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加入民主行動黨不久後，有一次聽到一位中央領袖說“用雙腿走路”。
這事關一位理想的民主行動黨議員要如何從事政治工作？答案就是用雙腿走路。第一條腿就是在議會內外積極問政、諮詢官員、針砭時事。這也是西方政治對一位議員所定下的傳統標準。
另一條腿就是定期服務和會見選民，解決和處理民生問題。偶爾，這類工作也涵蓋家訪和福利工作。這就是一般人所說的“服務型議員”。
許多老一輩的吉隆坡人對李霖泰在街頭提著笨重的打字機為選民打信印象深刻。在許多人的眼中，這是“服務型議員”的最佳寫照，也是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時代產物。
李霖泰身處的時代是513事件以後的吉隆坡。當時聯邦直轄區尚未成立，雖然吉隆坡是馬來西亞的首府，但是它還是屬於雪蘭莪州境內。
當時的聯盟（Perikatan）在1969年大選遭遇重拙。聯盟政府只能以簡單多數議席執政聯邦政府。在州議會改選方面，執政聯盟在檳城、霹靂、雪蘭莪及吉蘭丹四州失去優勢。在野黨在雪蘭莪州的28席中獲得14席。
最近有一些新聞特別讓人沮喪。
71歲前政府首席秘書莫哈末西迪哈山在一馬發展公司（1MDB）案件上庭作證，表示被告兼前首相納吉是認為他擔任政府首席秘書的薪金過低，才委任他擔任1MDB顧問團成員，月薪為3萬令吉。
隨後，財政部前副秘書長拿督西蒂扎勿雅在同一案件也出庭供證，指納吉於2013年簽署了一封支持信後，聯邦政府就被迫承擔1MDB的30億美元債務。
扎希外國簽證系統貪腐案的審訊也爆發“賬簿醜聞”，控方證人UKSB前行政經理陳祥生在法庭上表示曾經在國陣和希盟執政時期為多位部長級人物提供數以百萬計的政治獻金，以便政府能夠通過直接辦法合約的方式讓UKSB繼續為政府提供外國人士入境馬來西亞的簽證。
白沙羅國會議員潘儉偉不久以前在民主行動黨的一場籌款晚宴指出，希盟執政期間，許多在前朝政府獲得許多官方直接辦法合約的承包商的私人公司依然沿用舊有的方式，以提供回扣、禮物、政治獻金、甚至是擺設豪華宴席拉攏關係等方式來烙取好感。
民主行動黨秘書長陸兆福在接受《火箭報》訪問時也表示在出任交通部長期間曾經在受邀出席活動時接獲商家贈送價值不菲的手機。由於這手機價值已經超過政府規定的上限，因此決定歸還給捐贈者。
在2017年10月初，我在本欄寫了一則題為《德國啤酒節問與答》的文章。當時伊斯蘭黨針對八打靈再也某商業廣場舉辦的德國啤酒街（Oktoberfest）挑起事端。
我在文中寫了以下文字：
“德國啤酒節是西方文化，為何馬來西亞推廣“墮落”的文化？
“馬來西亞立國之本就是憲政、民主和自由等等。馬來西亞從來都不是一個仇視或排除外來文化的國家。如是這樣，或許我們今天不能穿西裝打領帶開汽車了。西方食物如漢堡包、比薩、蛋糕、汽水或咖啡全都要打道回府了。難道源自西方的文化，我們就得全面禁止嗎？
“每年旅居馬來西亞的日本企業家都會在雪州莎亞南體育場大事慶祝盆踊節（Bon Oduri），政府高官一般都會出席。日本盆踊節和德國啤酒節都是外國人的節慶，為何日本盆踊節沒問題，可是德國啤酒節卻有問題？”
萬萬沒有想到的是，時隔五年，伊黨竟然食髓知味，也不知他們基於什麼政治因素，上次搞砸了日耳曼民族的啤酒節之後，現在再搞日本人的盆舞節（Bon Odori）。
事關依黨聯邦部長伊德里斯阿末公開呼籲穆斯林不要出席這個活動。他的聲明立即觸怒雪州蘇丹。原來這個每年在莎亞南體育館舉辦的活動在雪州已經辦了幾十年，不曾出現爭議或問題。現在伊德里斯把這個活動炒作為不符合伊斯蘭教義的活動，煽動穆斯林不要出席這個活動。
日本投資者和廠家在莎亞南工業區林立，一年只辦一場盆舞節和各族共歡，何以伊黨如此看不過眼呢？
Kenyataan Media ADN Banting (DAP) Lau Weng San pada 14 Jun 2021 di Banting, Kuala Langat:
Soalan di atas timbul apabila saya pernah menerima surat berita daripada The Japan Foundation, Kuala Lumpur (JFKL) bertarikh 29 Oktober 2018 untuk mewar-warkan Pesta Budaya Kelate yang berlangsung di Dewan Jublil Perak Majlis Perbandaran Kota Bharu – Bandaraya Islam (MPKB-BRI) pada 17 November 2018.
