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島雪隆、彭亨以及森美蘭交界地區水災災情嚴重，許多朝野政治人物在第一時間前往災區予以援手。
政治人物，不管是民選議員還是官委縣市議員，在第一時間前往災區協調救援工作，活在災後在災區進行清洗工作，都是可以預見的事情。在國外是這樣，在馬來西亞也是一樣。
然而，一些部長高官的戲顯然演得太過入鏡，以致遭網民吐槽。首先就是網絡流傳婦女部長麗娜哈倫一部以高壓水槍清洗臨時疏散中心洋灰地板的短片，引來網民一片冷嘲熱諷。
首相沙比里前往烏魯冷岳縣巡視災區的清理工作，引來一群嘍羅跟班，連救護車也必須停下來讓路給首相和他的跟班。此舉被網民錄下來，也遭人大肆吐槽。
高官出巡有支持者跟從並非什麼壞事。除了個人護衛和保鏢之外，如果這些跟班只不過陪伴部長高官出巡來出風頭，或者是純粹自拍再放上網，那就不好辦了。
如果有他們的出現時能夠協助高官當場記錄所有要進行的工作，然後立即跟上司匯報進展，或者是直接執行部長高官的命令、立即處理和調配資源與工作，他們的出現肯定不妨礙救援工作。
今年十月，莎亞南太子園發生一場水災。該區行動黨州議員兼雪州行政議員甘納巴提勞與雪州水利灌溉局副局長一同巡視災區。
他們一行人一共巡視了三個災區。到了第三個災區，甘納巴提勞已經極度不滿副局長的敷衍態度，公開在面子書開直播炮轟水利灌溉局副局長。
當時許多反行動黨的網路兵團紛紛以種族和宗教的角度攻擊甘納巴提勞，說他侮辱馬來公務員。這是模糊焦點的伎倆。
他在翌日重回現場，來到水利灌溉局管理的一個水閘，一一指出該局沒有妥善管理和維修水閘的防洪設備，導致該區居民經常無辜面對水患。這些受苦的居民許多都是馬來人，災區亦有馬來子弟就讀的學校和穆斯林祈禱所。
適逢砂州州選，砂拉越政黨聯盟（砂盟）主席兼看守首長阿邦佐哈里前天大打華教牌。
他的演講當然語帶雙關。除了自我吹噓砂盟對華文教育的貢獻，他也不忘抨擊希盟執掌期間無法承認獨中統考文憑，並以此來對比砂盟在這方面的“驕人政績”。
任何政治人物的說辭都需要進行fact-check，因此像他這樣來“抽水”，未免過於低估選民的智慧。
無可否認，砂盟政府確實在前任首長已故阿德南時期承認獨中統考文憑。其承認方式就是批准統考文憑持有者在國語科目及格之下通過砂州公共服務委員會申請成為砂州公務員。
阿邦佐哈里充其量只是借用前任首長已故阿德南的政績往自己臉上貼金，因為他在位期間似乎無法超越阿德南時期對母語教育的貢獻。
現在政府公務員大多都是由聯邦公共服務局委任。許多高級公務員也是隸屬公共服務局調配。雖然如此，既然馬來西亞是一個聯邦國家，那麼各州也有本身的州公共服務委員會。
翻查各州公共服務委員會的資料，不難發現這個體系下的公務員大多都是低級別的公務員。網絡資料顯示雖然砂州政府允許統考文憑持有者申請加入，但是有興趣申請者卻寥寥無幾，更何況是成功被錄取者。
砂朥越州政府雖比西馬任何一個州政府擁有更多的主權，儲備金更是名列前茅。這意味州政府在母語教育的支出肯定可以做得更多、更好和更全面。
例如砂州一共擁有219所華文小學，其中126所是學生人數少於150人的微型華小。砂州一共擁有十四所獨中，幾乎佔了全國獨中的四分之一，但是除了位於城市地區的大型獨中之外，砂州幾乎一半的獨中都是學生人數少於三百人的微型獨中。有些獨中甚至沒有收取學費，卻依舊面對學生來源短缺的問題。
砂州政府可否有想辦法解決這些問題？砂州政府除了可以提供土地之外，是否也可以提供更多的財務援助協助學校搬遷？甚至是在學生來源相對比較充裕的地方興建全新的獨中？
我要說的是：阿邦佐哈里或許自認做得不錯，但是他能夠做到的其實更多，甚至該做的卻不做。
既然阿邦佐哈里和已故阿德南同樣熱愛和支持母語教育，那麼他不應該取笑或看低其他州政府，尤其是希盟州政府在這方面的努力吧！
就以希盟雪州政府就好。雪州政府自2008年就每年制度化撥款華小 600 萬、獨中 200 萬及改制國民型中學及教會學校 100 萬。淡米爾小學也獲得 500 萬元。累計撥款早已超過一億令吉，堪見誠意十足。
希盟上台雖然未能如願承認統考文憑，但是阿邦佐哈里應該知道原因就是他們的盟友如巫統、伊斯蘭黨和土團黨在議會內外興風作浪，四處挑起種族情緒。如果砂盟支持承認統考，為何阿邦佐哈里選擇隔岸看火？
如今他也面對依黨和土團在砂州選舉安插候選人干擾砂盟的勝算。不知阿邦佐哈里真的無法認清敵友，還是純粹借用華教牌撈取選票？
劉永山
吉打州政府明年不更新州內萬字和博彩業商業執照一事，看來已經塵埃落定。業者應該不打算進行任何形式的抗爭。
吉隆坡市政局最近不再發出新零售烈酒執照給雜貨店、便利店和傳統中藥行。雖然聯邦直轄區的國會議員群起反對，當局迄今依然維持原有的決定。
之前更發生本土威斯忌品牌Timah的名字風波。這一連串的事件，讓許多非穆斯林觸目驚心，甚至不滿國盟和國陣政府違法大馬一家的精神，嚴重干涉和影響非穆斯林的生活方式。
最近更傳出消息，指聯邦政府最近通過內陸關稅局開始和咖啡店業者匯報，明年一月一號開始，所有售賣啤酒飲料的咖啡店必須多繳付啤酒執照費。
必須知道的是，這是舊條規、新政策。意即這個條規在法律上是存在的，但是過去政府並沒有執行，反而現在實行，意即新政策。
至於為何聯邦政府選擇在這個時候這麼做？是因為伊斯蘭化？國盟和國陣政府要鞏固他們的穆斯林支持者的基本盤？還是因為他們真的要控制醉酒鬧事和車禍事件？還是因為他們銀庫緊縮，被迫從這方面探討增加稅收？
馬六甲州選結束不久就有人開始語無倫次。
首先就是以國盟旗幟中選成為州議員的兩位土團黨州議員現在說“不習慣和在野黨議員坐在一起”，希望能夠和執政黨國陣坐在一起。
到底什麼是“坐在一起”？“坐在一起”是否表示這兩位土團黨議員要從土團跳去國陣？還是純粹是要和國陣在馬六甲州組織州政府，讓國陣以更多的議席，即23個議席執政甲州，甚至籍此要求一個行政議員官位？
他也說，組織馬六甲州政府必須考慮國盟和國陣兩個政治聯盟在共同執掌聯邦政府的事實。
國陣能夠重新單獨在馬六甲執政是不爭的事實。國陣在許多選區其實並沒有得到超過一半選民的支持，這也是事實。國陣和國盟這兩個政治聯盟即合作又對抗也是政治事實。
可是問題來了，國盟和國陣既然在聯邦組成了政府，為何在州選卻可以分道揚鑣？各走各路？國盟和國陣到底是盟友還是敵人？國陣已經在甲州州議會囊括超過三分之二的多數議席，它需要看你土團黨的臉色嗎？
馬六甲州選在上週六已經塵埃落定。甲州選民以手上一票給予國陣強大的支持，讓國陣能夠以21個議席，即超過三分之二多數議席的優勢重新執政。
成績出爐後，安華成為許多希盟支持者和民主行動黨領袖討伐的對象，原因是安華在此次選舉中收下一名青蛙議員以希盟公正黨的旗幟上陣。此外，誠信黨也收下了一名青蛙議員。
雖說任何選舉的成功與失敗，是由許多不同的原因湊合而成，雖說投票率低固然是希盟敗選原因之一，但是為何選民不為所動，不出來投票？
希盟自2020年失去政權迄今依舊遭許多選民的鞭韃。乃因為希盟無法落實競選承諾，令他們大失所望。他們之中也包括一部分年輕馬來選民。安華從拒絕青蛙，到接受青蛙過檔，過去甚至和巫統主席阿末扎希眉來眼去，確實讓許多選民和支持者不滿。
上週二交通部長魏吉祥和前財長林冠英通過各大國文電視媒體針對沿海貿易政策一事進行辯論。期間魏吉祥為了佐證他的論述，把他與日本電信電話（NTT）的佐藤佳雄的對話搬上銀幕。萬宜國會議員王建民過後也發文告指正魏家祥的多個謬論。我雖認同王建民的看法，但是不打算在本文重複他的論述。
魏家祥試圖通過佐藤佳雄的嘴巴指出Apricot海底電纜計劃本來就沒有設計馬來西亞，因此何來國盟政府因為取消豁免權導致這項海底電纜計劃繞過馬來西亞，造成所謂的數億的損失？
什麼是沿海貿易政策？根據網絡的詮釋，這項政策意指某國為了保護本國國內海運行業，規定所有在國內運送貨物的船隻必須是本國註冊的船隻。佐藤佳雄在與魏家祥的對話中談到，這個政策是在許多國家，包括日本國內都是非常普遍的。
希盟政府於2019年三月，豁免非大馬船隻無須遵守《1952年馬來西亞航運條例》第65KA（1）條文的規定，即外國船舶在在馬來西亞水域的任何海底電纜著陸中心，可從事海底電纜維修服務。也就是說，希盟的政策依舊是維持現有的沿海貿易政策，只不過針對海底電纜維修服務提供豁免，允許外國船隻進來馬來西亞海域進行這方面的維修工作。
當時希盟為外國船隻提供這方面的豁免，是希望提高海底電纜維修的效率，以便能夠吸引更多這方面的高端投資。無容置疑，這個政策肯定將會加速馬來西亞數碼經濟的發展。試想，馬來西亞海域遼闊，而且位處南中國海中心，外國船隻如要維修海底電纜，他們可以從半島西海岸、東海岸以及沙砂兩州沿岸任何海港停泊、補給和出發，進而提升相關事務的效率。
魏家祥表示Apricot本來就不涉及馬來西亞，何來造成經濟虧損？可是我的問題是：如果聯邦政府維持希盟時期的政策，我們是否會吸引更多這方面的投資？失去了豁免權，馬來西亞會否失去這方面的高端投資？雖然我們不能準確預測相關的投資數額，但是表面上看，答案是肯定的。
Timah在我的認知之中，尤其是對許多霹靂州子民，就是錫的馬來名稱。Bijih timah就是錫米、lombong bijih timah就是錫米礦這麼簡單。我們從來不會妙想天開地把Timah聯想到Fatimah。
Fatimah這個名字也不是穆斯林的專屬女性名子。
Fatimah或Fatima是伊斯蘭教先知穆哈默德女兒的名稱，也是天主教用以稱呼聖母瑪利亞的聖號。這也就是為何馬來西亞有許多天主教堂以Fatima命名（Church of Our Lady of Fatima）。
在怡保，來自德國的天主教醫療團體Brothers of Mercy甚至還在1974年成立了一所名為Hospital Fatimah的非營利私立醫院。該醫院的標誌中間還架上一個十字架。
如果Hospital Fatimah裡面的“Fatimah”可以被同理為Timah，恐怕當時為該醫院主持開幕典禮的已故霹靂蘇丹伊德里斯或許也會要求他們改名。
可是為何沒發生這樣的事情？因為Fatimah是人名，Timah是錫，Fatimah和Timah本來就是兩回事！。
馬來西亞國產威斯忌Timah過去兩個星期成為媒體焦點，馬來社會和群體甚至消費人協會向政府表達不滿，認為酒精飲料乃非清真飲料，因此不宜讓這個牌子的威斯忌以馬來名字“Timah”面世，招牌也不應該出現一名佩戴白帽（Kopiah），貌似伊斯蘭男子的照片。他們認為這將會讓穆斯林和馬來人混淆。
這個課題鬧了兩個星期左右，最近似乎有極速降溫的現象。伊斯蘭黨的幾個嘍羅出來吶喊一兩聲之後，整個課題就不了了之。
昨日聯邦政府展延提呈1963年馬來西亞協議（MA63）相關的修憲案。我不知道國會裡面是否有傳出到底背後發生什麼事情。既然希盟已經表示將會配合政府一起進行這方面的工作，同時準備在國會支持通過相關的修憲案，但是MA63依然不見天日。
東馬人民也只好乖乖地等待，砂盟這邊也沒有什麼動作，畢竟負責這事務的就是來自砂盟土保黨，掌管國會與法律事務的首相署部長旺朱乃迪。難道砂盟首長阿邦佐要打自己人？
不久之前，在希盟的爭取之下，國內所有獨中將會享有聯邦政府的直接撥款。希盟政府在喜來登事件前一個月順利把所有撥款移交給獨中。隨後國盟政府上台。他們在去年年味提交國會的2021年財政預算案完全沒有提及這筆撥款的動向，意即全國所有獨中在2021年將不會享有這筆撥款。
衛生部長凱里被反疫苗接種者喻為傲慢，甚至有者指責凱里為“惡魔”。事關凱里最近高調疾呼，要讓拒絕接種疫苗人士“日子難過”。
反疫苗接種者是基於什麼原因不願接種疫苗？到底他們說過什麼？
說實在，反疫苗接種者的種種論述幾乎不曾在主流媒體出現，因此眾人無從知道到底他們是基於什麼因素反對接種疫苗。
他們大多數並沒有一個正式的組織。因此，他們通常不會以組織的名義發聲。他們大多數是以個人名義發聲，他們並沒有統一和正式的立場。他們偶爾出現在社交媒體，但是因為有可能是假戶口，因此公信力大受質疑。
由於只能捕風抓影，因此安華所說的“教育”其實是只能撒網打漁，盡可能覆蓋所有需要涵蓋的範圍和課題，讓每一個人都清楚接種疫苗的好處。
上星期二，四位馬六甲州議員在前首長伊德里斯哈倫的帶領下公開宣布對現任首席部長蘇萊曼失去信心，而公開宣布收回對蘇萊曼的支持。
據稱，四位州議員與希盟前州首席部長（即隸屬誠信黨的阿德里）接洽，建議和希盟成立聯合政府。翌日，當時還是馬六甲州首席部長的蘇萊曼（巫統）向州元首敦阿里魯斯坦會面，最後下午州元首通過議長勞夫尤索夫宣布解散馬六甲州議會。
以上我所提到的名字，如敦阿里魯斯坦、伊德里斯哈倫的阿德里都是前任馬六甲州首席部長。
去年喜來登政變以後，伊德里斯哈倫本來是出任州首席部長的不二人選，但是他無法獲得巫統黨主席阿末扎昔的支持。
了解巫統結構的人士都知道，巫統各州聯委會的主席是黨主席委任。當時的馬六甲巫統聯委會主席就是勞夫尤索夫。本來馬六甲州首席部長這個職位就是由甲州巫統主席勞夫尤索夫出任。無奈勞夫尤索夫並不是州議員，因此只能通過國盟與國陣州議員支持的情況下當上馬六甲州議會議長。
今年年初到年中，雪隆各地區肺炎病例氾濫成災。不僅普通病房病人爆滿，加護病房的使用率也超出原有的界限。當時雪隆地區幾乎每一個政府醫院都出現配備不足，人滿為患的窘境。
