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個Boonsom Boonyanit

 上周五，聯邦法院七司會審，針對總檢察長起訴《當今大馬》及其總編輯顏重慶兩照藐視法庭一案進行上訴判決，結果大家都知道了，聯邦法院以6對1的比數裁定《當今大馬》罪名成立，罰款更從控方建議的20萬上調至50萬。

必須再次強調的是：《當今大馬》不是因為他們的報導污衊司法制度的新聞而被處罰，而是由於讀者在他們的網站留言而惹禍。這些流言者的身份是誰？警方為何不從這方面調查？當局難道不能從各個渠道獲得消息到底這些人是誰？我們無從知道。

可惜的是，直至截稿為止我們還無法從法院獲得所有法官的判詞。目前媒體和大眾僅僅只能依靠媒體摘要來報導正反兩派法官是如何得出他們各自的決定。須知道，法官的判詞才是最具權威的。

聯邦法院6位法官認為《當今大馬》“理應知道”網站出現有問題的讀者留言，因而必須負起責任。他們也提到，《當今大馬》有大約十位編輯負責審核每天兩千多則各語文讀者的留言。然而，他們當中沒有一人否認知道有留言詆毀和藐視司法制度。

就此，六位法官認為《當今大馬》不能反駁《1950年證據法令》第114A條文的假定。根據這項條文，任何網路服務的註冊用戶一旦在網上發布文章，就會視作是發表人，因此必須承擔法律責任，除非他能夠證明事實相反。

這六位法官似乎也認為，媒體有責任以及有能力日以繼夜地守在銀幕面前審核任何留言者的言論。這是因為一旦張貼了留言，媒體在法律上就等同於已經出版或刊登這些留言，因此必須負上作為一名出版者的責任。另一位法官的看法則與其他六位同事不同。

以此案報導來看，聯邦法院是這起案件的第一聆審法庭，因為事發是在去年6月，可是聯邦法院在去年7月就已經開始聆審。如果是這樣，此案已經不能再上訴。除非在未來聯邦法院面對同樣背景的案件做出完全不一樣的判決，方能推翻此案的有效性。在這樣的事情請發生之前，馬來西亞日後所有的案子都必須依據此案作為先例。

無可否認，執法與司法單位必須嚴懲言論過火者或發放假消息人士。他們並不一定攻擊司法制度的莊嚴，也可以是普羅大眾或平民百姓。民主行動黨過去也一直在網絡遭人抹黑。

當局尚未有能力對付這些人士至於，卻開了一個缺口把媒體當成代罪羔羊，顯然帶來寒蟬效應。

媒體和民眾對此案的判決，幾乎一面倒不贊成聯邦法院的決定。許多語言媒體（包括《中國報》但不是全部中文媒體）幾乎在同一天或隔天以封面新聞配以黑白字幕來處理這則新聞，表達他們對同行遭遇的不滿和悲哀。全國人民甚至不到半天就成功籌獲《當今大馬》必須繳付的罰款。這點我對他們蕭然起敬！

有人建議國會立法修改《證據法令》第114A條文，也有人認為國會必須為藐視法庭立法。可是現在是緊急狀態，國州議會開不了，何談立法？聯邦法院針對《當今大馬》的判決將成為另一個Boonsom Boonyanit。除非國會另行立法，要不然《當今大馬》將永遠不能翻案。

劉永山

泰國卜蜂集團進駐馬來西亞零售業是好事

首先要恭祝所有《中國報》及本欄讀者辛丑農曆新年平安健康，幸福快樂。

在上世紀初以農務起家的卜蜂集團（Charoen Pokphand Group，簡稱CP Group）最近宣布從英國零售業巨頭特易購（Tesco）收購其在泰國和馬來西亞的所有業務。這項宣布正式確認該集團正式進駐馬來西亞消費零售業。

馬來西亞特易購的官方面子書在星期一發布一則簡單帖文，宣布馬來西亞特易購已經易名為Lotuss Stores（馬）有限公司。

根據我手上的剪報資料顯示，日本財經周刊《亞洲日經新聞》在去年3月16號的報導指出：如果這項交易成交，卜蜂集團將以99億美元及7億美元分別收購86.9巴仙泰國特易購蓮花（Tesco Lotus）和馬來西亞特易購所有業務。

卜蜂集團來者何人？這家泰國首屈一指的企業也是一家泰國皇家御用企業，由兩位潮籍華商在上世紀創辦。業務初期農業和禽畜業為主，後來慢慢擴大到零售、地產、通訊和金融服務。

在1994年，卜蜂集團成立Lotus Supercentre連鎖商店。在1998年金融風暴，英國特易購注資從卜蜂集團全面收購Lotus Supercentre，易名為Tesco Lotus。

如今風水輪流轉，卜蜂集團經過22年後從特易購手上拿回本身創辦的品牌。卜蜂集團還通過子公司CP All在1989年開始在泰國經營7-11連鎖店。

各位如果曾經在泰國光顧當地的7-11便利店或Tesco Lotus，都會發現他們售賣的產品，其種類和價格遠比馬來西亞的更多更廉宜。

卜蜂集團面對的挑戰是：經營實體店面的零售業者因過去一年多的疫情而陷入一片哀鴻遍野之際，該集團的這個動作是否能夠在馬來西亞零售業闖出一片藍天？

另一邊廂，為何特易購要出售手上的業務？我手上的剪報資料顯示該集團在數年前已經開始調整步伐迎合消費市場的改變。這是因為消費者已不大傾向於往大型商場一次性進行大量購買，反而比較喜歡回到社區裡的迷你市場或超級市場購買日常用品。在我的社區，一些中小型超級市場的價格遠遠比霸級市場的價格更具競爭力，這幾年來確實搶走了大集團的市場量。

去年一整年的防疫期更加凸顯消費行為上的改變。如果我家門前就有一間這樣的店面，為何我還要舟車勞苦去霸級市場消費？

卜蜂集團擁有強大的資金、技術和資源，該集團進駐馬來西亞，會否帶動本來已經疲弱的實體店面消費市場？除了進駐馬來西亞的零售消費市場以外，該集團早在1974年就已經在馬來西亞設立子公司經營各項關於農畜業的生意。

有了零售業的支援，他們是否能夠為馬來西亞的農畜業，尤其是非清真肉業帶來一片新氣象？他們是否能夠為本地禽畜業，尤其是瓜冷華裔務農業者多加一個合作的對象？

特易購轉戰超級市場，但是它要如何自我定位？這會否為消費者帶來更多的選擇，進而衝擊本地零售商的盈利？這些問題，只有時間才能回答。但是有競爭，就有進步。這是我殷切期待的。

劉永山

“吾安”不比“一步到位”好用

許多人問：現在聯邦政府名義上實行行動管治令2.0和頒布戒嚴令，可是在實行上卻處處碰釘。一方面聯邦政府要控制每日確診人數，來平確診病例，一方面也要維持一定程度的經濟活動，安撫工商業和民眾的不滿。

然而，到最後卻順得哥來失嫂意，兩盤皆落空。發生此事，導因如下：

一、    聯邦政府朝令夕改。其實這並不是最近才有，自去年喜來登行動之後，上台執政聯邦政府的國盟在施政上一直患得患失，以致政策多次出現V轉，讓人無以適應之外，也多次讓人詬病。
二、    擬定部分標準作業程序時過於嚴厲，甚至出現自相矛盾的情況。
三、    雖然現在是MCO2.0加戒嚴，可是民眾似乎還可以在各個所在州屬來去自如。這是什麼樣子的行動管治令？
四、    不願全面分享和州政府，尤其是雪州政府分享疫情資訊。如此固步自封，才是聯邦政府最大的敗筆。

我們的抗疫行動不僅僅是要求工商業和小販商或人民遵守標準作業程序。我們也不能天真地以為疫苗就是我們的救星，畢竟疫苗的價格不菲，接種速度和有效性不一。目前抗疫的主力是進行前端（Front-end）工作，即大量篩檢和後端工作（Back-end）的大數據分析（Big data analysis）。