Dalam surat berita tersebut, Pesta berkenaan dikatakan akan mempamerkan keunikan budaya antara Kelantan dan Jepun di mana pertunjukkan budaya Kelantan yang ternama dan popular seperti Dikir Barat, Rebana Ubi, Gasing Terbang, Silat Tari dan lain-lain akan ditunjukkan sementara JKFL akan mengetengahkan pertunjukan kebudayaan orang Jepun.
Antara pertunjukan-pertunjukan kebudayaan Jepun yang akan diketengahkan ialah pertunjukan kraftangan Kokeshi Dolls, pembelajaran Bahasa Jepun, kaligrafi, furoshiki, origami, kirigami 3D, masakan onigiri dan okonomiyaki, permainan-permainan tradisional rakyat Jepun seperti Wanage, tembakan Shateki, pertunjukan anime dan gendang Jepun, pemakaian pakairan yukata dan akhir sekali tarian Bon Odori.
大概是十七年前，當時我還未中選成為雪州州議員。記得有一次我必須向某政府機構以合法途徑購買一些資料。由於價格不菲，因此最後決定不購買。
沒想到事情還有下文。幾乎在同一天，這位官員竟然在辦公時間私底下聯絡我，告訴我可以以更加低廉的“價格”購買這些資料。
我一聽就知道不對勁，因此沒有給予答复就掛斷電話。
我在中選第一屆雪州州議員後沒多久接獲來自八打靈再也舊區一位居民的投訴。他的太太在他不知情的情況之下在大約十年前在該區某商業銀行開了一個儲蓄戶口，然後把這幾十年的“私房錢”全部存入這個定期戶口。
後來太太把存摺藏起來，為了就是不讓丈夫知道。後來太太可能年事已高，忘記存摺放在哪裡。丈夫收拾家裡舊物才發現存摺。太太才想起十多年前開的銀行戶口。
最近翻開報章和媒體頭條，攝入眼簾的盡是隆市與巴生谷河流域交通擁擠的新聞。
《馬來西亞前鋒報》有一則報導，從安邦麗陽站（Stesyen LRT Cahaya）乘搭輕快鐵到國大電動火車站（Stesyen Komuter UKM），中途須兩次在馬路里輕快鐵站和加影捷運站轉站，耗時一小時二十分鐘，費用馬幣六塊半。
如以開車行駛，同樣的路程只需四十多分鐘，其中還包括塞車路段。這則報導並沒有提到過路費和停車費。
無論如何，媒體的抽樣調查只是突出一個重點，即雪隆地區的公共交通系統無法解決巴生谷河流域一帶的交通擁擠問題，關鍵在於公共交通運輸系統效率還是比開車低。