當時萬津醫院院長四處尋求援助。他告訴我，該院目前還使用嚴重超齡的醫藥器材，例如普通病床、移動病人推車（patient transport trolley）
應院長的懇求，我在今年三月捐了一台普通病床給萬津醫院。當時這台病床花了我的選區撥款大約兩千五百令吉。供應商得知萬津醫院當時也收治肺炎病患後，慷慨解囊，自身也多捐一張病床給醫院。瓜冷縣長也四處奔波，幫忙萬津醫院籌獲得20多張病床。
如果沒有這些及時雨，醫護人員必須在工餘時間回醫院協助為這些器材上漆，好讓這些生鏽的病床能夠繼續使用。
《第十二個馬來西亞計劃》或者是RMK12在星期一出爐。打著“大馬一家”旗號的首相伊斯邁沙比里揚言要在接下來的五年之內把馬來西亞打造成為一個高收入國家，即家庭平均收入每月至少1萬令吉。
除此以外，伊斯邁也表示政府立下目標，要在接下來五年每年取得4.5吧仙至5.5吧仙的經濟增長。其他重點還包括收緊中馬和沙巴與砂朥越人均收入距離、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等。
我百思不得其解，為何政府在提到高收入國家時，以往多從人均收入談起，如今卻只談家庭平均收入？至於貧富懸殊，伊斯邁沙比里為何不談衡量貧富差距的基尼指數，反而只提收緊中馬與沙砂二州的距離？到底他要故弄玄虛，還是有什麼難言之隱？
職場一日不恢復正常，我們的生活就不算是回到疫情前的情況。
同理，學校一日不復課，我們依舊是活在疫情籠罩的情況之下。對於十二歲以下的幼童和小學生來說，這段期間更是他們人生與品行成長期的黃金時間。
小學與幼兒園是學童與幼兒開始接觸原生家庭以外的人物與事務，也是孩童和學生學習如何與外人相處。學校和幼兒園提供的學習環境，除了是課本上的知識，也包括待人處事的方式，進而塑造學童與幼兒本身的價值觀和人生觀。
在2019年7月，馬來西亞中華總商會會長丹斯里戴良業說了四個字——政熱經冷。顧名思義，政熱經冷就是當權者勤於拼政治，卻疏於拼經濟。我在同年12月在本欄就此撰題《是時候政冷經熱》，呼籲各造讓政治降溫，注重經濟民生。
當時的巫統和伊斯蘭黨還是在野黨。所謂政熱經冷，也意指巫依兩黨頻頻以種族和宗教議題攻擊和分化當時的執政黨希盟。
所以當時戴良業會長說了這四個字，抨擊當權者熱衷於爭權奪利，以致他們不能專心管理經濟。
在五月的某一個週末，我和服務中心的隊伍在一個銀行外面開設流動服務櫃檯，為人民登記接種疫苗。
我和助理看到有人要步行進入銀行ATM提款，便上前問候，是否已經接種疫苗？是否要登記接種疫苗？是否需要我們協助即時通過網路登記接種疫苗？
我記得有一位大叔，開口表示不願意接種疫苗。他說人生死有命，無須在乎是否已經接種疫苗。我想進一步解釋，但只見他揮揮手就離開了。
我國的疫情在六月至八月間開始走高。確診數字從數千激增到以萬計。我相信我們身旁許多朋友、親戚和家人在這個時候因感染肺炎或其他因肺炎引起的並發症而離開我們。
我不清楚這位大叔在這個時候是否已經改變主意，接種疫苗。我當然希望他已經改變主意，但是國內還有一小部分成年人士拒絕接種疫苗。
上週三，新上任首相伊斯邁沙比里和主要在野黨聯盟希盟三黨領導會面，商討未來朝野雙方該如何處理未來的政局。
有人一廂情願地以為這是“朝野合作”，尤其是伊斯邁沙比里宣誓任相後發表演說，以“大馬一家”的精神施政。
這個口號跟安華出任副揆時提出的“我們都是一家人”有異曲同工之妙。同樣的地方就是口號的內容，不同的地方就是到底伊斯邁沙比里的“大馬一家”是否能夠言出必行？
正如前依黨精神領袖已故聶阿茲說過，巫統只有在命危時才會和政敵言和。伊斯邁沙比里在國會只以微差多數議席執政，為了保住巫統的政治生命，伊斯邁沙比里可謂是別無選擇。
最高元首最終在伊斯邁獲得超過111位下議員支持的情況下順利受委為馬來西亞第九任首相。
在這之前，希盟的首相人選安華獲得所有在野黨的支持，即105票，一度領先伊斯邁。
安華能夠獲得在野黨如此充足的支持，乃是因為他獲得馬哈迪和沙菲宜等非希盟在野黨的支持。
沙菲宜本來也有機會獲得希盟推薦成為希盟的首相人選，惟沙菲宜無法獲得砂朥越政黨聯盟（砂盟）的18個國會下議員的支持。在這樣的情況下，沙菲宜領導的沙巴民興黨被迫轉而支持安華。
我有一點不明白的是，砂盟為何不支持沙菲宜任相？砂盟肯定知道，它手上緊握18張牌，是造王者。它也知道，如果砂盟選擇支持沙菲宜，來個東馬大團結，那麼沙菲宜可以有力地和希盟談判，進而獲得希盟和半島其他在野黨的支持。這一來便是123席，遠遠超過所需要的110席，讓沙菲宜以東馬人的身份當上首相。
令人疑惑的是，砂盟再一次選擇支持巫統、土團黨、伊斯蘭黨等保守右派政黨，難道不怕這在來屆砂州選舉成為課題嗎？俗話說，第一次可能是偶然，第二次肯定是事實了。
不管如何，現在伊斯邁新官上任，釋出善意，以“大馬一家”為旗號，拉攏朝野政黨共同抗疫，確保政治穩定，把經濟搞好，讓全體國民早日脫離疫情，恢復正常生活。
老慕終於辭職了。對他，我只有這句話：早知今日，何必當初？
如果老慕知道有這一天，何苦當初和叛變者同謀共組後門政府？老慕口口聲聲說不會向盜賊妥協，可是他去年能通過喜來登行動當上首相，就是他和盜賊通敵所致。這點難道他忘記了嗎？
如果老慕知道這一天將會來臨，何苦他要在政權岌岌可危的時候，以“改革”的名義來拉攏希盟尤其是民主行動黨能夠的議員來支持他所領導的政府？
當這則文章見報的時候，最高元首或許已經確定首相人選。直至截稿為止，國盟內部正在傷腦筋。很肯定的，首相人選將不會來自土團黨。媒體引述消息人士表示國盟內部很可能推出一個來自巫統的首相候選人。據說巫統內部也在爭議誰適合代表巫統接掌這個官位。
馬來西亞新冠肺炎疫情高居不下，醫療體系幾乎分崩離析，人民和商家每日要在餓死和病死之間掙扎，後門首相老慕宣布馬來西亞將在8月10號之後放寬管制措施，只要是完成接種2019冠病疫苗的人，將可解除部分行動管制，包括有條件開放堂食與跨縣。
我在想：即便有餐飲業者願意開放堂食，食客們會冒險闖關嗎？
政府也允許讓從國外入境大馬人士可在家隔離。前首相納吉就斥責，國盟政府這做法簡直是“徹底瘋了”。是的，這肯定是徹底瘋狂的事。現在馬來西亞每日確診人數是以萬來計算，何以在疫情高企之下，我們卻放寬入境措施？
如果要放寬，為何不在確診數字在數千之間開放，反而必須等到上萬才來開放？
東京奧運已在疫情籠罩之下終於掀開序幕，22歲的大馬跳水女將諾達比塔在三米跳板跳水決賽排名第四，沒能摸牌。她在記者會上表示，在抵達東京之前最大的艱苦就是行動管制令讓她無法和家人團聚，以致她必須獨自承受巨大心理壓力。
諾達比塔的這番話雖然沒有直接掛後門政府一巴掌，但足以明確地告訴全世界馬來西亞聯邦政府的失敗防疫措施不僅無法把疫情曲線壓低，對也把我國的經濟壓垮，甚至對全體國民的景精神更健康造成一定程度的影響。
國會殿堂作為議政場所，本來就應該針對行政單位的防疫措施進行詳實的辯論。可惜的事，上周召開的國會會議卻變成行政單位單向向國會議員匯報的場所。
現在聯邦政府是否是一個失敗的政府？大家可以去雪隆地區各個政府醫院看看就知道情況。前天，全國各地的合約醫生身穿黑衣參與一個小時的大罷工，控訴他們在職場上面對的不公平待遇。讓我深深感覺醫療體系正逐步頻臨崩潰。
當然，外人無法完全了解現在醫院裡面的工作情況。在現在這麼危機的情況，你我如果沒有必要也不會踏入政府醫院一步。我們也求神拜佛，不要有這麼一天需要我們踏入醫院。既然你我都不要踏入政府醫院看個究竟，後門政府的高官平時也會否進入醫院視察？
我們的醫療體系曾經享譽全球，即使在去年新冠肺炎剛剛開始肆虐全球，馬來西亞的確診病例不高，康復率達80%以上，被國際社會冠為抗疫模範生。
我在上個星期接獲雪州州議會秘書處通知，即州議會將於8月23號開會，由於這一次的會議是今年第一次會議，因此會議將由雪州蘇丹殿下親臨主持開幕。所有州議員必須在會議前三個星期呈上二十道作口頭與書面回答的問題。
許多州議員收到這個通知都非常高興，因為本來在今年三月召開的會議，輾轉超過五個月之後，終於能夠在月恢復召開。雖然遲到，好過沒到。
今年，我在本欄至少兩次寫過我的立場：即議會應該盡快恢復正常運作。旁人認為召開議會乃方便爭權奪利，可是議會的功能本來不僅如此。國盟政府失敗的防疫和抗疫措施，正是因為缺乏監督制衡所致。
白旗運動一發不可收拾，經過兩個星期後，全國各地出現大大小小的白旗，卻也發現部分貪婪人士籍白旗運動囤積捐助的糧食。
著名作家許慧珊說：“要如何讓物資送到最需要的人手上，讓在深淵無法求助而墜落的人得到及時的幫助，而不是讓人找到可以貪小便宜縫隙，讓好意變成一場笑話，是想要當助人者的大家需要重新思考的。”
我非常認同這個說法。
首相慕尤丁在週一宣布一筆大手筆的經濟復甦配套，命名為Pemulih配套。
在這之前，國盟政府也頒布了多個配套，全部都是以英文字母“P”開頭的配套，有Prihatin、Penjana、Permai和Pemerkasa。
這就是國盟政府最厲害的地方，因為他們總是能夠為他們的配套冠以堂皇富麗的稱號。例如現在我們實行的行動管制令，國盟政府認為這個稱呼也不大吉利，結果改稱為國家復甦計劃或Pelan Pemulihan Negara (PPN)。
話說回頭，這又有什麼不妥？連老大的名字也可以換，更何況是這些配套？
過去當大家談起瓜拉冷月縣和萬津，許多讀者或許對這個地方的印象不深刻。更多的可能會想起仁嘉隆東禪寺每年農曆新年的新春燈會或者是丹絨士拔的情人橋。
惟瓜冷未來的將會有一番天翻地覆的改變。
萬津區州議員劉永山表示，二十年前的蒲種跟現在的瓜冷幾乎沒什麼不同，但是當白蒲大道開入蒲種之後，整個蒲種在接下來的十年就發生天翻地覆的轉變。
相比較於蒲種，瓜冷現在已有南巴生谷河流域大道（SKVE），大大減少瓜冷和萬津與巴生谷河流域的距離，刺激瓜冷北部如直落坡（Teluk Panglima Garang）、加厘島（Pulau Carey）和仁嘉隆的發展。
上星期我寫了一篇《不能把學府關太久》，本來以為上個週日教育部長莫哈末拉茲會談到這點。結果是令人大失所望，教育部長不僅沒有談及疫情下的教育課題，反而他提到的課題有點反高潮。
長話短說，部長在長達三十多分鐘的面子書直播記者會侃侃而談，表示教育部將會在7月進行一項特別招聘，以聘請18702名教師，以便能夠填補雪柔砂沙四州教授特定科目的教師空缺。
為什麼我說這是反高潮？
現在疫情嚴重，別說增聘教師，連學校何時復課也成為一大問題。此外，學生們居家上課往往因為網速緩慢、配備不足等技術問題，導致教學效果不佳，直接影響下一代對上課的興趣。我們的部長卻大談增聘教師？
請問部長，難道你的記者會不能如何讓學校能夠在最短的時間之內復課？或許，你可以談談如何讓全部老師先接種第一針的疫苗，然後慢慢恢復上課？或許，你可以讓大家知道，政府過去承諾要分發的平板電腦分到哪裡去了？
我知道這些都是老生重彈，但是我們不得不談，因為我們從來不曾從當局的口中獲得明確的答案。
部長在記者會提到的內容，顯示當下政府抗疫政策和優先秩序方向錯亂，可說該封的不封。週一某英文財經日刊的封面頭條報導國內健身房業者自去年三月實行行管令以來累計損失超過1億1000萬令吉。
由於該領域重來不曾爆發任何感染群，因此該領域的業者希望政府允許業者重新復業。是的，這個領域和教育領域一樣，幾乎從來不曾發生任何大型的感染群，但是卻是被封得最嚴格的領域。
除了這個領域，其他面對同樣厄運的還有文具業和手機店。據悉，一些州屬的手機店能夠運作，一些則不能。到底是什麼一回事？當學校無法復課，學生就必須留在家中上網課，可是當文房四寶、作業簿、課業、甚至商家無法提供影印服務之下，居家上課的成效會是如何？
許多長者對智能手機的運作不大熟悉，因此除了平時向子孫討教之外，手機店就是他們經常尋求快速援助的地方。可是當手機店關了，他們連買一張充值卡都成問題。
反觀製造業的感染群接踵而來。詭異的是，這個領域相比較於其他服務業領域卻是獲准運作的領域之一。當局的防疫措施久久不能奏效，原因就是防疫措施的針對對象往往是針對錯誤的對象實行錯誤的管制。
現在的防疫措施已經足以防範病疫，但是成敗與否取決於業者的態度。製造業的確診人數居高不下，當局應該考慮嚴懲犯規者。反之，服務業安分守己卻被迫犧牲業績來換取大家的生命安全。如此優先秩序大錯亂的抗疫措施始終說不過去。
劉永山
上星期我寫了一篇《不能把學府關太久》，本來以為上個週日教育部長莫哈末拉茲會談到這點。結果是令人大失所望，教育部長不僅沒有談及疫情下的教育課題，反而他提到的課題有點反高潮。
搞記者會全面行動管制令（FMCO）延長至本月28號，令許多人開始為生計感到擔憂。聯邦政府實行的行動管制令，許多沒有被列入關鍵領域的小商家更因此收入大減。至於能夠繼續營運的商家，收入也因為客源減少而縮水。
可是實行FMCO的同時，我們也犧牲下一代的前途。
學校遲遲不能復課，再加上我國整體網速不發達，以及大部分學生沒有充足的上網配備，因此現在的全面行管令也意味著我們也正在全面地犧牲下一代人的教育和前途。
衛生部總監諾希山表示，我國通報的感染群之中，職場感染群無論從確診數目或感染率來說都是居冠，反之社交感染群或教育感染群的只不過是零星個案。
聯邦政府的抗疫措施要步步到位，絕對不能信手拈來。製造業是我國的經濟命脈，但是縱觀這麼多的感染群都是來自製造業，政府絕對不能對違規的製造業者手軟。