聯邦政府主司負責前端工作，倘若他們能夠把這些數據交個雪州政府進行後端大數據分析，我相信我們將能夠更有效的預測病毒傳染的速度、地區和時間，並進行一步到位的防疫工作。

雪州政府有能力使用人工智慧進行醫療和分析工作，例如媒體曾經報導，與其以肉眼分析CT Scan圖像，AI系統可以在十秒之內分析圖像，提供個敏感和精準的信息，甚至可以收集一群病人的圖像進行集體分析，對某社區感染群的感染跡象進行更為詳細的分析。

最近我和雪州政府一所負責醫療的子公司高層見面，獲知他們使用的檢測方式就是以這樣的方式來檢測RT-Antigen的測試結果。反之，聯邦政府還停留在肉眼觀察。然後還得通過人手把數據輸入電腦和系統，費時費力之餘，肯定無法跟上病毒傳播的速度！

當政府無法跟上病毒的傳播速度，結果病毒遍地開花，衛生部束手無策，衛生部正副部長更是不見踪影！

MySejahtera或“吾安”手機應用程式不比雪州政府自行研發的“一步到位”（SELangkah）手機應用程式方便。吾安功能之廣泛也比不上“一步到位”。這可以從當衛生部面對每日上千名確診病例後，無法有效通過系統得知病患的行踪記錄，反之必須翻查病患的吾安記錄，就可對“吾安”的有效性窺探一二。

如今民眾已經善用各種視訊會議平台、直播軟件、外賣應用程式、電子支付等，慢慢適應數碼社會的生活，更從中開拓商機。聯邦政府也順應潮流，在這方面跟上步伐，推動合適的應用程式和網上服務。

劉永山

和雪州政府分享疫情數據吧！

 新冠肺炎每日確診病例人數居高不下，凸顯聯邦政府的抗議工作已經出現嚴重漏洞。

例子一：位於吉隆坡班台谷，與八打靈再也毗鄰的馬大醫藥中心（UMMC）最近通過網購平台向公眾募款添購冠病醫療器材，讓人質疑聯邦政府是否撥款不足。

例子二：即使有了手機應用程序‘吾安’，衛生部最近還是無法及時追蹤近距接觸者。前首相納吉甚至敦促衛生部政府在“吾安”（MySejahtera）應用程式中，內置谷歌和蘋果的曝險通知系統（GAEN），以加速追蹤的工作。

在魚與熊掌難以兼得的情況之下，聯邦政府頒布了一個不湯不水的行動管制令（MCO）加戒嚴令。

這兩令一起來，聽來是多麼地駭人。想必人們不能自由出入家門，所有地方都有軍警人員把關。可是這樣一來，經濟一定崩潰。因此聯邦政府必須允許許多經濟領域開放，甚至照常運作，即便來好幾個U轉也在所不惜。

結果不難想像。病毒在社區傳開，人們每日恐慌度日。雖然如此，但是人們還是要過日子。即使你不病死，你可能會餓死。

相信許多人和我一樣看法，確診病例是可以在經濟保持一定程度的開放之下受到控制，甚至是被壓平。前提就是，聯邦政府是否願意和各造合作？

行動黨國會領袖林吉祥在去年多次向政府呼籲以全政府的姿態來對抗疫情。所謂的全政府並不是指政府由上至下，大兵壓境的方式抗疫，而是由下至上，動用各個階層政府的資源，與民間和私人領域配合，方能事半功倍。

現在的結果，是事倍功半的寫照。例如，聯邦政府去年指示所有地方和商場必須展示和貼上吾安（MySejahtera）二維碼，造成許多商家捨棄SELangkah。

殊不知，雪州政府是全國第一個發揮創意，推出SELangkah追踪手機應用程序的州政府。有了這個手機應用程序，雪州政府不僅能夠記錄某地方每日人群，也能夠進行更多大數據分析，例如利用人工智慧，分析接下來的疫情爆發地點在哪裡、何時會爆發、爆發的範圍多大等等。這些後援工作恰好能夠輔助聯邦政府的不足。

無奈的是，聯邦政府在去年十月初停止與此雪州政府成立的新冠肺炎病特工隊分享細節數據，導致特工隊防疫計劃受阻。

那時也是第二波疫情來襲的初期。在12月，聯邦政府宣布允許跨州旅遊，確診病例隨後進一步推高至今。而雪州政府一直無法掌握全面的數字，導致他們無法互補衛生部的抗疫工作。

面對疫情來襲，除了前線的抗疫人員，我們也必須支援幕後的抗議工作，尤其是數據分析。這是一場與時間賽跑的競賽，只要我們能夠在最短的時間之內全面掌握疫情的數據，然後進行精準的預測，篩檢和隔離，壓平疫情曲線並非不可能。

雪隆地區是我國經濟活動最發達的地方，也是確診病例最高的地方。因此，任何一刀切的抗疫措施在雪州都不適用。聯邦政府此時別無出路，只有與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緊密配合，互相分享數據，再配合各級政府的資源一起行動，雪州的疫情才有可能得到控制。

劉永山

繼續依賴外勞，死梗！

 馬來西亞連鎖協會副會長拿督劉明在2020年5月曾在《南洋商報》的專欄寫下這句話：“任何國家過渡依賴外勞都不是好事，尤其是服務業。”

當拿督劉明在去年5月寫下這句狠話時，或許大家還讀不懂他的意思。簡單說：“繼續依賴外勞，死梗！”。

外勞每年匯出數百億令吉的外匯，這點國人雖面有難色，但也必須接受。許多雇主聘用外勞的原因是他們耐操、廉價。

可是到了今天，當國內確診感染數字每日以千計算，其中三百多個活躍感染群中竟有三分一是來自製造業，我們不得不重新思考到底我國的產業日後是否還要依賴大量的外勞？

無獨有偶，歐盟馬來西亞商會最近向會員預警，若疫情沒有改善，當局可能會在2月4日之後全面禁止經濟領域運作。且不管這是否屬實，也不理業界是否成為驚弓之鳥，但是商會的預警信裡多處提到員工宿舍的管理，證明即便是依循更高勞工福利標準的歐盟廠家也無法獨善其身，更再再證明我國的外籍勞工福利問題沒有改善。

所以在2019年5月，當時的希盟聯邦政府通過人力資源部在國會在去年五月通過《1990年員工房屋、住宿和設施基本標準（2019年修正案）法令》，並頒布在2020年6月1日正式生效。後來國盟政府給予緩衝期，直至9月1日才正式執法。

正如一般預測，廠家一開始是東反西亂，有業者說應該對話，有的說說應該循序漸進，總而言之，廠家希望當初政府規定的都必須展緩實行。結果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如此周而復始，我們的政策還是原地踏步。

廠家認為應該循序漸進，可是到底如何定義“循序漸進”？

馬來西亞工商領域高度依賴外勞是不爭的事實。資方除了貪圖方便，寧可聘用外勞，甚至是非法外勞也不願意聘用本地員工，也因為執政單位過去大開貪污方便之門，讓資方或中介可以通過特別管道進行疏通，然後從特定國家輸入大量的非熟練工人進入我國。這樣一推一拉，自然水到渠成，還談什麼工業轉型？

資方和雇主最讓我吃驚的反應就是批評政府沒有進行足夠的磋商。如果這點屬實，則政府有錯在先。可是當他們本身也認同必須逐步減少對外勞的依靠，以及應該逐漸提升產業技術的時候，如果有人以為能夠籍“循序漸進”作為緩兵之計，這也未免過於天真。