同樣刊登在媒體的新聞還有法國政府開始調查該國某基本建設承包商在馬來西亞數個輕快鐵和捷運項目涉及貪腐的案件。該國政府的調查對象還包括三家馬來西亞公司和高級公務員。
這則報導引述消息人士表示馬來西亞反貪污委員會也在今年四月以來就開始調查這家公司在各個鐵路捷運系統的貪腐案，並且已經扣留相關人士作進一步調查。
市民無法以相對低廉的車資、更短的時間、更方便與更容易的交通模式從A到B，導致他們迄今還是無法擺脫以私家車或摩托車代步的窘境。
與此同時，第一里路和最後一里路的銜接也是非常關鍵。雖然我們有全球第一的地鐵和捷運系統，但是如果沒有完善的巴士網絡把散居各地的搭客載來車站，這些鐵路也是虛設的。
這就帶我們去另一則新聞，即針對消費者投訴最近Grab打車車資靜悄悄調高，讓許多依賴Grab出門的市民吃不消。許多依賴Grab的市民都是居住在沒有公共巴士服務的地方，除了開車或開摩托出門，打車或步行就是唯一的選擇。
因此公共交通系統不能只是捷運、地鐵、輕快鐵或電動火車而已，也包括更多的公共巴士、小型巴士以及計程車，甚至是完善周全的城市規劃，包括步行道以及腳車道的建設與規劃。
這全部都需要錢。叫私人企業出錢發展嗎？沒有穩賺的保證，私人企業如何能夠撥出大筆資金？全世界每一個國家、地區與城市的公共交通運輸系統都是公家出錢辦。既然是政府的錢，自然必須遵循價廉物美、公開招標的大原則。
因此他們拼經濟民生，因為他們的官民把捷運地跌是看成是出門大事，可是對國陣國盟來說，這可是賺錢大事，因為捷運地鐵甚至是公共巴士並不是小錢，除了承建車站和購買車廂意外，每年還必須耗資進行各類維修。這些都不是小錢。如果把一小部分花在這些地方的錢引入自家口袋，那不是很好嗎？
所以你看為何我們的問題一直沒有辦法解決？上樑不正下樑歪。上面的官員貪腐成性，下面的官員還有士氣做工嗎？還是同流合污、群賊群力、大有大吃、小有小貪，這樣不是更好嗎？
所以不好說來屆大選不要再談貪污濫權腐敗賄賂等老掉牙問題了，要多談民生經濟問題。就是這些老掉牙問題不曾獲得解決，所以才影響我們的經濟民生。說這句話的人，或許他本身就是問題。
劉永山
非政府組織“家庭前線”（Family Frontiers）日前在社交媒體平台發布一則視頻，顯示一名從中國回馬來西亞的大馬籍母親前往布城國民登記局呼籲當局加快速度處理其女兒的公民權申請事宜。
這位名為Alison，看來像是一名華裔的母親說，她於2016年在中國一所大學任教。同年因未能及時回國生產，通過剖腹生下一女。因此她的女兒是一個早產兒，並在同年向馬來西亞駐大陸於廣西南寧的領事館提出女兒的公民身份申請。
她說這麼一等就是六年的光景，到了今天她的女兒還是無法獲得馬來西亞公民權身份。
在中文媒體讀者的眼中，大家或許會以為大部分的公民權申請面對問題的都是華裔家庭，如領養無國籍兒童、長者紅登記問題、或大馬父親與外國女子未婚生子等。
如果我們再瀏覽有關組織的社交媒體平台，不難發現有許多個案涉及馬來穆斯林家庭。甚至在Alison的視頻以後，還有兩則馬來家庭的個案。
雪州政府在衛塞節是上個星期六，即衛塞節前一天在瓜冷仁嘉隆東禪寺舉辦州政府級別的衛塞節慶典。
在我當任州議員以來，印象中這次的慶典是第一次在佛教寺院舉辦，也是第一次在瓜冷仁嘉隆東禪寺舉辦，更是第一次有巫裔穆斯林州務大臣率眾前來仁嘉隆東禪寺出席衛塞節慶典。