我的觀察是，對於那些鮮少引發感染群的領域來說，聯邦政府似乎特愛大管特管、大關特關，反之對於頻頻爆發感染群的製造業領域，聯邦政府卻特別厚愛，一再予以寬容。
由於職場感染群遲遲未能減緩，導致病毒在社區開始傳播。學校裡受感染的學童大多就是從家裡在製造業就業的長輩受到感染。迄今，學府感染群可算是少之又少。因此，我認為我們不能把學校關太久。
到底我們要如何走出肺炎疫情籠罩的陰霾？這點沒有人能說的準，但是常理告訴我們，遵守防疫措施和加速接種疫苗是脫離疫情的不二法門。除了為長者和患上慢性疾病人士以及前線工作人員接種疫苗之外，為了孩子和下一代的未來，我們更必須加速為所有教育領域的工作人員，尤其是教師接種疫苗。
如果成人留在家中通過網路工作，一般面對的技術問題比學童輕。以一家五口的雙薪家庭為例，如果父母和三位孩子都必須留在家中工作和上課，必定造成網速癱瘓，因為家中五個成員都必須在同一個時間依賴網絡工作和學習。父母們甚至必須破費為三位孩子添購適用的網課配備如手提電腦或平板電腦，以方便學童在同一時間上課。許多父母甚至必須把本身的手提電腦暫時讓給孩子上網課。
如果家中三位孩子能夠回到校園上課，再加上校內的老師也已經完成至少第一劑的疫苗接種，那麼家裡的網絡就可以留給父母居家工作使用。父母也無需破費添購額外的電子配備，更不需要為了兼顧家務、工作和孩子的網課而分身乏術。
當然，並不是每一位就業父母的工作都能夠以居家工作的方式來進行，也並非每一位父母的工作都是要通過網絡進行。對於那些必須回到實體工作崗位上班的父母來說，當局還是必須規定公司實行嚴格的輪班制。
相信許多人都得出同樣的觀察，學校裡的學童比成人更容易遵守SOP。既然這樣，學校真的不能關太久。
劉永山
馬來西亞皇家空軍在本月1號發布一項驚人消息：空軍雷達在5月31號上午11時53分，偵查到16架解放軍軍機以相隔60海裡距離的戰術編隊飛入馬來西亞海域、亞庇飛行情報區並且靠近砂朥越州美里的馬來西亞領空。
馬來西亞皇家空軍首長丹斯裡阿克巴指出，大陸軍用飛機進入我國領空卻不予以照會，也不願意遵循我國空軍指揮塔回航，嚴重威脅我國國家主權。由於亞庇飛行器情報區航空路線交通繁忙，這也會危及航空安全。
外交部長希山慕丁隨後表示將向大陸遞交外交照會書，同時將會召見大陸駐馬來西亞大使表達我方的立場。
這裡有幾個有趣的問題。第一，不久前和王毅稱兄道弟的希山慕丁，這次該如何向“大哥”表達“抗議”？國盟政府提交的外交照會書內容是什麼樣子？
第二，大陸當局的回應雖然中規中矩，但是一位來自大陸，名為包明的的軍事專家，翻牆在Youtube發布視頻批評馬來西亞搞雙標。他說，馬來西亞一方面和大陸稱兄道弟，另一方面卻玩雙標，和美國維持軍事合作，因此這次是要給點顏色我們看。
不知包明翻牆之後有無發現，當初希山慕丁過度熱情在國內已遭人嗤之以鼻？也不知包明是否了解，馬來西亞身為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有權和任何邦交國進行任何層次的合作關係，包括軍事合作。
第三，如果這次中國的軍機要駛入馬方領空前依循國際法獲得馬方允許，或者是他們願意和馬方控制塔聯繫打個招呼，然後跟著指示回航，就不會釀成今天的風波。
此事讓我想起2016年的《南海仲裁案》。此案乃菲律賓當局在荷蘭海牙（Hague）的常設仲裁法院（Permanent Court of Arbitration）申訴。該仲裁庭根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UNCLOS）做出裁決，即大陸當局提出的“九段線”在該公約之下沒有法律依據和效力。雖然大陸當局也是該公約的簽約國之一，但是大陸當局由始至終都不參與、不承認和不執行裁決，有損風範。
反之，大陸認為應以《南海各方行為宣言》為行事標準。有趣的是，《宣言》的第一段文字就開宗明義提到：“各方重申以《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1982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以及其它公認的國際法原則作為處理國家間關系的基本準則。”
既然提到《聯合國海洋公約》，為何卻不參與、不承認和不執行該《公約》之下所作出的裁決呢？這點讓許多人士不能不懷疑大陸當局是否以“和平崛起”之虛，行“秀肌肉”之實？
大陸軍機犯我領空引起國英文媒體的關注，有者甚至在社論對大陸毫不客氣，進一步加劇友族同胞對大陸當局的惡劣觀感。他們認為，大陸的舉止嚴重違反pacta sunt servanda（有約必守）之國際法原則反之。然而，許多經常對大陸共產政權功頌德的評論人卻表現得相對平靜。他們將如何評論這事情，值得大家留意。
劉永山
這則評論見報時已經是FMCO的第二天。民眾已經不再理會到底MCO前面出現的是什麼英文字母。
不管是什麼名堂，重點還是葫蘆裡面賣什麼藥，也就是不同版本MCO裡面哪一行業可以營業，哪一行又不可以營業。如果可以營業，業者必須遵守哪些條規？不可以營業的，政府會提供什麼輔助和津貼？
從後門首相慕尤丁在星期五下午宣布將在6月1號落實FMCO直至5月31號，幾乎全國人民都在折騰。
政府宣布落實FMCO的那一天，卻無法同時宣布相關的細節，這是最讓人詬病的地方。結果大家在週日必須一窩蜂守在網絡，從中午等到下午，最後才獲得一些答案。難道這是我們第一次MCO嗎？
例如獲准營業的十七個關鍵領域必須向各個政府部門申請准證，結果大家在整個星期一上午守在各自部門的官網或官方面子書等待進一步消息。
到了下午，才發現政府決定使用貿工部的CIMS一站式系統來處理業界的申請。其申請程序不困難，因為聯邦政府在這之前就已經使用CIMS，許多業者的資料已經存放在CIMS，因此這次也只不過重新處理而已。
可是為何聯邦政府要高調宣布貿工部在過去去發出的批准信將在6月1號之後無效？
可能要平息民怨，首相在周一宣布全體政府部長從六月開始停領薪資三個月，以協助國家賑災。昨天大馬公務文員職工總會CUEPACS主席建議54級別以下的公務員自動扣除薪水至少10令吉來援助政府的抗疫工作。
這兩項宣布多少能夠緩和民間對政府的怨氣。公務員本來就是要為民服務。CUEPACS主席承認，許多公務員還沒有接種疫苗，呆在家辦公效率不大，但是卻又回不了辦公室上班，倒不如讓他們快速接種疫苗，能夠重回工作崗位。
例如旅遊部和體育部在過去幾乎處於冬眠。除了留住少數關鍵公務員維持部門的日常運作，政府何不調動這些部門的公務員參與抗疫工作？預期調動民間團體和組織來當義工，這類公務員更應該充當馬前卒。
民間還有另一個怨氣，那就是針對疫苗接種的效率。我國從各大藥劑廠家採購疫苗的價格還是一片疑雲。雖然政府和這些公司簽訂保密合約，但是總不可能連一個大概的價格也說不清楚吧？
另外，為何馬來西亞的疫苗只有這三類？由於我們取貨慢，因此我們必須嘗試從更多的管道獲得更多的疫苗供應。反之，即使是這三個牌子的疫苗，如果貨源充足，我們何須煩惱如何獲得更多不同疫苗牌子的貨源？
無奈還有一些評論人粉飾太平。我國疫苗接種效率超慢、凱里部門管理的HIDE造成許多商場無辜被關、阿斯利康疫苗的網站接種程序造成混亂，竟然還有人讚揚“凱里做了一件好事”。
另有一些則說疫苗價格保密是國際市場的規律和常態，在馬來西亞卻變成政治問題，造成“永遠說不清楚”，因此“要和凱里一起跑”。我不清楚到底“要和凱里一起跑”是什麼意思？馬來西亞人民的願望是，凱里和國盟政府的高官能夠放下政治歧見和傲慢，下放權利和地方一起配合，搞好抗疫工作。
劉永山
以色列與巴勒斯坦最近再次爆發衝突，除了呼籲雙方停火之外，馬來西亞和許多穆斯林國家在國際場合以強硬的字眼譴責以色列的暴行。剛好衝突發生在穆斯林戒齋月結束和歡慶開齋節之間，馬來西亞許多穆斯林社區除了張掛巴勒斯坦國旗以示支持之外，也發動籌款運動救援在巴勒斯坦遭受以色列襲擊的巴勒斯坦人。
或許因為馬來西亞過去對以色列採取強硬的態度，最近有最近有報導引述消息人士表示，以色列的特勤局（Mossad)將對伊朗、土耳其和馬來西亞等國發動空襲，因為這些國家接待、資助和培訓哈馬斯官員，以色列政府已下令特勤局殲滅國內外的哈馬斯高級官員。
以色列特勤局全名為以色列情報及特別行動局。顧名思義，Mossad除了收集情報，也策劃和發動特別行動。Mossad過去除了暗殺海外許多被列入黑名單的反以色列人士之外，也曾經擄走在二戰後流亡海外的前納粹份子。
其中最經典的就是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此人在納粹統治時期負責遣送數百萬東歐的猶太人進入集中營施行最後處決。二戰後，艾希曼成功擺脫盟軍的法律控訴，埋名隱姓輾轉來到阿根廷。以色列過後就是通過各種手段把艾希曼從阿根廷擄走，帶回以色列公審，雖然以色列這個國家在二戰時期並不存在。
馬來西亞雖然和以色列交惡多時，但從未直接威脅以色列的生存。馬來西亞和巴勒斯坦的關係，不管是哈馬斯、法塔赫或哪一個派系的巴勒斯坦政權，都是建立在提供人道救援基礎上。 向
以色列的軍事力量固然能夠對千里之外的國度發動襲擊，但是這必須是在完全符合一定條件之下才師出有名。以我淺見，以色列更慣常使用的招數就是進行諸如綁架艾希曼這樣的 “境外執法” 方式。
後門內政部長韓沙再努丁說，政府已提高管控保護大馬人的全，包括身在大馬的巴勒斯坦人。韓沙或許忘記在2018年4月，哈馬斯一名活躍成員在清晨離開吉隆坡的清真寺就遭遇槍害。如果他忘了，不知他還記得2017年2月，當時的朝鮮公民、時任領導人金正恩之兄金正男在馬來西亞吉隆坡機場遇刺身亡。一般懷疑這是朝鮮當局“境外執法”所致。
看來，以色列當局的境外執法已經開始出現變化，他們或許認為艾希曼方式太過麻煩，更直接了當的方式就是就地解決，無需拖泥帶水，也不會牽涉以色列政府。
這可是非常令人覺得恐怖的。試問，進行這樣的活動並非一般的流氓或黑社會組織，而是動用到整個國家和政府機關。怪不得有人稱以色列為流氓國家。更甚的是，歷史因緣或宗教因素讓以色列這個猶太國家成為一個長期獲得西方右翼保守派政黨支援。
對內對外，聯邦政府要有適當的對策來阻止任何國家包括以色列在馬來西亞境內實行“境外執法”。對外，我們的外交政策要有適度的調整，讓我們的外交策略能夠決勝於千里之外。關鍵是，我們連小小的肺炎都管不好，更何況是以色列？
劉永山
無可否認，國盟政府在年初實行緊急狀態，讓議會運作停擺，美其名是要集合全國的力量和資源集中抗疫，但是背地裡也間接延長國盟政府的生命力。
然而，國盟政府抗疫失敗，甚至被迫多次U轉，已讓國盟政府威信殆盡。最高元首頒布的緊急狀態法令阻止所有議會運作，即除了國會及其屬下的所有專責委員會不能運作如常之外，州議會也遭遇同樣的命運。
這對國家人民來說是不利的。當三權之中的行政權與司法權都能夠在緊急狀態下毫無限制如常運作，為何立法權卻停擺呢？
此外，一旦長期針對行政權缺乏監督與制衡，行政權或有可能進行許多無法彌補的遺漏或錯失。今年剛好是國盟政府執行第一年的財政預算案，試想想，剛踏入2021年就來個緊急狀態，如果沒有議會，人民如何知道他們怎樣管理人民的血汗錢？
國會下議院議長拿督阿茲哈更是荒唐。他說議會所扮演的監督和制衡角色沒有癱瘓，畢竟在緊急狀態結束以後，議會和所有的專責委員會能夠恢復運作！
難道他不知道“過咗海就系神仙”的道理嗎？有論者認為現在沒有必要召開國會，因為這樣會造成國盟政府無法擊退不信任動議而垮台，進一步造成政局動盪不安，嚴重影響經濟發展至余，也會因為隨之而來的選舉造成確診人數大幅度上升。
這咋看之下似乎有理，可是他們忘了，國盟政府不就拉攏了好幾位希盟國會議員退黨成為獨立議員，轉而支持慕尤丁嗎？巫統內部派系林立，不見得全部都會與國盟政府割席。
如是這樣，召開國會還有什麼懸念？反之，議會正常運作除了能夠制衡政府以外，也確保政府在種種抗疫工作向人民透明交代。
例如，目前施打疫苗的速度超慢。人民要知道，到底國盟政府從國家信託基金撥款50億令吉購買新冠肺炎疫苗到底是什麼一回事？
再問：政府交由發馬（Pharmaniaga）生產的中國科興疫苗到底要支付多少額外的費用？去年10月，凱里表示其費用是每人介於5到21美元。去年12月，當凱里出席發馬與科興簽約生產苗時，表示本地生產的科興疫苗遠比從大陸直接入口還便宜。
到底疫苗的真正價格是多少？是什麼原因導致施打疫苗不能依據時間表來進行？要最直接獲得答案，最快捷方便有效的方式就是在國會緊抓部長來諮詢問話。
不僅國會，州議會也因此陷入停擺，導致州議員針對許多重大課題無法向州政府進行諮詢，尤其是涉及土地、環境、森林保護、地方政府、政府收入等。其屬下的專責委員會的運作也一樣遭凍結。
《聯邦憲法》第150條並未明確阻止議會在緊急狀態下必須停擺。早前國會下議院議長阿茲哈說國會議員還是可以參加委員會會議。這是睜眼說瞎話。只有鼠目寸光者才以為議會玩弄政治權術的場所，殊不知議會乃民間大事，恢復其運作乃刻不容緩。
劉永山
2017年是女性起義的一年，全球多為曾經對性侵犯忍氣吞聲的女性受害者挺身而出在社交媒體用 “#MeToo”公開受辱經歷。