上回當政府規定即便是外籍員工也必須享有和本國員工最低薪資，資方已有多番牢騷。但是隨著時代的改變，資方不可能以為可永遠用以前的低標準來處理外勞的工資福利問題。

就是因為過去一直沒有處理好這方面的問題，導致全體國人現在除了必須面對疫情失控、孩童失學等問題之外，也必須面對經濟全面停擺所帶來的破壞。

大馬制造商聯合會已經說了，如果全面禁止經濟運作，將對商業和經濟帶來“無法修覆”的傷害！既然是無法修復，這意味資方，尤其是制造商必須嚴格落實防疫SOP，防止疫情擴散，否則連他們自己的飯碗也保不住。

可是，現在要求資方這麼做，如果沒有政府資援、只能老鼠拉龜、刻舟求劍，效果可遇不可求。早知今日何必當初？

劉永山

讓議會照常運作吧

後門首相向最高元首建議頒布緊急狀態引起民間非常強烈的反彈。支持者認為頒布緊急狀態能有效拉平疫情的曲線。反對者則認為政府故意用力過度，濫用緊急狀態延續危在旦夕的政治生命。 毋庸置疑，支持者大多為國盟政府的擁護者；反之，反對者以希盟為主。巫統在這方面立場分裂。由於希盟不贊成頒布緊急狀態，國盟意圖甩鍋希盟挑戰最高元首的權利。 慶幸的是，這無法煽動任何情緒，因為關鍵不是到底最高元首是否擁有這個權利，是到底是否需要頒布緊急狀態來控制疫情？ 國盟政府通過最高元首頒布緊急狀態，其政治意圖大於對抗病疫。一旦頒布緊急狀態，各級議會停擺，學校停課。難道這樣疫情就會平復嗎？ 頒布緊急狀態已嚴重打擊我國的經濟復甦。為此護航的人士甚至幼稚地以為此次頒布緊急狀態別無他用，只為對抗病疫，然而《聯邦憲法》第150條寫得非常清楚，我國只有一種緊急狀態。一旦頒布緊急狀態，議會功能肯定大幅度受影響。 國會下議院議長阿茲哈似乎不以為然。他說即使在緊急情況下，國會議員還是可以“正常工作”。事實是，不僅國州議員在緊急狀態下無法履行法定責任，即便是非民選的縣市議員也無法通過正常管道解決民生問題。 更何況，國州議員的職責遠不止提供物資和援助，因為這個責任主要落社會福利局和其他政府部門的身上。國州議員或可從旁協助，確保不會掉包。 那麼他們的責任是什麼。他們首先是立法議員，負責審查和平衡行政和司法機關。 阿茲哈說國會議員還是可以參加委員會會議。這個說法不完全正確。首先雪州州議會所有專責委員會都得暫時停止。即便國會議員能夠參與會議，但專責委員會的調查結果還是必須提交到議會辯論和批准。議會如果開不了，委員會還有什麼功能？ 更重要的是，當行政機關在前線抗疫之際，國州議員更需要監督和審查他們的運作。例如他們需要確定： 一、 到底聯邦政府如何確保衛生部、政府醫院醫院和診所獲得足夠的撥款？ 二、 到底生產疫苗的最新進展是什麼？當局投入多少公帑購買疫苗？各個廠家的疫苗孰優孰劣？ 三、 到底政府會否加碼協助清寒家庭和人士？ 四、 到底政府將採取哪些步驟確保莘莘學子的學習不再受到干擾或影響？ 五、 到底政府如何改善鄉區的寬頻互聯網服務，使鄉區的的學生不輟學？或； 六、 到底政府如何獲得足夠的稅收來支撐所有開銷？要知道，不管是抗疫還是救濟清寒家庭，全部都需要錢。 僅僅以上六大問題就不可能在專責委員會進行詳細審議和討論。試問，聯邦國會是有專司監督衛生部、教育部或通訊部的專責委員會？答案是沒有。 既然在SOP之下，行政與司法權可以照常運作，為什麼我們的議會卻要停擺？更何況《聯邦憲法》第150條並未明確阻止議會在緊急狀態下必須停擺。如是這樣，何不允許議會照常運作？ 劉永山

重啟行管令的敗筆

真沒想到，2021年本欄第二則文章和各位讀者見面就是重啟行動管制令的第一天。

針對居高不下的確診數字宣布應對措施，聯邦政府本來打算在上週五作重大宣布。惟國防部長兼每日主持國家安全理事會每日匯報會的依斯邁沙比里在上週五的記者會卻和追踪這個新聞的媒體和公眾大賣關子，表示大家要耐心等待首相在星期一的宣布。

從上週五到本週一，當局足足讓全體國人等了72個小時。猶抱琵琶半遮面，千呼萬喚始出來。當首相終於宣布要重啟行管令，原來還有許多詳情還未公佈。有者甚至是要在隔日等待各個部門的宣布。

這意味著，業者商家和平民百姓前後必須等上至少四天的時間才能知道MCO2.0的詳細內容和標準作業程序。

如此效率，不僅商家者怨聲載道，甚至打工族、學生、家長也無可適從。

大家不要忘記，我國已經不是第一次實行行動管制令。聯邦政府在去年3月實行行動管制令就已經著手處理復課復工的標準作業程序。所以才會有出現你我現在看到的各類行管令的標準作業程序。

此次聯邦政府再次宣布在檳城、雪蘭莪、三個聯邦直轄區、馬六甲、柔佛和沙巴州實行行動管制令，其標準作業程序理應可以從原來的版本再作修改。為何還要讓業者商家大眾一等再等？

第二、不是每一個行業都能夠以居家作業的方式來進行。除卻五大關鍵領域之外，還有許多位處模糊地帶的行業尚不知道到底他們是否受限於行動管制令？

請問他們該如何在24小時之內，甚至是18小時之內作出調整？難道聯邦政府從上個星期五到星期一在做什麼？去年九個月行動管制令所製定下來的SOP難道都是白做的？

最明顯的例子就是露天早市和夜市。這兩種商業活動在去年三月行管令是受禁的。首相在週一傍晚的宣布也僅僅提到超級市場和雜貨店，完全沒有提到露天早市和夜市。這樣來說，是否代表經營露天早夜市的小販必須暫停營業兩個星期甚至是更久？

更令人疑惑的是，難道是否允許露天早夜市營業的小小問題也必須輾轉數天才能決定？

第三，首相週一的宣布亦無針對受影響的業者或員工提供任何補貼，也沒有宣布會否重啟暫緩銀行貸款。如果行動管制令將在兩週後延長，聯邦政府還能在毫無任何補貼的情況下繼續延長行管令嗎？

第四、學生的學業。本來學校將於1月20號開學。既然政府被迫實行行管令，這意味學校必須繼續現有的網課。可是過去十個月，聯邦政府到底採取什麼實質性的政策加速我國光纖網路設備？

一般來說，網課只惠及城市地區中上階層的孩子。在鄉區或半城鄉地區，網課只照顧大約十巴仙的學生。

至於成績低落、家境不好或成績不佳的學生，到底有多少一直都有上網課，還是自去年三月開始就一直“翹課”？請問政府有何對策？本來要用正在教育的救命錢，請問去了哪裡？

古人說苛政猛於虎，可是在現在的馬來西亞環境，怠政猛於虎。

劉永山

安馬心結不解，希盟翻盤無望

 這是本欄在2021年的第一則文章。首先要恭祝《中國報》的讀者新年進步，幸福快樂。

說到快樂，大家最近發現巫統最近和國盟鬧得非常不愉快。這個發展是一般人所能預料的。想想看，巫統一黨獨大六十多年，2018年突然成為在野黨，感覺非常不好，現在則必須和國盟分享政權才能勉強執政，真的非常不習慣。