身為當地州議員，我當然感到無比榮幸和光榮，能夠在這個殊勝的日子迎接眾多巫裔穆斯林官員蒞臨，並與現場千多位佛教徒和村民聚集一堂。
自1996年佛光山在仁嘉隆新村設立東禪寺之後，瓜冷和仁嘉隆一代的正信佛教信仰和護法活動日趨活躍和成熟。東禪寺的活動除了淨化本區佛教徒的身心靈之外，也成為國內外各族同胞在佳節期間前來拜訪的景點。
上週四安華與納吉針對如何解決能源公司沙布拉能源以及國家經濟未來進行一場君子之辯。
這場諸如美國總統辯論的模式，是一場君子之辯。事關整場辯論進行得相對平靜，雖然辯論進行到最後雙方開始拋出大家各自的政治官腔，但並沒有讓觀眾模糊問題的核心，即沙布拉能源公司的債務問題以及國家經濟未來發展。
納吉的主要主張就是由國家石油公司（國油）接管沙布拉能源，待轉虧為盈後出售。另一個方案則是要政府為沙布拉能源的銀行貸款做保證，並要求國油在油價降低時調低沙布拉能源的合約價值，直到油價高漲時再調高。
安華的方式則是先針對這家公司進行法務審計（Forensic Audit）。根據網絡定義，法務會計的工作包括“綜合運用會計學、法學知識以及審計方法與調查技術，獲取有關財務證據和資料，並以法庭能接受的形式在法庭上展示或陳述。”
上星期，一位出版社的編輯發訊息過來，提醒我必須儘早完成手上的文字工作，因為若有延遲，紙張就要漲價了。這讓我聯想到，不久前主流華文報章也在四月份漲價。
齋戒月前後，國內肉雞供應短缺，一些連鎖炸雞快餐店甚至陷入沒有肉雞供應的窘境，國文媒體到處吹簫，對所謂的肉雞中間人（Kartel）窮追猛打。只有在政府過後出手干預之後，肉雞價格才稍有回穩。可惜好景是否能夠維持多久？
同樣的，佳節期間飛機票高漲。許多必須往返半島和東馬的遊子投訴，來回半島和沙巴的機票甚至比吉隆坡飛往倫敦的機票還要昂貴。
政府宣布開放國境，航空公司在過去兩年沉寂之後，顯然無法應付突然暴增的需求，因此機票價格同樣在物以稀為貴的原理之下暴漲。政府同樣出手干預，可惜好景不常在，機票還是過後依然扶搖直上，甚至傳出航空公司提供廉宜的飛機票飛往目的地，然後在回程機票撈一筆。
那些以為俄羅斯侵略烏克蘭和我們無關的人士大錯特錯。這場侵略戰爭也導致全球葵花油和菜籽油供應吃緊，因為俄烏兩國的食用油出口佔了全球供應鏈的80吧仙。國際棕油價格自兩三年前就已經破千。擁有滿滿油棕果的小園主固然笑顏逐開，可是這也導致市場上的食油價格水漲船高。
中國大陸享有世界工廠的美譽。然而最近大陸政權祭出清零政策，導致大陸十多個縣市封城，大陸經濟發展重創事小，出口受到嚴重影響，重創國際商品供應鏈才是大事。物以稀為貴，物價節節上升自然在預料之內。
希盟要如何在七月之前把大帳篷搭起來？
這個問題沒人能回答。希盟與首相伊斯邁簽下的協議也很快就要結束，巫統主席阿末扎希說巫統議決有關協議不應在七月到期之後延續。換句話說，如果是這樣，七月以後解散國會舉行選舉的可能性非常高。
首相伊斯邁本來就是一個弱勢首相，加上他本人並非是巫統黨魁，根本沒有說法的餘地。如果到時的實際情況需要把協議延長到更後面的日期，伊斯邁是否敢違背黨主席和黨的決定？後者是否會對伊斯邁採取紀律行動？
另一方面，希盟這邊正在籌備如何搭建大帳篷。有人建議應該考慮重新和國盟討論合作。行動黨新任秘書長陸兆福則反對。畢竟國盟領袖曾經背叛希盟，國盟成員黨之一依黨也曾經背叛希盟前身民聯。請問希盟要如何與這些人合作？一朝被蛇牙，十年怕井繩。難道希盟不怕再次被出賣？
