区部主席以及一届霹雳州巴利文达国会议员阿都拉曼·苏来曼的大作。阿都拉曼在其文章主要点出重复首相的言论，即增建华小将会阻碍国民团结。阿都拉曼也说要求政府增建华小将会导致国家退步，阻碍国家迈向2020年宏愿。

这显然并不是首相的看法，而是阿都拉曼对增建华小的评价。虽然华社大部分人士并不认同阿都拉曼的看法，但是作为一名马新社的总编辑，阿都拉曼显然是代表马来社会的看法，至少是在朝马来社会的看法。

虽然首相过后却通过其政治秘书澄清其并不是针对华小，而是非国民型中学；但是这只不过再次印证当局从来没有放弃以宏愿学校（或国民学校）来促进所谓的国民团结的思维。

其实，国民团结的问题在近几年来不断成为政治人物的话题。而政治人物对解决当前国民团结的问题的方式依然围绕在「接触」论－即认定人们在一起相处一段日子以后，人与人之间能够培养一定的默契和认同。宏愿学校、大专校园异族同房、国民服务（服役）都是以同样思维来操作的产物。

无可否认，当人们长期在一起生活的时候，无可否认将会建立一种互相认同、互相了解的良好感觉（feel good effect）。如果放在促进国民团结的命题上，这个理论无可否认可能可以促进团结。然而必须注意，我用的字眼是「可能可以」，而不是「一定可以」。

学生在长期接触的情况之下可以促进彼此之间的感情，但是国家领导人却忽略种族政治是国家团结的最大阻力。我们的孩童可以从小学到中学就开始在同一屋檐之下一齐上课、念书和游玩，但是当他们长大踏入社会工作之际缺发现现实社会依然以肤色来分隔他和他的朋友，那么之前的努力都将前功尽废。

大马国民团结的问题结核并不在于我们的孩童能否一齐生活，而是种族政治横行。虽然国阵多年以前曾经提倡整合成为一个多元族群的政党，而民政党甚至喊出大马国族（Bangsa Malaysia）的口号，与行动党的「大马人的大马」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是大马政治迈向多元化一路走来始终碰碰跌跌，主要是因为国阵主干政党即巫统缺乏这方面的诚意。

不管你喜欢与否，只要大马政坛还以种族政治作为主轴，真正的国民团结将很难实现。而在种族政治论调之下所产生的「国民团结」只是政治妥协的产物。

刘永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