時代雜誌更把這群女士譽為打破沉默者（The Silence Breakers），並獲選為該雜誌的年度風雲人物。
這五位勇敢打破沉默的女士包括好萊塢女星艾斯莉茱爾、Uber前女工程師福勒、發起聯署關注加州政界性騷擾問題的女說客依伍、歌手泰勒絲以及為受到性騷擾的農業女工發聲的摘草莓女工帕斯夸爾。
這股運動始於艾斯莉茱爾指控好萊塢監製溫斯坦曾經對他進性侵犯，結果一石激起千層浪，影響力席捲多國娛樂、政壇、傳媒界商界及體壇。她們敢怒敢言，讓全球許多名涉及性侵犯和性騷擾的肇事者被調查，有者甚至失去工作或官職。
艾恩（Nurul Ain）也算是是馬來西亞版的#MeToo。
艾恩在社交媒體發自拍影片，申訴她就讀的中學有男教師在體育課討論性騷擾課題時言語猥褻。艾恩的影片隨後在網路廣傳，隔日又在推特揭露遭男性同學辱罵及恐嚇。
雖然艾恩並沒有遭受任何性侵犯，但是對於像艾恩這樣的女中學生要面對連翻性騷擾和恐嚇，其所造成的精神壓力並非是一般女生能夠承擔，更何況是一名17歲的女生。她勇於揭發真相，該當馬來西亞版#MeToo運動的代表人物。
在艾恩事件之前，一名網民在推特上詢問，校園裡是否仍存在檢查月經的習慣，因為這已經嚴重侵犯個人隱私。許多網民回應和分享自己的故事，包括在瑪拉初級科學學院（MRSM）的經驗，他們希望當局能夠正視這類侵犯個人私隱和性騷擾的做法。
我在2018年本欄撰寫一文，題為《向#MeToo戰士們起敬》。我在該文提出一個重點，聯邦法院在2016年的一項標杆性裁決中指出，在職場遭遇性騷擾的受害者可通過民事訴訟的方式向惡者追討賠償。
雖然司法權已經開始關注性騷擾案件，但是讓人悲哀的是，艾恩揭發校園內的性騷擾醜聞並沒有得到行政權和教育部的正視。更甚的是，艾恩因為恐懼缺席上課而接獲校方發給艾恩的警告信，即如果繼續缺席上課，她可能將遭開除。最近一次，一名女校長在社交媒體上發佈一則文章，公開批評艾恩為虛偽，並稱其為「戴著頭巾的撒旦」。
據稱，該名肇事的男教師現在依然在艾恩就讀的學校上班。至於發生在學府和瑪拉初級科學學院的檢查月經事件也無疾而終。看來教育部不僅無意推行長短期方案糾正學校內的性別歧視，甚至教育部裡面的“大人們”對千禧後以社交媒體為保護本身權益而發聲的舉動而束手無策。
教育部似乎讓人覺得此事對他們來說是事不關己，但是在外面，巫裔社群已經開始聲討肇事者，他們早已對這個打著捍衛巫裔權益為幌子，但卻一事無成的“馬來人政府”感到不滿。美國的#MeToo運動造成一股風潮，讓許多社會名流丟官。不知艾恩事件會否對現在的國盟政府造成什麼影響？
劉永山
新冠肺炎的確診病例在馬來西亞和雪州一直居高不下，看來聯邦政府重新啟動行動管制令是無法避免。問題在於，這次重啟行管令是否能夠真正發揮一步到位功效？
坦白說，了解過去的經驗，我對聯邦政府的執行力感非常存疑。這不是因為行管令不能發揮功效，而是聯邦政府往往朝令夕改，讓民間和執法人員無法適應許多臨時更改。
例如，上週已經謠傳要在雪隆地區實行行管令，可是當局並沒有主動澄清何時實行，實行的範圍如何，以及實行多久？結果許多人預料將會在週一實行行管令。誰知道直至本文截稿為止，當局還沒有作任何宣布。
昨天英文財經日報《The Malaysian Reserve》的封面頭條新聞就報導了德國投資者對政府朝令夕改感到無所適從。我看這何止是德國外資，甚至是許多國內外的大小廠家和投資者都在吐口水。
第二，聯邦政府一直不願意下放權力給地方政府和州政府，尤其是分享相關關鍵數據，是雪州的確診數字居高不下的原因之一。自從中學在上個月恢復上課以後，陸續發生許多學校感染群群。即便是實行更為嚴格防疫措施的砂朥越州也爆發多宗感染群，以致他們必須繞過聯邦政府自行下令和宣布關閉學府。
坦白說，這是越權的行為，因為教育權限本來不屬於州政府，關閉學校也應該要有聯邦政府宣布。可是當國內開始出現學校感染群群的初期，教育部與衛生部好像是在踢球。這樣抗疫，何來成效？因此，雖然是越權，砂州政府自行宣布關閉學府也是沒有辦法之中的辦法。
當時，這個做法也只能暫時緩和疫情，但不是長治久安。教育界已經開始擔憂長期關閉學府不僅影響學習進展，也可能影響學童的心理與精神。
美國《時代》雜誌最近刊登一則關於美國學童在學校關閉前後的性格與情緒變化顯示幾乎所有負面情緒的指標，如感覺悲哀、孤單、焦慮或不安等都有上升的趨勢，反之正面情緒的指標如是否討論人生未來的計劃、與家人的交往是否更親密、對未來保持樂觀進取等都有下降的趨勢。
因此，我們要分析到底學校感染群是否是成人在職場傳染給孩子，再由孩子帶來學府？如是，與其關閉學府，倒不如先在職場實行行管令？我們是否可以讓孩子在特定的情況下繼續回校上課、讓家長居家工作或採取輪班制工作、禁止所有社交和宗教活動、禁止超過特定人數以上的堂食活動？
總的來說，民間商家以及許多小康家庭已經沒有多少積蓄和病疫消耗下去。聯邦政府應該放下自尊，停止閉門造車。他們必須與州政府和聯邦政府時刻分享重要資訊，探討到底這一波的疫情從哪里開始，甚至聯手加速疫苗接種，這樣方能對症下藥，早日走出陰霾。
劉永山
我在上週的評論文章提到標籤。時隔一個星期，似乎沒人願意為他們打下的標籤提供任何詮釋，那就允許我自己下手吧。
如果去（減）華化就是刻意淡化華人色彩，那麼“減華化”的對立面，即“加華化”就是刻意突出華人色彩。這些標籤就是最簡單的二分法。非我即他，容不下灰色地帶。
不管是全盛期還是低潮期，民主行動黨至少享有超過一半華裔社群的支持，有些選區甚至還獲得高達九十吧仙華裔選民的支持。這點民主行動黨不用刻意否認。
行動黨也不需要“加華化”。這是因為行動黨逐漸獲得各族選民的支持。這點也是不容否認的客觀事實。
舉個例子，自2008年以降，行動黨就因為興權會運動獲得印度裔族群的強大支持。高喊“加華化”肯定會被輕易標籤是只為華裔權益奮鬥。如此一來，行動黨的印裔領袖和支持者該何去何從？
現在的行動黨已經具備條件成為主流馬來西亞人的政黨。這個政黨除擁有華印裔代議士，也有來自東馬沙砂二州的土著代議士。在一些行動黨不曾參選的州屬如吉蘭丹、登嘉樓和玻璃市，行動黨也成立了多個支部，甚至連北馬的馬籍泰裔支部也成立起來，順利籌組州委會。
在這樣的前提之下，諸如“華人幫華人並沒有錯，只要他不分種族地也幫其他人”的言論即自相矛盾，也不符合馬來西亞多元政治的現實環境，甚至很輕易地就會被炒作為沙文主義。試問“華人幫華人”是否意味：
1. 華人警察是否要放過華人盜匪，縱容他為非作歹？
2. 華人法官審理案件，應該偏幫這位華人當事人？
3. 華人球判在球賽評分，應該偏幫華人球員多於其他族裔的球員？
4. 華人議員在幫忙選民，應該把資源優先發放給華人選民？
5. 華人教師為學生批改考卷，應該給華人學生更高分？
當然，像這樣的反問一定會被批為過渡詮釋。但是“華人幫華人”就是這麼簡單的字眼。按照字面解釋，就只能這樣理解，難道還有其他完全不同的詮釋？
問題是：如果後面多加一句“只要他不分種族地也幫其他人”，就讓人覺得前後不一。試問：華人要先幫誰？先幫華人還是其他人？實施情況是，所謂的“華人幫華人”的實際例子並不多，甚至很難發生，最終淪為有心人的煽情之作。
任何要在馬來西亞生存的政黨或政治聯盟絕對不能單靠單一族群的選票。就好比巫統、伊斯蘭黨和土著團結黨，也不可能在缺乏非穆斯林和非馬來人的支持下穩定執政馬來西亞。
行動黨肯定要穩住非巫裔選民的支持率，同時也必須開拓巫裔選民的票源，甚至爭取更多非華裔候選人在混合選區甚至是巫裔選區上陣。這些都是毫無衝突，更無需以什麼標籤或名堂來實行一刀切。
劉永山
最近關心民主行動黨的朋友對許多標籤感到迷惑。不管是否是黨員，大家都很好奇地問：到底我要如何把我認識的行動黨議員或領袖進行歸類。很可惜的是，大家到最後都是無功而返，因為貼標籤的人物從來都不會為這些標籤進行一定程度的定義或詮釋。
既然沒有定義，那麼要依靠這些標籤行走江湖的人物就可以長期輕易地遊走於灰色地帶。這種操作方式尤其是在選舉期間更為明顯。最終，爭論淪為互扣帽子。
說明白，這和行動黨的鬥爭路線或主義完全沒有關係。這些標籤之所以會出現，純粹是選舉考量所在。有了這些標籤，操弄者就可以淡化所有關於個人的操守和行為問題。
因此，只要我們把這些貼上去的標籤拿走，反而正視或監視貼標籤者的過去和現在的言行舉止，反而更容易看清事實的全部。
例如：選民或黨員若要更精準地評估政治人物（包括我自己）的表現，更好的標準應該是監視這個政治人物在掌握權力和職位的時候做過和說過什麼話，而不是在這個政治人物下野或不掌控權力或職位時說過或做過什麼東西。
你會發現有些人之前位高權重，其言論的花兒當時開得大，但是後來的行為結果卻非常小。
他們在位時若有東西是他她答應了，卻辦不好或辦不成，他或她是否曾經道歉和解釋為何辦不成？如果有，他或她的理由是否合理？大家得到的教訓是什麼？日後如果有機會再來一次，我們要如何避免重犯？如果有政治人物能夠如此坦誠對待大家，我相信這也沒有什麼好爭議的。
對於現在我們看到的標籤。如果再把時間再拉長和拉遠一點來看，你會發現貼標籤的人過去也曾經說過同樣的言論。就拿“多元化”來說，有者認為多元化是應該凸顯多元族群色彩，讓大家看到各族群的色彩是同等鮮明。持不同論述的人則認為必須突出弱勢族群的色彩來對比強勢族群。
這樣一看，到底誰是誰非呢？其實是看不出對錯的，但是如果同一個人在不同的時間或空間曾經前後不一，那就非常有趣了。
因此，與其爭論何者論述更為正確，（而這樣的爭論也是沒有意義的），倒不如監視為何有人前後不一？到底他們葫蘆裡賣甚麼藥？就好比之前我提到，有人似乎非常喜歡消費馬哈迪來抬高或突出自己“反馬”的形象。事實是，希盟已經決定支持安華出任首相，幹嘛還拿馬哈迪來消費？
這裡面完全和路線或標籤沒有關係，只有心態正確與否的問題。
劉永山
最近傳出安華與巫統主席扎希的電話錄音，引起眾人與媒體矚目。在政治圈，尤其是馬來社會的政治圈，朝野領袖一般的社交互動確實是相當頻密，但是問題在於安華和扎希兩人是否已經達致某種程度的默契來推翻國盟政府，然後在大選以後掌控足夠的議席共同執政，這乃問題的關鍵。
因此，政治上朝野博弈到底如何較勁，最終還是有可為有可不為。希盟是否要和巫統合作，首先須看到底是如何合作？換句話說，就是如何定義“合作”？
因此，希盟除了必須加快步伐為來屆全國大選做準備，也必須先解決關於和希盟以外黨團人士“合作”的問題。合作是否等同於共組聯盟？如果是，那麼巫統是否願意接納希盟的鬥爭原則與議程？如果是，巫統是否真心誠意地接納希盟的鬥爭議程與原則？希盟必須從過去與土團黨和伊斯蘭黨的合作經驗來決定如何處理和巫統的關係。
如果合作不一定等同於共組聯盟，那麼還有什麼合作方式？大選時分開對打國盟，大選後來拿各自贏取的議席再回到談判桌討論？這樣的做法是否會因政治不確定而讓國家經濟陷入更不穩定的局面？
希盟在最近結束的幹訓營表示將會以人民利益以及烈火莫熄議程和原則和希盟以外的任何人士協商與合作。這個議決案為未來的合作模式的立下一個很清晰穩固的基礎。
希盟領導層會有這樣的議決案，乃因為種種客觀環境顯示僅靠希盟三黨現有的能力不足以拿下大多數的國會議席執政聯邦政府。希盟需要盡快鑑定敵人與盟友。如果敵友不分，來屆大選可能陰溝裡翻船。
希盟也必須處理好議席談判。如果來屆大選出現的是三國鼎立的競爭局面，那麼希盟只需決定如何分配土團黨遺留下來的空缺。在沙巴，希盟應該繼續維持與民興黨的合作。如果民興黨真的西渡半島，那麼希盟也可能必須和民興黨進行這方面的談判。在砂州，希盟繼續上屆的選舉策略。然而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到底以民主行動黨和人民公正黨為骨幹的砂州希盟能夠從砂盟手上拿下多少個國會議席？
此外，希盟比須盡快敲定誰是希盟首相人選。目前希盟已經決定繼續支持安華成為希盟的首相人選。這是希盟一大好事，可是既然已定，希盟內的有心人士實在沒有必要在這個課題上添亂。
這是因為有者現在還一直對敦馬窮追猛打，似乎把敦馬看成是希盟的首相人選。此乃轉移視線之舉，並且有企圖借攻擊敦馬來抬高自己的形象。這樣的做法不僅沒有必要，也是自私的，畢竟希盟已經議決由安華出任首相。
既然安華將出任希盟首相，如果他能夠讓希盟三黨達成共識組成影子內閣。雖然從現在到來屆大選時日不多，長則一年半載，短則半年左右，但是希盟如果能夠在這個時候端出一個影子內閣，以更有效的方式制衡國盟，相信將會對國盟政府構成更有威脅力的攻擊，讓國盟政府以更快的速度自我瓦解。時不予己，希盟和安華必須快馬加鞭！
劉永山
Media statement by PH-DAP ADUN for Banting, Selangor LAU Weng San on 12th April 2021 in Banting:
It comes as a total shock to the people of Selangor and Kuala Langat when Minister of Transport Wee Ka Siong arbitrarily announced on 5th April 2021 that the Federal Government has that Section C of the ECRL from Mentakab to Port Klang has been reverted to the original Northern Alignment as proposed in 2016.