昨天，巫統最高理事達祖丁竟然表示巫統為了生存，必須考慮和希望聯盟合作，包括和他們最厭惡的民主行動黨合作。

達祖丁的這番話，除了讓我們再次肯定“政治沒有永遠的敵人或朋友”的真諦之外，也肯定許多人士包括筆者對國盟命運的批判。

國盟只不過是一個短時間之內湊合的雜牌軍，行之不遠。國盟內的三個主要政黨——土團黨、伊斯蘭黨和巫統的議席重疊問題非常嚴重。在過去，這三個政黨一直都是鬥個你死我活，現在要如何說服各自基層接受其他候選人？

巫統不滿國盟是一直存在的客觀事實，巫統不滿現狀的原因也很多，巫統分成兩派也是不可否認的事實。可是最近巫統領袖為何如此高調和爆發性地不滿國盟？我相信土團黨也看到巫統對國盟造成的威脅，因此最近把挖角行動升級，直接威脅巫統，這造成巫統更激烈的反彈，那就是即使巫統要和政敵合作來推翻土團黨主導的國盟也是無可厚非。

例如，巫統不滿土團黨挖角巫統國會議員，巫統不滿土團黨在沙巴州選搞局，甚至把首席部長寶座也拱手讓給從巫統跳槽至土團黨的候選人。最新的是，巫統不滿土團黨以職位和利益誘惑巫統基層黨員過檔到巫統。幾乎所有巫統區部不贊成在來屆大選和土團黨組成聯盟。

有趣的是，雖然巫統還沒有和伊黨鬧僵。然而，縱觀巫統各級領袖的談話，他們似乎對伊斯蘭黨的不表態和不支持巫統也同樣感到懊惱。伊斯蘭黨領袖似乎更傾向於和土團黨合作，這讓坐擁38國會議員的巫統吃暗虧。

此理之下，巫統另尋出路是有跡可尋。希盟和其他在野黨是否願意接受巫統的獻議？這也是另一個重大問題，但是希盟領導目前因時機尚未成熟，暫時不願對這個問題多加回應。

雖然如此，這不表示希盟沒有問題。希盟本身的議席重疊問題雖如國盟般嚴重，但是希盟最大的挑戰還是如何團結所有在野黨議員，甚至是化解安華與馬哈迪的個人糾紛。

評心而論，如果我們要安華支持希盟+的方案，難道我們不需要馬哈迪和鬥士黨接受安華的領導地位嗎？兩者缺一，即便是巫統、土團黨和伊斯蘭黨之間的矛盾繼續擴大，即便巫統真的願意和希盟合作推翻國盟，但是兩位老人家的心結一日不解開，希盟還是翻盤無望。

劉永山

凱里掛彩，財政部難卸其責

科技及創新部長凱里於12月27號在萬津茶山路踏腳車掛彩。事關腳車遇上路洞，凱里不慎倒下。隨後瓜冷公共工程局通過推特賬號向凱里致歉，並且已經在第一時間填補路洞。許多網民隨後抨擊瓜冷公共工程局大小眼。

凱里掛彩的這段道路（B60）雖然不處於萬津州選區（它在2018年之前隸屬直落拿督州選區，選委會在當年的選區劃分把整個茶山劃分出去，也把直落拿督易名為萬津），但是從谷歌地圖就可以看到，這條道路是其中一條銜接萬津和莎亞南與哥打甘文寧的主幹道路。

近幾年來，瓜冷縣的發展一日千里。如果沒有更改路線，東鐵在瓜冷縣會有一個站。縣內的西海岸大道明年也將竣工。在哥打甘文寧以南就有許多大型混合發展項目正在如火如荼地進行中。這些地點都是著名發展商如金務達、綠盛世、怡保工程、麗陽集團、林木生集團以及國家控股的寵兒。

前面就是規劃整齊的現代花園住宅區，後面就是綠意盈然、鄉情濃郁的萬津仁嘉隆。因此這個地區每逢週末都會吸引大量各族腳車迷，浩浩蕩盪成群結隊，騎車遊山玩水。

由於發展一日千里，使用B60的車輛與日俱增。不僅如此，這條道路也銜接至（巴生—萬津五號聯邦公路）。五號聯邦公路在雙溪旺月又有一條分支，即31號和32號聯邦公路。西海岸大道在萬津的出口就坐落在31號聯邦公路，許多重型工業區就是坐落在這兩條聯邦公路。萬津人只要跟著這兩條免費的公路，只需半小時就能抵達雪邦國際機場！

瓜冷西北有巴生港口、東北有哥打甘文寧、西南有萬津仁嘉隆、東南就是雪邦國際機場，這樣策略性的地理位置，工程局是否需要保留更大預算給瓜冷工程局進行立例行維修？

答案是肯定的，但是工程局的撥款和預算皆來自財政部。我從多次交流和會議獲知，各縣公共工程局每年獲得一筆固定的撥款來進行維修工作。如果有發展撥款，如要蓋新橋樑或高架天橋，公共工程局必須從財政部申請特別撥款。

至於聯邦公路，特定的工程或大筆開銷也是一樣必須獲得財政部的撥款。最明顯的例子就是今年年初我在希盟政府倒台之前成功獲得財長林冠英批准的一筆撥款來進行路燈更換或維修的工程。

如果公共工程局能夠定期維修損壞的個別路燈，該局其實沒有必要這麼做。該局這麼做是由於國陣時期一直沒有獲得這筆定期發放下來的維修撥款，導致原有的輕微損壞惡化，以致需要一筆大型撥款來解決問題。

當決定權和撥款都不在工程局的手上，縣工程局的能力和角色就不用說了。作為地方官員，舉凡任何投訴他們都必須面對和處理，至於是否能夠立即處理，取決於他們手上的資源有多少。

凱里這次掛彩，瓜冷縣公共工程局第一時間認錯，雖然被批為厚此薄彼，但是這個動作還是必須的。我們可以批評公共工程局辦事不力，但是財政部難卸其責。

劉永山

Adakah Menteri Kewangan sekarang juga akan mencontohi YB Lim Guan Eng untuk memberi lebih peruntukan penyelenggaraan kepada JKR Kuala Langat dan KKR?

Kenyataan Media ADN Banting (DAP) Lau Weng San pada 28 Disember 2020 di Banting, Kuala Langat:

Saya terkejut dengan berita bahawa YB Khairy Jamaluddin jatuh basikal akibat terlanggar lubang jalan di B60 Jalan Sri Cheeding, DUN Sijangkang, Daerah Kuala Langat.

Jalan ini merupakan antara jalan negeri yang tersibuk kerana ianya bukan sahaja menghubungi Sri Cheeding dengan Banting tetapi merupakan jalan pintas menghubungi Banting dengan Bandar Rimbayu serta Kota Kemuning.

Jalan ini juga merupakan laluan kesukaan ramai pengayuh basikal pada hujung minggu dan cuti awam kerana kedudukannya yang strategik dan berdekatan dengan Lembah Klang dan Shah Alam.

Buat masa sekarang, jalan ini diselenggara oleh Jabatan Kerja Raya Kuala Langat. Selepas kemalangan YB Khairy Jamaluddin, JKR Kuala Langat melalui akaun Twitternya telah memohon maaf kepada YB Khairy Jamaluddin dan ini mengundang kritikan.

Rata-ratanya mereka bertanya apakah JKR Kuala Langat berat sebelah kerana hanya memohon maaf kepada YB Menteri sahaja sedangkan ramai lagi rakyat biasa yang menjadi mangsa kemalangan akibat keadaan jalan yang tidak mengizinkan.

Saya dan rakan-rakan sudah banyak kali membangkitkan isu kerosakan jalan dan perabot-perabot jalan, baik di dalam sidang Dewan Negeri Selangor ataupun dalam mesyuarat Jawatankuasa Infrastruktur Majlis Perbandaran Kuala Langat.

Secara rasmi dan tidak rasmipun, saya dan rakan-rakan banyak membangkitkan isu ini dengan dua orang Jurutera Daerah dan dua orang Jurutera Jalan di yang pernah dan sedang berkhidmat JKR Kuala Langat.