It was also reported that this is following the cabinet's decision on 2nd Sept 2020, which approved the alignment, and in another meeting on 31st March 2021, pushed for immediat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orthern alignment project, which connects Mentakab to Port Klang through Bentong, Gombak and Serendah.
I wonder if the former Menteri Besar of Selangor Azmin Ali, who was part of the Cabinet meeting on 2nd Sept 2020 and 31st March 2021, could shed some light on such decision as the state government under his leadership in 2016 and 2017 has been extremely critical and was in disagreement of the Northern Alignment.
The Southern Alignment was proposed and adopted by both Selangor state government and the then Pakatan Harapan federal government after 2019 when Azmin Ali was the then Economic Affairs Minister.
Ironically, after the fall of Pakatan Harapan federal government in February 2020, the turncoat minister, who managed to retain his cabinet position, has not been shedding a light at all on how the Section C Alignment can be reverted to the 2016 Northern Alignment.
Together with about 31 photos and slides posted by Wee Ka Siong in two Facebook postings dated 5th and 6th April 2021, there are very little credible information on hand to support Wee’s statement that the Northern Alignment with minor amendments is a better alignment.
The Southern Alignment will benefit mostly the people of Sijangkang in specific and the people of Kuala Langat in general. Therefore, I also urge PAS Selangor Assemblyman for Sijangkang, Dr Ahmad Yunus Khairi and Kuala Langat MP, Dr Xavier Jayakumar, who is now an independent MP supportive of the Federal Government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Perikatan Nasional not too long ago, to also come forward to explain to the people of Kuala Langat on why a sudden charge of alignment. Their collective silence on this matter is clearly deafening.
The questions or concerns they should answer or assist the Ministry of Transport to answer are:
1. Little information available on Northern alignment in public domain. Justification with solid researches and feasibility studies are needed as ECRL has never been an affordable project in the first place.
Despite all the slides published by the Minister in his social media platform, no further citation was quoted to reflect and strengthen their arguments. In short, what Wee Ka Siong said publicly or posted in social media are bare talks or political rhetoric.
For example, Northern Alignment could have affected less residential area, less Orang Asli/Malay reserve land and less land acquired but it does not reveal the number of houses or households affected.
It does not reveal the acreage of the size of reserve land affected. For Southern Alignment, most of these works are almost completed and the figure presented are close to accurate. The same cannot be said for the Northern Alignment.
There are also saying that the Northern Alignment can further spur the capacity of ECRL as it is estimated that ECRL3.0 can carry 26 million tonnes of cargo even in the first year of its operation, which is more than 4 times of KTMB’s current nationwide cargo transportation capacity. The logic behind it is that Serendah Bypass could serve more cargo from northern Peninsula.
However, one must not forget that Penang Port is currently the third largest deepwater seaport in Malaysia and is handling about 1.5 million TEUs containers annually (full capacity of a twenty-foot container is about 50,000 lb or 23 metric tonnes), which is on an increasing trend since ten years ago. The Ministry of Transport must explain how these figures can be translated into 26 million metric tonnes of cargo annually in 2027?
2. Serious doubt on cost justification – There will be more civil engineering works under the new version of Northern Alignment, which includes tunneling cost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wo draw bridges linking Jalan Kastam station with both North Port and West Port.
It is public knowledge that tunneling cost is always an expensive elements in any civil engineering works. Also, land acquisition for the Northern Alignment largely consists of residential, commercial and industrial lands whereas there are more agriculture lands on the Southern Alignment.
Until and unless the Ministry of Transport reveals more information, the statement that the cost of ECRL2.0 to cost only RM50 billion is lower than the cost of ECRL2.0 through Southern Alignment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erendah Bypass combined does not hold water.
One should not forget the strategic position of Nilai to serve as an equivalent important inland port and cargo hub for the southern part of the Peninsula. In addition to that, KLIA Sepang and Putrajaya are located within the vicinity of ECRL3.0 to boost connectivity. Ideally speaking, the construction of Serendah Bypass and ECRL2.0 passing through Nilai will be the best available option
3. Land acquisition cost – If Selangor State Government were to assist in the land acquisition on behalf of the Federal Government now, then the cost estimation will be based on current value, which will be much higher as compared to the Southern Alignment. Moreover, technical studies, including feasibility studies, cost and survey for land acquisition for Southern Alignment has commenced since 2019 and are based on land value two years ago.