Kerajaan Selangor juga bertindak proaktif dengan menjalankan menggunakan teknologi untuk memudahkan pengguna jalan raya untuk melaporkan kerosakan jalan melalui Waze.

Apapun sekali, JKR Kuala Langat masih menghadapi masalah kekangan kewangan kerana banyak peruntukan yang diperlukan perlu mendapat kelulusan Kementerian Kewangan, khususnya penyelenggaraan jalan persekutuan.

Justeru itu saya tidak bercadang mengkritik JKR Kuala Langat kerana tangan mereka terikat dengan kesuntukan peruntukan. Kementerian Kewangan sebenarnya harus memikul sebahagian besar tanggungjawab kerana mereka yang membuat keputusan akhir.

Sebagai contoh, saya telah membangkitkan basalah lampu jalan yang rosak di sepanjang Jalan Klang – Banting sejak tahun 2018. Maklum balas yang diperolehi saya ialah ianya memerlukan peruntukan khusus daripada Kementerian Kewangan dan bukan Kementerian Kerja Raya.

Saya berbesar hati apabila mantan Menteri Kewangan YB Lim Guan Eng telah meluluskan sejumlah peruntukan sebanyak RM1.63juta untuk menyelenggara lampu-lampu jalan yang rosak sepanjang Jalan Persekutuan ini. Walaupun kelulusan ini merupakan satu stop-gate measure yang hanya membantu mengatasi masalah ini buat sementara waktu, tetapi ianya tetap membantu.

Saya faham kerosakan yang ada pada Jalan Persekutuan ini bukan setakat kerosakan lampu jalan sahaja, malahan bukan sahaja jalan-jalan persekutuan yang perlu diselenggara kerana jalan-jalan negeri juga memerlukan perhatian dan peruntukan yang sama banyak kalau bukan lebih banyak. Adakah Menteri Kewangan sekarang juga akan mencontohi YB Lim Guan Eng untuk memberi lebih peruntukan penyelenggaraan kepada JKR Kuala Langat dan KKR?

Tanggungjawab ini bukan hanya dipikul oleh Kementerian Kerja Raya tetapi Kementerian Kewangan. Kerajaan Perikatan Nasional perlu proaktif, kerana JKR Selangor dan Kuala Langat memerlukan peruntukan untuk menyelenggara jalan-jalan persekutuan dan negeri di seluruh Malaysia, apatah lagi negeri Selangor mempunyai jaringan jalan raya yang terbanyak di Malaysia dan kadar kegunaan dan kerosakan jalan raya antara yang tertinggi di Malaysia.

Lau Weng San

後門政府零撥款予獨中民辦學院，華教人士必須反對

希盟民主行動黨萬津區州議員劉永山於2020年12月23日在仁嘉隆發表的文告：

聯邦財政部長東姑紮夫魯在12月15號通過國會書面回答表示《2021年財政預算案》沒有撥款給獨中、南方大學學院、新紀元大學學院與韓江大學學院。

因此，馬來西亞華文教育的華團和人士例如馬來西亞華文理事會主席王鴻財、林連玉基金會前主席劉志文、以及各州董聯會主席也應該針對此事向副教育部長馬漢順醫生、交通部長魏家祥工程師、首相慕尤丁以及前雪州州務大臣兼現任高級部長阿茲敏表達最強烈的不滿和抗議。

只有這樣，以上這些華教界人士才能在華社樹立威望，以免日後被人誤會為讓人覺得欺善怕惡，只敢在希盟執政時期的母語教育政策予以敵視，反而在後門政府時期的母語教育政策予以寬容。

值得一提的是，阿茲敏出任雪州州務大臣時期延續希盟和民聯時期制度化撥款華小、華中和獨中的政策。他沒有理由不支持聯邦政府撥款華小、華中和獨中的政策。此外，其他在希盟時期擔任政府部長的現任部長也應該給大家一個交代。

此外，自稱承認獨中統考文憑的砂朥越州政府也必須針對此事向聯邦政府表達不滿。砂朥越州政府現在由砂朥越政黨聯盟（砂盟）領導。砂盟裡面多個成員黨在聯邦和砂州出任部長職位，理應針對此事表達不滿，甚至和希盟一起否定這份財政預算案，畢竟這項政策將會對砂州鄉區獨中造成負面影響。

It was recently reported in the media that Finance Minister Tengku Zafrul that Budget 2021 will provide zero funding for Chinese independent schools, Southern University College in Skudai, the New Era University College in Kajang and Han Chiang University College of Communication in Georgetown.

This is a shocking news to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Malaysia. I urge various Chinese education activists who have been vocally expressing their views against Pakatan Harapan in the past, like Datuk Eddie Heng (Chairman of Majlis Bahasa Mandarin Malaysia), Low Chee Boon of LLG Cultural Development Centre and state chairmen of United Chinese School Committees' Association of Malaysia etc, to come together strongly against such unfair policy.

This is necessary as to avoid them being labelled as taking side when they had been vocal against PH government in the past but their comments are largely mild if not silent when they receive ill treatment from the current backdoor government.

Not to forget too that Dato' Seri Azmin Ali who was once the Selangor Mentri Besar supporting and continuing the policy of providing grants to the four Chinese secondary schools in Klang from 2014 to 2018. He is now a Senior Minister in the Muhyiddin's cabinet. They are also other ex-PH ministers and deputy ministers who are now with Perikatan Nasional. Since they in the past supported such policy from the PH government, why the U-turn now? Do they have any explanation on such matter?

Sarawak state government is currently held by Gabungan Politik Sarawak (GPS), a coalition partner of the current Perikatan Nasional Federal Government. I am certain most Chinese secondary schools in rural Sarawak will be badly affected by this ill-treatment from their own Federal Government and GPS federal minister in Putrajaya ought to speak up or else they should work together with PH to reject this budget.

劉永山 / Lau Weng San

安華別無選擇，希盟+才是出路

許多選民對當下的政治不穩定感到異常厭惡。這是事實，可是許多政治人物似乎並不明白，甚至感受不到這股厭惡感。

這種厭惡感尤其是在希盟支持者之間更為明顯。這是因為希盟政府本來就是他們支持的政府，這個政府也是大多數馬來西亞選民通過選票合法選出來的政府，奈何因二月的喜來登政變卻讓後門政府上台執政。

後來爆發武漢肺炎，疫情幾經轉折，從每日數百確診下降到數十確診病例，到現在回彈至上千病例。各行業幾乎一片哀鴻遍野。

由此可見，希盟支持者殷切希望國會在野黨領袖安華能夠在今年十一月召開的國會會議通過推翻《2021年聯邦政府財政預算案》來推翻國盟政府。

其操作方式就是只需以92個議席的希盟，大張聲勢拉攏國盟或國陣內不滿慕尤丁或阿茲敏的勢力來推翻後門政府提呈的財政預算案。這個操作方式不需要包括土團黨和沙巴民興黨手上掌握的16名國會議員。

後來，據說有人擔心票數不足，不僅不能推翻國盟政府，反而還會遭惹民眾撻伐。結果希盟顧前瞻後，馬前失蹄，而國盟的財政預算案，早已輕舟過萬重山了。許多希盟支持者因此生氣失望。

當然也有人批評，打戰行軍本來就是要不動聲色，這樣才能出奇制勝。可是希盟領袖卻四處高嚷擁有強大優勢組成政府，結果後門政府精神緊繃，時刻看緊家門，沒讓一個國會議員逃脫出去。這就是一而再、再而衰、三而竭最典型的例子。

也有人批評希盟不切實際，成天四處拉攏巫統議員過檔，然後幻想自己可能獲得足夠人數組織政府，最後被人利用來威脅慕尤丁換取好處。

評心而論，國盟的財政預算案真的是那麼神聖不可觸犯嗎？12月10號的《中國報》獨家報導揭發本來答應要付給幼兒園的補助金，竟然被拿去讓路給新冠肺炎信托基金支出賬戶的管理調整！