Since the Federal Government has decided to accelerate the progres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Section C of ECRL, then the natural option will be picking up an option to avoid cost increment due to unforeseen circumstances, which are highly possible in many mega projects. With Southern Alignment, MRL can immediately roll into action without further delay. Given that time is of essence and this project cannot sustain any cost overrun due to time delay, is it not advisable to take the Southern Alignment rather than to risk more uncertainties with Northern Alignment?
Azmin Ali, Ahmad Yunus Khairi and Dr Xavier Jayakumar have not uttered a single word on ECRL3.0 for one week since its announcement on 5th April. I wish that they could break the deafening silence and provide the people of Kuala Langat the long awaited answers.
LAU Weng San.
Member of Selangor State Legislative Assembly for Banting, Kuala Langat.
外交場合並沒有所謂的大哥小弟或大姐小妹之分，只有大國或小國之分。
日前後門政府的外交部長，即巫統黨籍的希山慕丁在一場和大陸外交部長王毅的記者會上以幾近嬉皮笑臉的方式公開稱呼王毅是“我的大哥”，掀起風波。
希山慕丁被批評為矮化馬來西亞作為一個主權國家的地位，甚至王毅也不好意思回應“我們是兄弟”。言下之意，就是說，“不，我們之間哪有大哥小弟之稱，都是兄弟之情。”
希山慕丁在國際場合丟失禮儀，回到國內僅僅草草回應了事。這是非常不負責任，也影響馬來西亞外交部工作人員的士氣。
所謂君子無戲言，在外交場合也是這樣。在任何一個外交場合，並不存在個人感情，而是大小國家之間在利益上的相互制衡。
什麼是大國或小國？這在國際法律上並沒有統一的定義。大國可以是一個國土遼闊、經濟、科技、軍事實力雄厚或文化語言底蘊深厚的國家。
什麼是小國？我們可不可以說：凡是沒有擁有大國條件的國家，一律都是小國？
雖然國際場合並無大小兄弟之分，但是因為有了不同大國的出現，小國則必須依靠許多國際公約來約束大國的行為，維護小國的合法權益。
《1961年維也納外交關係國際公約》第14條文闡明三種外交使節。第一就是各國派遣的外交大使，第二就是各國元首或政府首腦，第三就是各國負責掌管外交事務的部長。
在任何的國際社交場合或會議，這三類外交使節都是各國的官方代表，也享有某種程度的免控權。希山慕丁是馬來西亞外交部長，他在所有國家場合代表的不是他自己，而是馬來西亞。他的所有談吐與言行舉止都是實實在在地反映馬來西亞的官方立場。
我還記得三年前當希盟上台，當時的首相馬哈迪在和大陸總理李克強在討論如何重組所有在國陣時期簽署的大型基本建設項目後出席記者會。當時馬哈迪說：“國際之間要有自由貿易之外，也得要公平貿易” 。他的這番話代表馬來西亞的官方立場，因為我國必須重新和大陸談判這些價格過高的基建項目，保護我國人民的利益。
當時的李克強當然不會公開稱呼馬哈迪是他的大哥，甚至是他的爸爸，因為馬哈迪代表的不是一個芳齡九十多歲的長者，而是一國政府之首腦。現在看回希山慕丁，他稱呼王毅是“我的大哥”肯定是過度熱情，有失國際禮儀之嫌。
馬來西亞如果要在國際場合獲得有尊嚴的待遇，不能對大國阿諾奉承、唯唯諾諾或畢恭畢敬，或是對關係本身主權問題出現模棱兩可的立場，反之必須在必要的時候挺直腰骨，捍衛權益和立場。
既然王毅是希山慕丁的大哥，請問大陸當局針對南海主權訴諸的九段線，身為小弟的希山慕丁是否要屈膝鞠躬？
劉永山
當家不當權——這句話以往只有灌在馬華民政等國陣等華基成員黨的身上，如今似乎也印驗在巫統的身上。
巫統代表大會剛剛結束。這次的大會巫統的代表們做出一個最關鍵的角色，即巫統將會推出國盟政府，至於推出的時間則交由黨主席和最高理事決定。一旦有所決定，所有在國盟政府持有大小官職的巫統黨員必須呈辭。
巫統在來屆選舉預計將會以國陣旗幟上陣，即不會和國盟合作，也拒絕和希盟合作。印度國大黨看了，即刻質問到底巫統要怎樣，還要求巫統把立場說清楚，到底是巫統在大選之後會否和希盟，尤其是民主行動黨合作？黨主席威尼斯瓦仁更表示該黨的立場將取決於巫統的答案，目前巫統在這方面似乎還沒有明確的立場。
馬華公會怎樣呢？雖然直至截稿為止我們還不知道馬華葫蘆裡面賣什麼藥，但是與國大黨一樣，馬華也必須知道巫統到底要幹什麼。看看國大黨主席的語氣，看來該黨似乎不滿意巫統切斷和國盟的關係。
其實，巫統代表大會通過的議決案也有相當部分的漏洞。第一、我們不知道巫統退出政府的確實時間表。巫統一定會在八月推出國盟政府嗎？萬一慕尤丁延長緊急狀態，巫統該作何表態？
第二、退出國盟政府不代表巫統不再支持首相慕尤丁。巫統退出政府是否也意味他們將不會在國會支持慕尤丁？這點對維持國盟政府的穩定性非常重要。
第三、巫統如果在來節大選單打獨鬥，但是若傳統盟友如馬華和國大黨採取和巫統不同的立場，巫統將會孤軍作戰。這樣的格局對巫統是否有利。巫統在巫裔選區為主的議席將會和土團黨、依黨甚至希盟陷入泥漿戰，非穆斯林選票將發揮關鍵作用。請問巫統如何單獨爭取非穆斯利的支持而勝出？
第四、巫統如何協調它和伊斯蘭黨的關係？依黨是全國政黨，它除了要掌控吉蘭丹州、登嘉樓州以及吉打州之外，也有許多黨員和支持者在西馬半島各個州屬。在雪州，他們一度坐擁13個州議席。請問依黨如何跟巫統妥協，把這些議席或一部分的議席讓給巫統？依黨又該如何向他們的基層和支持者交代？
因此，一些報導真的讓讀者讀後覺得巫統的領袖嚴重離地。他們表示，即是巫統孤軍作戰，他們能夠贏得至少70個國會議席，並且以此和其他政黨談判組織一個由巫統領導的多數政府。這肯定是一廂情願的想法。如果巫統堅持三角戰，巫統的命運好比雪州伊斯蘭黨一樣，最終在議會淪為蚊子黨。
就以雪州的情況來說，上次巫統和依黨眉來眼去，紛紛在許多地區搬演三角戰，以為這樣能夠削弱希盟的得票，讓巫統或依黨坐收漁人之利。結果人算不如天算，這樣的做法反而讓希盟候選人在多個巫裔選區告捷。
這些問題恰好說到當下巫統悲哀甚至狼狽的一面，因為它曾經是國內呼風喚雨的第一大政黨，吃香喝辣這麼多年，迄今雖然執政，卻無法指點江山，反而地盤一點一滴被土團黨侵蝕，幾乎跟落敗下野無異。如今卻寄人籬下，毫無話語權。你說，巫統是不是當家不當權？
劉永山
星期一財經日報《The Malaysian Reserve》刊登一則題為“雪州將捍衛其東鐵路線立場”的新聞。
內容提到雪州政府不贊成現有的國盟聯邦政府第二次更改東鐵C階段的路線，即從彭亨州淡馬魯至巴生港口的路線。
國陣政府本來規劃的路線是從彭亨州淡馬魯經過文冬、鵝嘜、萬繞或雙文丹直至巴生港口。其實當時這個路線並沒有獲得雪州政府的首肯，但是的雪州州務大臣就是現在國盟政府大將阿茲敏。
雪州政府當時極力反對的原因是該路線將會影響已經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自然遺產的鵝嘜石英山脊。此外，大馬鐵道銜接公司將會在這個路線興建一條長達17.8公里的地下隧道，以穿越帝帝旺沙山脈，令人擔憂其對雪州集水區會造成負面影響。交通部長魏家祥曾經指出承包商可以在維持北端路線之際保護石英山脊，可是卻沒有透露詳情。不知承包商的替代方案是什麼？
我在去年七月在本欄提到對東鐵路線的看法，有一點我在該文並沒有提到，即原本路線（北部路線）另一個令人詬病的地方，即其重點僅僅位於雪州巴生港口路（Jalan Kastam附近）開始一個站點，該站點並沒有銜接至巴生港口！
閱讀了星期一的報導，聯邦政府似乎為了回答這個問題而把路線延長至巴生北港和西港，甚至還多加一條供應給鐵路運行的天橋。
坦白說，如此修改掩蓋不了北部路線的弱點，因為這樣一來，當局肯定少不了再一次在巴生市區和巴生港口地區大興土木，東敲西打，嚴重干擾商民作息。畢竟現在在巴生施工的LRT3已經嚴重干擾市民的作息，再來一個東鐵，巴生市民肯定受不了，鐵路成本必然飆升。
這是因為這些地區大多都是高度發展的地方。如果不談工程的複雜程度，僅是地價和土地徵用費就已足以乍舌。
有論者認為北部路線人口較多，物流方面也能夠照顧北馬的貨運。南部路線則人口較少，魏家祥甚至在去年7月在電視媒體訪談中拿森州格拉王（Klawang）三萬人口對比彭亨州文冬的三十萬人口。這樣的對比是毫無意義的，因為南端路線並不僅是森州格拉王而已，還包括汝來、布城、瓜冷仁嘉隆等地。
這些地區的人口總和北端路線不分上下。對於來自北馬的貨運，請問檳城港口去了哪裡？更何況，東鐵從來都不是依賴客運來賺錢，而是貨運。人口多寡會是考量重點嗎？
因此，聯邦政府應該繼續希盟時期所敲定的路線。如果再次修改，這只會加深外資對馬來西亞的負面印象。
東鐵本應在2024年竣工，後來因為重新談判路線的成本，把竣工日期推遲至2026年，現在如果在更改路線，恐怕竣工日期將遙遙無期，這對任何一方都沒有好處。
阿茲敏身為前雪州大臣，現在是內閣大將，理應在內閣會議裡面發言，甚至扮演一錘定音的角色。否則，聯邦政府尤其是交通部長魏家祥一直對北端路線念念不忘，這只會拖慢工程的進度。不知他何時才會開金口發言？
劉永山
各位讀者如果有留意法庭新聞，通常看到被庭警押入法庭的被控者都會可以躲避媒體的鎂光燈，或以衣服、手掌或文件遮蓋臉部。他們這麼做，很多時候讓人們覺得他們是否“guilty conscious”，即心裡有鬼，知道自己有錯而無臉面對眾人？
前天（星期一）瓜冷區的朝野人民代議士和各級政府機關人員陸續前來衛生局注射疫苗。這包括大家非常期待的瓜冷區國會議員塞維爾醫生。因此，當天上午現場雲集媒體記者，為的就是希望能夠從他口中聽到更多關於他跳槽的消息。
現場還有伊斯蘭黨昔江港區州議員尤努斯醫生。他曾經出任雪州行政議員，現在是雪州依黨主席，也是依黨在雪蘭莪州唯一一位民選議員。
我是最早抵達現場的代議士。另一名代議士即誠信黨毛立區州議員兼雪州州議會副議長哈斯努已經在不久之前與州務大臣等人一起接種疫苗，因此無須再接種疫苗。
塞維爾抵達後，媒體固然沒有放過任何一個機會追問他。當塞維爾完成接種疫苗後，只見他和太太兩人健步如飛走向座駕，迴避媒體的拷問。
繼塞維爾後，尤努斯是現場第二個被記者追捕和圍繞的人民代議士。他的處境當然沒有那麼尷尬。身為國盟代議士，他當然歡迎塞維爾過檔國盟。只是不久之前，他和雪州巫統共同發表文告，拒絕承認和出任國盟政府委派的地方動力領袖（PeKT）官職。他的言論讓人覺得依黨確實在吃着兩家茶禮。既然他說跳槽鞏固政權沒錯，不知他是否忘記2014年當時兩位依黨議員為了鞏固雪州民聯政權，變卦支持公正黨主席旺姐出任雪州州務大臣一事嗎？
回到2021年，國盟裡面還有許多從希盟跳槽過來的厚顏無恥政客，這些政客面對大眾媒體還是振振有詞，毫不膽怯。不久之前，他們發了一則文告兩面開弓：一方面高度表揚跳槽的議員，一方面批評希盟雙重標準，即在執政期間撤銷希盟領袖的法庭案件。
後來，有評論人跟風質疑希盟上台後會否寬待涉貪政治人物，尤其是目前正在法庭面對審訊的巫統議員？其實這些是假設性的命題，因為這些貪污案件是希盟執政時期起訴，後門政府上台後依舊進行。希盟若有機會上台，這些案件或許已經塵埃落定，不存在寬待與否的問題。
反之，這些後門政客膽敢提出執政期間撤銷希盟領袖的法庭案件。難道，這群政客在希盟執政時期不是內閣部長嗎？還是他們在內閣會議在睡覺？（前總檢察長湯米湯姆斯在最新出版回憶錄的第242頁特別提到林冠英的案件，即總檢察署決定撤銷對林冠英的指控是由當時總檢察署上訴與審訊組組長哈娜菲亞查卡利亞全權負責。）
當時的首相是馬哈迪，如此重要的決定難道會在他不知情或不贊成的情況下通過嗎？不要忘記，馬哈迪是他們一直力捧出任首相至任期屆滿的人選啊！
由此可見這些政治人物的厚黑學的功力是如此深厚。要破他們的厚黑學功力，唯有向他們拋出艱難的問題。這讓我想起塞維爾在兩個星期前的一則聲明。既然他維持他在文告裡面的立場，那麼請問他是指哪一則文告？這些令他們尷尬的問題，恐怕這是他們一生最畏懼且必須永遠逃避的問題。
劉永山
剛剛在星期一，我們度過行動管制令實行以來的第一個國際婦女節。過去的一年，馬來西亞面對不同程度的行動管制令，許多人的生活習慣和經濟情況因此受到負面影響。對於不同年齡的婦女來說，她們肯定比男性同胞更加深切體會這些影響。
新冠肺炎病疫籠罩下的女士更面對多重壓力。照顧家裡的大小老少的重擔幾乎都是落在女性的肩膀上。家裡若有上學的孩子，母親除了照顧一家大小的起居飲食，也必須確保網課順利進行。
我還記得當行管令剛實行時，政府規定只允許一家之主（即父親或丈夫）外出為家裡添購食材。如果男士們沒有這方面的經驗，肯定鬧出許多烏龍。
為何外出的不能是女士呢？因為女士守在家裡看顧老幼。從這裡大概可以看出病疫和隨之而來的行管令確實在生活上的每一個層面對女性造成巨大的干擾。
因此，你會看到許多人公開讚揚婦女對國家、社會和家庭作出巨大犧牲，貢獻良多。美言背後，到底女性是否已經獲得平等的待遇和尊重？
《日經財經周刊》最近的一則封面報導表示各國數據顯示，公司因疫情影響面對嚴重虧損，被裁退或大幅度減薪的往往是女職員，尤其是剛加入職場的單身女職員。
雖然女性也能勝任一些對體力有相當要求的戶外工作，但是這些職場的潛規則往往讓女性工作者持之以久。舉個例子，姑且不說這些職場是否有托兒設備，但是這些職場連像樣的女廁都沒有。試問有哪一位女生能夠安心就業？
前首相納吉在2017年曾經規定在2020年所有上市公司的董事局成員必須擁有至少30巴仙的女性。2020年已經過去了，請問這個目標是否已經實現了？
打開馬來西亞大小公司的簡介，不難發現照片裡的高級主管和董事局成員大多都是身穿深色大衣的男士。偶爾發現一兩個穿著比較鮮豔亮麗的女士，才知道該位女士或許是老闆的女兒還是婦人。女性高管猶如鳳毛麟角。
雖然從高等教育學府畢業的女生比男生多，並且在同一個時期踏入職場就業，但是大家的升遷機會和待遇大不相同。
數據顯示她們在職場拼搏數年以後，或因婚姻或其他原因而從職場退下來。許多退下來的職場女性由於長期離開職場，如果要重新回到原有的工作崗位，可能已經無法適應新的工作環境，結果被迫轉換跑道，從事行銷、直銷或自行創業。受教育的婦女已是如此，更何況是教育水平更低的婦女。
除了公司和職場意外，社團、組織或政黨的領導也幾乎是全男班。因此當有決策者要委任女性候選人當公司高管或組織領導的時候，他們考慮的因素會比男性候選人來得多，例如到底這位女士會否鬧情緒、能否兼顧家庭和事業、能否在非工作時間出席社交活動？我斗膽說一句，這些考量的背後就是許許多多的刻板印象平湊起來，也是在男性為主導的環境下制定。一日不清除這些潛規則或無形障礙，姐妹們頭頂上的那幅透明天花板依然存在。
女性邁向平權之路並非一帆風順，過去甚至有女性因此患上牢獄之災，未來的路肯定不會平坦，希望各位姐妹繼續努力加油。
劉永山
3月1日是國盟政府上台執政一周年，惟政壇青蛙跳槽戲碼再次上演。在2月28日，公正黨兩位國會議員，即砂州如樓區國會議員孫偉瑄及柔州地不佬區國會議員鍾少雲退出公正黨，轉為效忠國盟政府。
過去，巫統一直是青蛙政治的受益者。許多變節議員因崇尚名利，或因原屬政黨內部的糾紛，導致個人變節出走，直接從原屬政黨跳槽到另一個政黨，這是最典型的跳槽方式。
然而，自從2009年霹靂州變天之後，納吉發明了最新方式的跳槽，即某某議員只需要宣稱自己不再支持原屬的政黨，反而支持敵對陣營即可。這位議員即無需主動退黨，即便退黨也無需加入敵對陣營。至於這位議員會否被開除，就由原屬政黨決定。當然幾乎在每一個情況下，黨中央肯定大開鍘刀。
這就是關鍵所在，這位議員並沒有符合嚴格定義的跳槽，即從甲跳去乙。這位議員最多只是一名獨立議員，如果他已經不是原屬政黨的黨員，那也不過是原屬政黨開除他，不是他本身自願退出。
然而，這位議員當然知道，當他公開宣布支持敵對陣營的時候，開除黨籍幾乎是必然發生的事情。因此倘若要為反跳槽立法，這些不同種類的跳槽都必須考慮在內。檳城州議會於2012年通過的州憲法修正案第14A條文就已經考慮這點，即一名州議員在中選後，一旦退黨、遭開除或被終止黨籍，或一名獨立人士在中選議員後，加入任何政黨，其議席均將被懸空。
議員跳槽已經嚴重干擾我國民主制度的正常運作。除了少數徇私的政治精英或政治冷感的鄉野市井之外，主流民意包括馬來媒體和馬來社區，以及巫統的政治精英，一般贊成國會立法反跳槽。
雪州州議會在去年7月16日通過一項動議，呼籲聯邦政府盡快為反跳槽立法。這項動議是在被修改後通過的。為何被修改？這是因為提交這個動議的州議員八打靈再也武吉嘉星區州議員拉吉夫原本通過這個要求雪州政府效仿檳城州政府：修改州憲法和在州議會推動為反跳槽法案立法。
朝野雙方和希盟內部針對這個動議有非常大的分歧。我認為推動立法是正確的，但是雪州州議會受制於最高法院在1992年Nordin Salleh案件的裁決。在這項裁決中。當時的最高法院（現稱聯邦法院）宣判丹州州議會立法反跳槽抵觸聯邦憲法，州議會無權通過上述條文，宣佈吉蘭丹州議會敗訴。這項裁決也明確表明，聯邦憲法第10（1）（c）賦予公民結社自由的權利也當然包括“退社自由”的權利（Freedom of dissociation），即退離原有社團組織的權利。
如果我們研究《聯邦憲法》第10（2）（c）條文，國會可在維護聯邦安全的利益、公共秩序或“道德”的情況下立法制約結社自由的公民權利。由此可見，跳槽最終受害的是政黨本身，為反跳槽立法的最佳途徑也是國會。如果巫統不贊成跳槽，他們可否結合希盟的力量在國會為反跳槽立法？
劉永山
上周五，聯邦法院七司會審，針對總檢察長起訴《當今大馬》及其總編輯顏重慶兩照藐視法庭一案進行上訴判決，結果大家都知道了，聯邦法院以6對1的比數裁定《當今大馬》罪名成立，罰款更從控方建議的20萬上調至50萬。
必須再次強調的是：《當今大馬》不是因為他們的報導污衊司法制度的新聞而被處罰，而是由於讀者在他們的網站留言而惹禍。這些流言者的身份是誰？警方為何不從這方面調查？當局難道不能從各個渠道獲得消息到底這些人是誰？我們無從知道。
可惜的是，直至截稿為止我們還無法從法院獲得所有法官的判詞。目前媒體和大眾僅僅只能依靠媒體摘要來報導正反兩派法官是如何得出他們各自的決定。須知道，法官的判詞才是最具權威的。
聯邦法院6位法官認為《當今大馬》“理應知道”網站出現有問題的讀者留言，因而必須負起責任。他們也提到，《當今大馬》有大約十位編輯負責審核每天兩千多則各語文讀者的留言。然而，他們當中沒有一人否認知道有留言詆毀和藐視司法制度。
就此，六位法官認為《當今大馬》不能反駁《1950年證據法令》第114A條文的假定。根據這項條文，任何網路服務的註冊用戶一旦在網上發布文章，就會視作是發表人，因此必須承擔法律責任，除非他能夠證明事實相反。
這六位法官似乎也認為，媒體有責任以及有能力日以繼夜地守在銀幕面前審核任何留言者的言論。這是因為一旦張貼了留言，媒體在法律上就等同於已經出版或刊登這些留言，因此必須負上作為一名出版者的責任。另一位法官的看法則與其他六位同事不同。
以此案報導來看，聯邦法院是這起案件的第一聆審法庭，因為事發是在去年6月，可是聯邦法院在去年7月就已經開始聆審。如果是這樣，此案已經不能再上訴。除非在未來聯邦法院面對同樣背景的案件做出完全不一樣的判決，方能推翻此案的有效性。在這樣的事情請發生之前，馬來西亞日後所有的案子都必須依據此案作為先例。
無可否認，執法與司法單位必須嚴懲言論過火者或發放假消息人士。他們並不一定攻擊司法制度的莊嚴，也可以是普羅大眾或平民百姓。民主行動黨過去也一直在網絡遭人抹黑。
當局尚未有能力對付這些人士至於，卻開了一個缺口把媒體當成代罪羔羊，顯然帶來寒蟬效應。
媒體和民眾對此案的判決，幾乎一面倒不贊成聯邦法院的決定。許多語言媒體（包括《中國報》但不是全部中文媒體）幾乎在同一天或隔天以封面新聞配以黑白字幕來處理這則新聞，表達他們對同行遭遇的不滿和悲哀。全國人民甚至不到半天就成功籌獲《當今大馬》必須繳付的罰款。這點我對他們蕭然起敬！
有人建議國會立法修改《證據法令》第114A條文，也有人認為國會必須為藐視法庭立法。可是現在是緊急狀態，國州議會開不了，何談立法？聯邦法院針對《當今大馬》的判決將成為另一個Boonsom Boonyanit。除非國會另行立法，要不然《當今大馬》將永遠不能翻案。
劉永山
許多人問：現在聯邦政府名義上實行行動管治令2.0和頒布戒嚴令，可是在實行上卻處處碰釘。一方面聯邦政府要控制每日確診人數，來平確診病例，一方面也要維持一定程度的經濟活動，安撫工商業和民眾的不滿。
然而，到最後卻順得哥來失嫂意，兩盤皆落空。發生此事，導因如下：
一、 聯邦政府朝令夕改。其實這並不是最近才有，自去年喜來登行動之後，上台執政聯邦政府的國盟在施政上一直患得患失，以致政策多次出現V轉，讓人無以適應之外，也多次讓人詬病。
二、 擬定部分標準作業程序時過於嚴厲，甚至出現自相矛盾的情況。
三、 雖然現在是MCO2.0加戒嚴，可是民眾似乎還可以在各個所在州屬來去自如。這是什麼樣子的行動管治令？
四、 不願全面分享和州政府，尤其是雪州政府分享疫情資訊。如此固步自封，才是聯邦政府最大的敗筆。
我們的抗疫行動不僅僅是要求工商業和小販商或人民遵守標準作業程序。我們也不能天真地以為疫苗就是我們的救星，畢竟疫苗的價格不菲，接種速度和有效性不一。目前抗疫的主力是進行前端（Front-end）工作，即大量篩檢和後端工作（Back-end）的大數據分析（Big data analysis）。
聯邦政府主司負責前端工作，倘若他們能夠把這些數據交個雪州政府進行後端大數據分析，我相信我們將能夠更有效的預測病毒傳染的速度、地區和時間，並進行一步到位的防疫工作。
雪州政府有能力使用人工智慧進行醫療和分析工作，例如媒體曾經報導，與其以肉眼分析CT Scan圖像，AI系統可以在十秒之內分析圖像，提供個敏感和精準的信息，甚至可以收集一群病人的圖像進行集體分析，對某社區感染群的感染跡象進行更為詳細的分析。
最近我和雪州政府一所負責醫療的子公司高層見面，獲知他們使用的檢測方式就是以這樣的方式來檢測RT-Antigen的測試結果。反之，聯邦政府還停留在肉眼觀察。然後還得通過人手把數據輸入電腦和系統，費時費力之餘，肯定無法跟上病毒傳播的速度！