發給人民的救命錢都可以這樣兒戲，我們能擔保《2021年財政預算案》也不發生同樣的事情嗎？所以，我們是反對有理，既然有理，就不怕挑釁者鬧事。

更令人不明白的是，即便是這樣，希盟內部竟然還有人為這些失誤塗粉抹脂，粉飾太平。更令許多希盟支持者不明白的是，明明我們擁有108，為何我們要捨近求遠，把自己退守到92？

甚至有人還是拿馬哈迪當假想敵，成天幻想馬哈迪要回鍋當首相。不要忘記，預算案二讀時，馬哈迪和他的國會議員的確有站起來要求票決預算案。就這樣，他的立場比當時任何人還要堅定。

不管喜歡與否，希盟正是因1MDB貪腐醜聞而組成的聯盟，然後成功結合所有可以結合的在野黨勢力拿下聯邦政權（依黨和巫統眉來眼去，不算是反納吉的勢力）。

現在我們大談政治重置，就是要回到當時成立希盟的抗爭精神，即以希盟+的108個議員開始。除此以外，安華似乎別無其他選擇。

劉永山

尋找真正的The Perak Solution

如果你從雪隆地區開車經過南北大道北上檳城，路程大約是四小時。如果你中途在怡保一帶休息用餐，大約五個小時你就能夠抵達檳城。換句話說，你將會不知不覺地經過霹靂州。

就在國盟在國會卯足全力確保下議院議員出席人數足以通過各部門的預算案之際，霹靂州這麼一個經常讓人不察覺的州屬突然成為全國焦點，原因是隸屬國盟土團黨的州務大臣無法通過議會對他的信任動議。

我來自霹靂州怡保。由於地理環境靠近雪隆和檳城，雪隆地區和檳城有許多遊子選民都是來自霹靂州。許多雪州人問我如何看待霹靂州的政治亂局。要梳理霹靂州的政治亂局，我們不能把上週發生的事情當作單一事件處理。

不管是定居在雪隆或還留在霹靂的霹靂州子民，他們大多感覺痕鐵不成鋼的感覺。霹靂州位於雪隆和檳城之間，理應可以左右逢源，可是該州的經濟發展就是那麼嚴重落後於雪隆檳城。加上雪隆和檳城長期在民聯和希盟的良政熏陶茁壯成長，拉闊霹靂州和這兩個州屬的差距。感覺就是這麼近那麼遠。

例如：房地產發展商公會霹靂州分會會長邱文傳在2016年表示當時霹靂州的房屋銷售幾乎滯銷，有者甚至在幾個月沒有賣出一間房屋！同年，國庫控股研究院（KRI）發表報告表示霹靂州81巴仙家庭收入低於全國平均家庭收入，是全國繼吉蘭丹之後最貧窮的州屬。

自2008年起，霹靂州政壇便長期陷入不穩定。事關每次執政的政黨或政黨聯盟僅僅以微差多數議席上台，導致州政府很容易因一兩位議員跳槽而倒台。

在2008年，當時民聯尚未成軍，如果霹靂州行動黨不先斬後奏，率先宣布和依黨以31個多數議席組織政府，霹靂州根本不會發生歷史上第一次改朝換代。可惜好景不常在。2009年霹靂州因三名民聯州議員倒戈，導致國陣上台執政。2013年的全國大選，國陣雖繼續執政霹靂州，但是執政優勢依舊是31席對28席。在2015年，民聯因伊斯蘭黨靠攏巫統而宣告瓦解。霹靂州依黨的五名州議員隨即成為非民聯議員，加劇民聯和國陣的距離。

在2018年選舉，在野黨重新調整資源，成立希望聯盟。希盟隨後在霹靂州只奪下29個州議席，尚差一席就能以簡單多數議席執政。隨後一位巫統議員退黨支持希盟，使得希盟能夠以簡單多數議席執政。

這次州務大臣阿末費沙因無法通過信任動議倒台，一般希盟支持者雖感欣慰，但是霹靂州子民只能短暫欣慰，因為他們依舊哀嘆：過去12年霹靂州三屆大選五次變天，政府變天倒台的次數竟然比風下之鄉沙巴州還要猛！到底如此不穩定的政局還要到何時？為何霹靂州就不能出現一個穩定的州政權，把霹靂州的發展和雪隆檳城並駕齊驅？

不要忘記，惠譽評估（Fitch Ratings）已經把馬來西亞信用評級從AAA-降到BBB+。信用評級降級意味馬來西亞政府的借貸成本將會提高，因為政府必須支付更高的利息給政府債券持有者。

在疫情久久不散之下，霹靂州和馬來西亞是否還有本錢解散州議會？希盟和巫統可否聯合執政組織穩定的州政府？這就是我定義的“霹靂州問題”。既然是霹靂州的問題，就必須以霹靂人的角度尋找真正的The Perak Solution。

劉永山

安華神話不再？

希盟自“喜來登行動”失去聯邦政府政權後，一直質疑國盟政府的合法性，甚至揶揄國盟政府只有微弱的多數議席執政，處境非常驚險。

最驚險的莫過於今年7月13號國會會議，當時首相慕尤丁在國會動議撤換議長，結果只以111票對109票通過。換句話說，國盟的多數票竟然只是兩票！如果當初國盟內部稍有議員鬧意見，或缺席投票，首相的動議或許無法通過。

這就是為何國盟一直沒有信心面對國會議員的表決。國會會議對他們來說能免則免。

然而，所謂醜婦終須見家翁。國盟終究還得回到國會，尋求議員支持《2021年財政預算案》。在野黨領袖安華已經公開放話表示不支持，連前首相馬哈迪也一樣。如此看來，假如這個預算案無法通過，國盟政府自動倒台。

可是，要讓這些發生，在野的希盟在國會首先必須要有一名有能力領導和團結所有在野黨議員的領袖。

今年九月的沙巴州州選以後，安華的光環似乎已經褪色。此次沙巴州州選圍繞安華的兩大事件就是：一、公正黨以本身的標誌上陣。在議席談判方面，公正黨一度和民興黨在十七個州議席出現重疊。二、安華高調宣布獲得大部分土著穆斯林國會議員成為下一任的首相。

後來的結果是：雖然公正黨和民興黨達致協議避免同門相戈，但是公正黨還是無法貢獻更多的議席。國陣和國盟雖然在多處出現多角戰，但是他們還是拿下多數議席，最後組織沙巴州政府。安華最終還是沒有得到足夠的支持成為首相。這些事件已經讓國人質疑安華的領導能力。

財政部長賽夫魯在上週為預算案二度政策階段進行總結時納入巫統的建議。安華認為如果希盟在那個階段要求記名投票，恐怕會犯眾怒。

這個說法恕我認為過於牽強。在非常時期的財政預算案除了要充當及時雨，也必須順勢推舟，加強全體國民的強韌性來面對不可預知的未來。

例如：聯邦政府調高魚農津貼至於，為何不提供網路平台讓魚農業者開拓另一個謀生的虛擬空間？

當國內各商業銀行的盈利絲毫沒有受損的情況下，政府與其有條件性地暫緩還貸，為何不果斷地實行自動暫緩還貸，讓更多現金流入消費市場？

國油已經在第二季和第三季面臨虧損，請問明年的預算案是否有考慮國油無法支付更多股息給聯邦政府的可能性？

如果以上的答案都是否定的，那麼國會是否需要通過這個預算案？答案同樣是否定的。

可惜的是，安華無法整合各黨派在野黨的力量，以推翻預算案的方式來推翻後門政府。所謂一而再，再而衰，三而竭。既然無法在二讀政策階段推翻，爾後的二讀委員會階段，在野黨還是面對厄運，以雙位數敗給國盟的三位數議員支持。

這讓我想起今年六月賽富丁的言論。他說：“講多無用，希盟稱夠數國會見真章。”難道賽富丁早已洞悉天機，看死安華神話不再？

劉永山

我們的網速

最近你有沒有發現，你家的網速變慢了？是不是大家都躲在家中以網絡辦公上課，導致網速下滑？

除了電子商務和網購行業之外，行動管制令期間最火熱的行業應該是電子通信配備和網絡數據服務等相關領域。視訊會議應用程序如Microsoft Team和Zoom也如時勢造英雄般地應運而生。

為了對付肺炎，各國政府推出不同版本的封城措施，這些措施最終的目的就是以控制人民的行動來阻止病毒傳開。

這樣一來，不管是售賣智能手機、手提電腦還是流通數據配套的通訊公司，大家的生意比以往增加。這是因為國人減少外出，轉而把日常生活的所有大小事務搬到網絡進行，尤其是網絡教育和網絡辦公。

在疫情爆發之前，人們在談論網路科技，大多集中在如何運用科技解決民生問題與提升生活品質，以及將這些列為發展智慧城市的重要契機。

這次疫情改變了人民的生活與工作型態，政府迫切在極短的時間之內建立具備韌性（resilience）的城市治理模式。網路科技不再是一個選項，而是一個必須品。然而網速一日不給力，韌性城市管理模式其中一個最關鍵的條件就不能成立，什麼智慧城市不過是空中閣樓。

可是我國的許多地區的網速依舊停留在龜速時代。沙巴女大學生薇薇奧納在家鄉必須攀爬大樹才能取得訊號，甚至被迫在樹上寄宿，以便能夠持續獲得手機訊號。這事件真的往我們的頭狠狠地敲了一棒。

網絡教育供應商Yes曾經在行管令期間提供免費手提電腦和4G手機給鄉區的清寒子弟，意味著莘莘學子除了需要電腦等有形設備之外，無形的網絡訊號也是同樣重要。

民間和議員募款為清寒子弟添購電信器材和流動數據。民主行動黨一批新晉黨員甚至向各區議員和地方政府聯繫，建議把現在閒著的民眾會堂改為孩子們上網課的地方。反正現在不能辦宴會或集會，倒不如善用這些資源協助學子？

他們的建議不錯，然而如果我們的網速照樣不給力。再加上幾十位學生一起同時使用網路，佔線程度肯定嚴重。

中上家庭難道沒有這個問題嗎？家裡的孩子因為必須使用電子配備上網課，因為手機不足，家裡需要添購手機或平板電腦。爸媽在家工作需要網路，孩子在家上課也需要網路，全部人同時用網路，網速肯定變慢。根據調查，我國的的4G下載速度自今年三月以來就開始下滑。這證明我國的網速無法應付突然增加的需求。

因此，許多家長被迫申請提高網速。對他們來說，這是一筆為數不少的額外開銷。更糟的是，網速並非是您現在願意付錢就會自動增速。中產父母應付不來，那麼低下階層家庭要如何應付？

前通訊部長哥賓星在任期推動“Double the speed, half the price”確實成功讓國人以更低的價格享受更快的網速。惟希盟22個月的任期不足以讓我們完成這項政策。

因為它還必須實實在在地反映在我國的房屋發展、土地開發以及城鄉規劃法令——政府必須把網絡設備列為和水供、電供、排污、電話服務等等基本設備一樣重要。這也是後門政府執政後必須做好的頭等事務。

劉永山

川普是美國執政精英的眼中釘

美國總統選舉，到底拜登贏了嗎？川普認輸了嗎？這些問題沒有人能夠回答，也不可能有人現在能夠回答。

這場美國選舉被稱為是美國歷史上最具影響力的美國總統選舉，原因是川普在過去四年的施政被國內外的政治精英喻為反常態，不符合美國的利益。

從外交政策到國內經濟，美國共和民主兩黨的執政精英讓國內的農業和製造業萎縮，導致美國的勞動階層和中產階級處於弱勢，激發他們在2016年多個工業州屬一反常態，轉向支持共和黨的川普。

與2016年選舉一樣，今年許多主流民調機構預算拜登領先川普，甚至可以輕易擊敗川普。然而這次的選舉還是糾纏不清，民調機構再次失準。

川普大破大立的作風，讓他成為共和民主兩黨政治精英的眼中釘。香港才子陶傑對他的形容最為貼切：“川普是美國的齊天大聖。玉皇大帝、太上老君、四海龍王、十殿閻羅，個個都討厭孫悟空，但又如何？孫悟空是改變人間、仙界、鬼蜮遊戲規則和階級秩序的大英雄。”

現在川普通過法院提出種種選舉訴訟，規模之大乃史無前例。就是因為他反傳統，增添美國選舉的不確定性。

他的控訴，尤其是針對郵寄選票的訴訟，恍如當年馬來西亞淨選盟運動的訴求。

在馬來西亞，點算郵寄選票必須留意有許多程序。如有違反，如少了一個簽名、信封遭打開或逾時抵達計票中心等等，選票一律作廢。可是為何在美國像這樣的選票還會大量出現，甚至被當成合法選票來計算？

此外，他們也投訴部分州屬不允許監票員內入監督計票過程。即使獲允進入，監票員和算票員只能站在很遠的距離監督計票過程。即使在馬來西亞，這是不可能發生的事情。

電子投票軟件Dominion也遭川普支持者舉報存有誤差。如果這個指控在法院獲得核實，這再一次證明電子投票系統還是不能完全取代人手投票、點票和計票過程。

此外，選舉單位提供給選民填寫選票的Sharpie馬克筆也成為課題。這是因為一般美國人的選票是一張選票投選好幾位候選人。這次美國人除了選出總統之外，也選聯邦參眾議員、各州州長、州議員、州法官、市長、市議員等職位。與其是選票，它更像是一張A4紙張。選民必須往屬意候選人旁邊的小圓圈塗黑，就好像填寫選擇題答案卷。

我使用的字眼是“一般”，因為美國的選舉法是由各州制定，因此不同州屬有不一樣的選票格式。每一個州屬或城市的選民要投選的職位和候選人數量也不一樣。因此，美國人的選票一面兩頁通用，如果Sharpie馬克筆的筆墨滲透到另一面，這張選票送入機器閱讀會否被當成廢票？

許多官員僅以“沒有證據”拒絕回應。如此完全否認在法律上是站不住腳的。當然在法庭上，川普肩也負龐大的責任來證明舞弊存在。如果川普無法收集足夠的證據，他也有可能敗訴。

當然，美國制度的可貴偉大之處不是因為它有選舉，也不是因為川普當了四年總統讓美國更偉大。單是其法律框架允許任何選舉訴訟在正式選舉結果公佈前能夠迅速獲得審理，這已經是馬來西亞和許多國家現時無法辦到的地方。

劉永山

什麼是好的財政預算案？

什麼是好的財政預算？這個問題不容易回答，因為每一個國家和州屬在不同時期會面對不一樣的挑戰，或許必須通過重新分配國家資源的方式來面對這些挑戰。財政預算案就是重新分配資源的重要工具之一。

馬來西亞聯邦政府從1998年金融風暴迄今一直都是提交擴張型的財政預算案，即政府開支大於收入。換句話說，政府每年營收不敷支出，即政府必須挖本身的儲備金來應付更多的開銷。

既然這樣，我們就問：多付的錢用來做什麼？如果是用來償還債務，或者是花在行政開銷，如支付公務員薪水，這就不是好事。因為既然要多付錢，政府就必須確保這些錢能夠在日後提供更多的回酬。

因此如果政府多付的錢是用來進行基本建設、投資或推動惠民計劃，這些都是發展開銷，對經濟有著刺激性的正面影響，那麼這些開銷還是應該花的錢。

以馬來西亞的情況來看，聯邦政府已經連續22年提呈擴張型的財政預算案。可見國庫在過去22年遭掏空多少。雖然希盟財長林冠英已經開始計劃把預算案的赤字幅度減少。無奈的是，希盟執政的22個月不足以推動本身的議程。這段時期基本上還不是收割時期。