當政府無法跟上病毒的傳播速度，結果病毒遍地開花，衛生部束手無策，衛生部正副部長更是不見踪影！
MySejahtera或“吾安”手機應用程式不比雪州政府自行研發的“一步到位”（SELangkah）手機應用程式方便。吾安功能之廣泛也比不上“一步到位”。這可以從當衛生部面對每日上千名確診病例後，無法有效通過系統得知病患的行踪記錄，反之必須翻查病患的吾安記錄，就可對“吾安”的有效性窺探一二。
如今民眾已經善用各種視訊會議平台、直播軟件、外賣應用程式、電子支付等，慢慢適應數碼社會的生活，更從中開拓商機。聯邦政府也順應潮流，在這方面跟上步伐，推動合適的應用程式和網上服務。
劉永山
新冠肺炎每日確診病例人數居高不下，凸顯聯邦政府的抗議工作已經出現嚴重漏洞。
例子一：位於吉隆坡班台谷，與八打靈再也毗鄰的馬大醫藥中心（UMMC）最近通過網購平台向公眾募款添購冠病醫療器材，讓人質疑聯邦政府是否撥款不足。
例子二：即使有了手機應用程序‘吾安’，衛生部最近還是無法及時追蹤近距接觸者。前首相納吉甚至敦促衛生部政府在“吾安”（MySejahtera）應用程式中，內置谷歌和蘋果的曝險通知系統（GAEN），以加速追蹤的工作。
在魚與熊掌難以兼得的情況之下，聯邦政府頒布了一個不湯不水的行動管制令（MCO）加戒嚴令。
這兩令一起來，聽來是多麼地駭人。想必人們不能自由出入家門，所有地方都有軍警人員把關。可是這樣一來，經濟一定崩潰。因此聯邦政府必須允許許多經濟領域開放，甚至照常運作，即便來好幾個U轉也在所不惜。
結果不難想像。病毒在社區傳開，人們每日恐慌度日。雖然如此，但是人們還是要過日子。即使你不病死，你可能會餓死。
相信許多人和我一樣看法，確診病例是可以在經濟保持一定程度的開放之下受到控制，甚至是被壓平。前提就是，聯邦政府是否願意和各造合作？
行動黨國會領袖林吉祥在去年多次向政府呼籲以全政府的姿態來對抗疫情。所謂的全政府並不是指政府由上至下，大兵壓境的方式抗疫，而是由下至上，動用各個階層政府的資源，與民間和私人領域配合，方能事半功倍。
現在的結果，是事倍功半的寫照。例如，聯邦政府去年指示所有地方和商場必須展示和貼上吾安（MySejahtera）二維碼，造成許多商家捨棄SELangkah。
殊不知，雪州政府是全國第一個發揮創意，推出SELangkah追踪手機應用程序的州政府。有了這個手機應用程序，雪州政府不僅能夠記錄某地方每日人群，也能夠進行更多大數據分析，例如利用人工智慧，分析接下來的疫情爆發地點在哪裡、何時會爆發、爆發的範圍多大等等。這些後援工作恰好能夠輔助聯邦政府的不足。
無奈的是，聯邦政府在去年十月初停止與此雪州政府成立的新冠肺炎病特工隊分享細節數據，導致特工隊防疫計劃受阻。
那時也是第二波疫情來襲的初期。在12月，聯邦政府宣布允許跨州旅遊，確診病例隨後進一步推高至今。而雪州政府一直無法掌握全面的數字，導致他們無法互補衛生部的抗疫工作。
面對疫情來襲，除了前線的抗疫人員，我們也必須支援幕後的抗議工作，尤其是數據分析。這是一場與時間賽跑的競賽，只要我們能夠在最短的時間之內全面掌握疫情的數據，然後進行精準的預測，篩檢和隔離，壓平疫情曲線並非不可能。
雪隆地區是我國經濟活動最發達的地方，也是確診病例最高的地方。因此，任何一刀切的抗疫措施在雪州都不適用。聯邦政府此時別無出路，只有與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緊密配合，互相分享數據，再配合各級政府的資源一起行動，雪州的疫情才有可能得到控制。
劉永山
馬來西亞連鎖協會副會長拿督劉明在2020年5月曾在《南洋商報》的專欄寫下這句話：“任何國家過渡依賴外勞都不是好事，尤其是服務業。”
當拿督劉明在去年5月寫下這句狠話時，或許大家還讀不懂他的意思。簡單說：“繼續依賴外勞，死梗！”。
外勞每年匯出數百億令吉的外匯，這點國人雖面有難色，但也必須接受。許多雇主聘用外勞的原因是他們耐操、廉價。
可是到了今天，當國內確診感染數字每日以千計算，其中三百多個活躍感染群中竟有三分一是來自製造業，我們不得不重新思考到底我國的產業日後是否還要依賴大量的外勞？
無獨有偶，歐盟馬來西亞商會最近向會員預警，若疫情沒有改善，當局可能會在2月4日之後全面禁止經濟領域運作。且不管這是否屬實，也不理業界是否成為驚弓之鳥，但是商會的預警信裡多處提到員工宿舍的管理，證明即便是依循更高勞工福利標準的歐盟廠家也無法獨善其身，更再再證明我國的外籍勞工福利問題沒有改善。
所以在2019年5月，當時的希盟聯邦政府通過人力資源部在國會在去年五月通過《1990年員工房屋、住宿和設施基本標準（2019年修正案）法令》，並頒布在2020年6月1日正式生效。後來國盟政府給予緩衝期，直至9月1日才正式執法。
正如一般預測，廠家一開始是東反西亂，有業者說應該對話，有的說說應該循序漸進，總而言之，廠家希望當初政府規定的都必須展緩實行。結果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如此周而復始，我們的政策還是原地踏步。
廠家認為應該循序漸進，可是到底如何定義“循序漸進”？
馬來西亞工商領域高度依賴外勞是不爭的事實。資方除了貪圖方便，寧可聘用外勞，甚至是非法外勞也不願意聘用本地員工，也因為執政單位過去大開貪污方便之門，讓資方或中介可以通過特別管道進行疏通，然後從特定國家輸入大量的非熟練工人進入我國。這樣一推一拉，自然水到渠成，還談什麼工業轉型？
資方和雇主最讓我吃驚的反應就是批評政府沒有進行足夠的磋商。如果這點屬實，則政府有錯在先。可是當他們本身也認同必須逐步減少對外勞的依靠，以及應該逐漸提升產業技術的時候，如果有人以為能夠籍“循序漸進”作為緩兵之計，這也未免過於天真。
上回當政府規定即便是外籍員工也必須享有和本國員工最低薪資，資方已有多番牢騷。但是隨著時代的改變，資方不可能以為可永遠用以前的低標準來處理外勞的工資福利問題。
就是因為過去一直沒有處理好這方面的問題，導致全體國人現在除了必須面對疫情失控、孩童失學等問題之外，也必須面對經濟全面停擺所帶來的破壞。
大馬制造商聯合會已經說了，如果全面禁止經濟運作，將對商業和經濟帶來“無法修覆”的傷害！既然是無法修復，這意味資方，尤其是制造商必須嚴格落實防疫SOP，防止疫情擴散，否則連他們自己的飯碗也保不住。
可是，現在要求資方這麼做，如果沒有政府資援、只能老鼠拉龜、刻舟求劍，效果可遇不可求。早知今日何必當初？
劉永山
真沒想到，2021年本欄第二則文章和各位讀者見面就是重啟行動管制令的第一天。
針對居高不下的確診數字宣布應對措施，聯邦政府本來打算在上週五作重大宣布。惟國防部長兼每日主持國家安全理事會每日匯報會的依斯邁沙比里在上週五的記者會卻和追踪這個新聞的媒體和公眾大賣關子，表示大家要耐心等待首相在星期一的宣布。
從上週五到本週一，當局足足讓全體國人等了72個小時。猶抱琵琶半遮面，千呼萬喚始出來。當首相終於宣布要重啟行管令，原來還有許多詳情還未公佈。有者甚至是要在隔日等待各個部門的宣布。
這意味著，業者商家和平民百姓前後必須等上至少四天的時間才能知道MCO2.0的詳細內容和標準作業程序。
如此效率，不僅商家者怨聲載道，甚至打工族、學生、家長也無可適從。
大家不要忘記，我國已經不是第一次實行行動管制令。聯邦政府在去年3月實行行動管制令就已經著手處理復課復工的標準作業程序。所以才會有出現你我現在看到的各類行管令的標準作業程序。
此次聯邦政府再次宣布在檳城、雪蘭莪、三個聯邦直轄區、馬六甲、柔佛和沙巴州實行行動管制令，其標準作業程序理應可以從原來的版本再作修改。為何還要讓業者商家大眾一等再等？
第二、不是每一個行業都能夠以居家作業的方式來進行。除卻五大關鍵領域之外，還有許多位處模糊地帶的行業尚不知道到底他們是否受限於行動管制令？
請問他們該如何在24小時之內，甚至是18小時之內作出調整？難道聯邦政府從上個星期五到星期一在做什麼？去年九個月行動管制令所製定下來的SOP難道都是白做的？
最明顯的例子就是露天早市和夜市。這兩種商業活動在去年三月行管令是受禁的。首相在週一傍晚的宣布也僅僅提到超級市場和雜貨店，完全沒有提到露天早市和夜市。這樣來說，是否代表經營露天早夜市的小販必須暫停營業兩個星期甚至是更久？
更令人疑惑的是，難道是否允許露天早夜市營業的小小問題也必須輾轉數天才能決定？
第三，首相週一的宣布亦無針對受影響的業者或員工提供任何補貼，也沒有宣布會否重啟暫緩銀行貸款。如果行動管制令將在兩週後延長，聯邦政府還能在毫無任何補貼的情況下繼續延長行管令嗎？
第四、學生的學業。本來學校將於1月20號開學。既然政府被迫實行行管令，這意味學校必須繼續現有的網課。可是過去十個月，聯邦政府到底採取什麼實質性的政策加速我國光纖網路設備？
一般來說，網課只惠及城市地區中上階層的孩子。在鄉區或半城鄉地區，網課只照顧大約十巴仙的學生。
至於成績低落、家境不好或成績不佳的學生，到底有多少一直都有上網課，還是自去年三月開始就一直“翹課”？請問政府有何對策？本來要用正在教育的救命錢，請問去了哪裡？
古人說苛政猛於虎，可是在現在的馬來西亞環境，怠政猛於虎。
劉永山
這是本欄在2021年的第一則文章。首先要恭祝《中國報》的讀者新年進步，幸福快樂。
說到快樂，大家最近發現巫統最近和國盟鬧得非常不愉快。這個發展是一般人所能預料的。想想看，巫統一黨獨大六十多年，2018年突然成為在野黨，感覺非常不好，現在則必須和國盟分享政權才能勉強執政，真的非常不習慣。
昨天，巫統最高理事達祖丁竟然表示巫統為了生存，必須考慮和希望聯盟合作，包括和他們最厭惡的民主行動黨合作。
達祖丁的這番話，除了讓我們再次肯定“政治沒有永遠的敵人或朋友”的真諦之外，也肯定許多人士包括筆者對國盟命運的批判。
國盟只不過是一個短時間之內湊合的雜牌軍，行之不遠。國盟內的三個主要政黨——土團黨、伊斯蘭黨和巫統的議席重疊問題非常嚴重。在過去，這三個政黨一直都是鬥個你死我活，現在要如何說服各自基層接受其他候選人？
巫統不滿國盟是一直存在的客觀事實，巫統不滿現狀的原因也很多，巫統分成兩派也是不可否認的事實。可是最近巫統領袖為何如此高調和爆發性地不滿國盟？我相信土團黨也看到巫統對國盟造成的威脅，因此最近把挖角行動升級，直接威脅巫統，這造成巫統更激烈的反彈，那就是即使巫統要和政敵合作來推翻土團黨主導的國盟也是無可厚非。
例如，巫統不滿土團黨挖角巫統國會議員，巫統不滿土團黨在沙巴州選搞局，甚至把首席部長寶座也拱手讓給從巫統跳槽至土團黨的候選人。最新的是，巫統不滿土團黨以職位和利益誘惑巫統基層黨員過檔到巫統。幾乎所有巫統區部不贊成在來屆大選和土團黨組成聯盟。
有趣的是，雖然巫統還沒有和伊黨鬧僵。然而，縱觀巫統各級領袖的談話，他們似乎對伊斯蘭黨的不表態和不支持巫統也同樣感到懊惱。伊斯蘭黨領袖似乎更傾向於和土團黨合作，這讓坐擁38國會議員的巫統吃暗虧。
此理之下，巫統另尋出路是有跡可尋。希盟和其他在野黨是否願意接受巫統的獻議？這也是另一個重大問題，但是希盟領導目前因時機尚未成熟，暫時不願對這個問題多加回應。
雖然如此，這不表示希盟沒有問題。希盟本身的議席重疊問題雖如國盟般嚴重，但是希盟最大的挑戰還是如何團結所有在野黨議員，甚至是化解安華與馬哈迪的個人糾紛。
評心而論，如果我們要安華支持希盟+的方案，難道我們不需要馬哈迪和鬥士黨接受安華的領導地位嗎？兩者缺一，即便是巫統、土團黨和伊斯蘭黨之間的矛盾繼續擴大，即便巫統真的願意和希盟合作推翻國盟，但是兩位老人家的心結一日不解開，希盟還是翻盤無望。
劉永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