然而肺炎疫情對各國政府打擊不淺。不管政府過去提交的是擴張型、收支平衡還是盈餘財政預算，明年的預算案必須是擴張型預算案。一些空頭理論家嘗試為後門政府背書，說政府大膽打開國庫掏錢協助人民和商家。其實，不管是哪一個政府，它在這個時候必須這麼做。

雪州希盟政府提交的《2021年預算案》也是擴張性的預算案。與聯邦政府不一樣的是，雪州希盟政府明年重點加強州內的網絡基礎建設，尤其是網速和電商活動。

在野黨批評這些措施只不過延續過去數年的政策。前任州務大臣阿茲敏的門徒在州議會甚至調侃我們了無新意，說這些政策都是阿茲敏在2015年開始推行。但是事實是，自2018年開始，雪州政府已經推行許多改進，一點一滴地推行數碼化和大數據政策。

所謂養兵千日，這次的疫情剛好讓雪州政府推行多時的數碼化和大數據政策派上用場，以振興後疫情時代的經濟活動。例如，州政府在管制令初期主動出擊，推動各項措施鼓勵週內小商轉戰線上，大舉進軍網購市場開拓新商機。

為了鼓勵本地中小企業和小型販商進軍電商市場，州政府主動和國內兩大電商平台，即蝦皮（Shopee）和Lazada合作推動雪州雙十一電子市集大促銷。州政府更是撥款兩百萬令吉以優惠卷的方式分配給這兩家電商購物平台，進行為期一個月的促銷活動來進一步推動電商活動。

此外，雪州政府也先於聯邦政府首先推出疫情追踪手機應用程序SELangkah，顯示州政府在推動大數據施政下了一番苦功。我在疫情期間也帶領電子付費平台走入社區和早市，鼓勵小販們使用電子付費平台，避免接觸現金。

當初一些人嘲諷，說小販習慣了傳統現金付費方式，因此不容易使用別的付費方式。事實證明這些說法是短視的。疫情之下，我們沒有選擇。如果墨守成規、一成不變，終究遭歷史洪流的巨輪吞噬。

劉永山

從大馬人的角度看美國總統選舉

 就在這則文章見報，相隔太平洋另一端，與馬來西亞時差12小時的美利堅合眾國將會舉辦總統選舉。這場選舉對馬來西亞有什麼影響？許多人或許意味美國人選總統和馬來西亞市井小民關係不大。這種說法並不完全正確。

在2016年，川普以素人的姿態面對奧巴馬總統事情出任國務卿的希拉里。這次他面對的則是前副總統拜登。在川普的眼中，這些都是花言巧語的政治老油條。

《華盛頓郵報》在今年九月的一則針對川普前白宮策略顧問班農（Stephen K. Bannon）被聯邦調查局逮捕的報導。

在這一則報導之中，《華盛頓郵報》指出班農的另一名中國籍好友郭文貴也遭美國聯邦調查局調查。郭文貴是一名來自大陸億萬富翁的地產商。他和班農也是好朋友。

郭文貴因為中共內部的權力鬥爭，被當權者以各項罪名提控。目前郭文貴已經離開大陸，逃亡到美國。在今年64紀念日，他高調和班農以及大陸前足球明星郝海東大唱反調，宣布成立“新中國聯邦”推翻中共。

根據報導，大陸當局為了抓拿郭文貴，除了通過合法正常的管道通緝郭文貴之外，例如通過國際刑警發出紅色通緝令之外，大陸當局也嘗試通過其他管道遊說美國的政客，希望能夠影響川普總統贊成把郭文貴逮捕引渡回大陸受審。

政壇裡的因果關係

巫統最高理事會在星期一晚上開會表決繼續支持國盟政府，同時感謝最高元首拒絕首相慕尤丁建議頒布緊急狀態。巫統也建議國盟政府應和所有政黨，包括在野黨協商，舒緩緊張政局來面對第三波疫情來襲。

可是，巫統在週一晚上的文告也排除和公正黨以及行動黨合作的可能性。巫統之前只表明拒絕和行動黨合作，但是現在被拉黑的還多加公正黨。

整個事件的源頭就是安華在9月23日沙巴州選前夕突然公開宣布獲得大部分議員的支持出任首相。他甚至還表明支持他的議員大部分是馬來穆斯林國會議員。

雖然安華沒明確表示誰支持他，但是坊間猜測他獲得部分巫統議員支持。這是因為除了行動黨、誠信黨和公正黨之外，安華還得依靠鬥士黨、民興黨、依黨甚至是巫統的支持才能湊足人數。

誰來承擔小販商的損失？

 在星期一旁晚，我接獲一個讓人欣慰的消息。首邦市USJ4全記雞飯攤位員工蕭美珍來電感謝首邦市州議員黃美詩和本人拔刀相助，因為警方在當天上午收到指示前來她的攤位告訴她，即當局已經取消在10月14號開給她、姐姐和她的侄子的三張罰單。

她們三人來自仁嘉隆新村，事發當天下午他們收工後開車從USJ4哥哥的攤位回仁村。車上還有其殘疾人士的姐姐。蕭美珍的車子當時要經過警方的路障被攔下，原因是他們違反有條管令令關於一車限載兩人的指示。

這個雞飯攤位和整個咖啡店是蕭家的家族生意。當我從黃美詩同志和媒體知道這個消息後，我立即前往她們位於仁村的老家作家訪。

當事人蕭美珍告訴我：“我們每天都必須來回仁村和USJ4兩趟，如果每天經過路障都收到罰單，費用不敢想像！”

蕭家的遭遇是雪隆地區小販商在中下階層在當局條管令所必須面對的問題。

他們姐妹面對的問題引發一系列問題：到底警察面對經常更改的SOP，他們要如何執法才能有效地壓低疫情的曲線？既然要抑制疫情的擴散，也要維持一定程度的經濟活動，當局要如何平衡？經過這次的條限令，雪龍地區的經濟活動如何餐能攀回疫情前的水平？

根據財經周刊《The Edge》的報導，雪隆地區的零售業的銷售額佔據全國60%。另一個也在進行條限令的沙巴州也貢獻4%。這兩個地區加起來的數字為數不少。

破屋更遭連夜雨、樓船又遇打頭風。就在大家為這些問題絞盡腦汁想辦法的時候，雪河卻不給力，其上游再次發生河流污染。結果雪隆地區這兩天制水。雪州水供公司作為下游水供服務公司成為眾矢之。聯邦環境部長對此非常關注，但是不知道他本人是否有下達命令，要求環境局積極和雪州地方那個政府配合？

同一時期，雪州政府和聯邦衛生部針對疫情的確診病例的大數據引發爭執。雪州政府研發的SELangkah無法提供詳細的防疫資料給民眾，原因乃聯邦衛生部把許多原始訊息經過研究和篩選才對外公佈，避免引起不必要的誤會和恐慌。州政府要資訊公開透明，聯邦衛生部則認為需要過濾。我們的衛生部長有什麼話說？

另一邊廂，巫統的政客也不是等閒之輩。他們每日通過媒體嗆聲，一時要內閣改組、一時要投不信任票。雖然老慕老神在在，但是外資已經逃之夭夭。

這樣的情況讓民眾和公務員開始不滿，把責任歸咎於政治人物。可是對於那些過去三個月努力拼經濟搞民生的政治人物來說，這是不公平的。

如不是後門政府在今年6、7月默許他們代理人在沙巴篡位奪權，沙巴州政府就無需執政短短兩年多就解散州議會製造閃電州選。如今因為州選引發多個感染群，導致小販商損失慘重，甚至惹上官司。所謂冤有頭債有主，誰該負起最大的責任？答案已經清楚地寫在黑板上了。

劉永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