上訴庭日前審理蚊型腳車（蚊型腳車）死亡車禍案司機沈可婷的上訴申請。除了發出準令允許沈可婷提出上訴，也允許沈可婷以一萬令吉保釋金和一名擔保人的條件，保外候審。
沈可婷家屬婉拒政黨法律援助。她也在上訴庭的裁決之後通過律師向媒體說法，而非通過本人直接面對媒體。這類做法，似乎顯示沈可婷和家屬了解這個案件的敏感度，因此選擇以最低調的方式處理事情。
對許多希望操弄和炒作情緒的政客和媒體來說，這樣的處理方式可謂大煞風景。對於整個司法程序來說，我們應該讓整個司法程序完成至止。
換句話說，大眾應該和必須讓承審的上訴庭法官全神貫注，不受外界或媒體輿論的干擾去處理沈可婷的上訴案。
對馬來西亞民眾來說，不管是什麼族群或宗教，面對這樣的案件，除了必須保持理智之外，或許媒體能夠協助讀者的就是了解個中的法律程序和法理看法。
國會在周一的特別會議完成二讀，通過成立一個特別遴選委員會，以專門研究修憲案和反跳槽法草案的內容。
根据國會最大在野黨聯盟希盟與首相伊斯邁沙比里的協議，首相領導的政府最遲必須在今年三月的國會會議提呈修憲案和提呈反跳槽法的草案，已完成為反跳槽立法的所有工作。
無奈的是，今年三月的國會會議結束以後，我們還不見聯邦政府在這方面有所行動。隨後再傳來報導，指聯邦政府將會在4月11號召開一個特別國會會議，以完成以上所提到的兩個重要草案。
在會議前不久，媒體再傳來報導，指當天的會議將只會提呈修憲案，而不會立刻通過反跳槽法草案。
如果是這樣，為何不在當時的財政預算案國會會議期間納入通過成立相關的國會委員會，反而前後我們浪費了將近半年的時間？
最近，“吾安”手機應用程序的去留和費用成為媒體熱門話題。
首先，隨著疫苗接種開始普及，每日確診病例雖然破萬，但是已經有下降的趨勢。另外，確診者大多都是屬於第一階段和第二階段的病患，因此有輿論認為國民每日進出某一個地方以智能手機掃描“吾安”二維碼已經失去追踪病毒傳染的功能。反而，這樣的做法只會允許吾安監督國人每日行踪。
第二，國會反對黨領袖安華早前揭發聯邦政府通過直接談判的方式，把吾安轉售給一家私人公司，觸發數據隱私安全等問題。
這一切的一切，再再證明雪州政府兩年前對吾安手機應用程序的疑慮是正確的。
雪州政府是全馬來西亞第一個推出以手機應用程序進行病毒追踪的州政府。這個以SELangkah（中文名：一步到位）命名的手機應用程序比吾安推出的時間更早，推出的時間就在2020年5月，也就是疫情爆發初期推出的。
在這個程序退出之前，政府部門只是依靠手抄的人工方式來進行病毒追踪，效率超低至於還疲於奔命。
雪州政府於是通過子公司Selcare機構推出一步到位，把整個追踪系統電子化，成功記錄某地方每日人群，也能夠進行更多大數據分析，例如利用人工智慧，分析接下來的疫情爆發地點在哪裡、何時會爆發、爆發的範圍多大等等。這些後援工作恰好能夠輔助聯邦政府的不足，才得以在初期抑制疫情的擴散。
我在去年11月的雪州州議會向州政府提問一道關於政府部門如何處置遭反貪會調查的公務員。
我的問題分成兩個部分。第一個部分是反貪會目前只是調查有關公務員，並未在法庭提出任何控訴。
第二個部分則關於反貪會已經在法庭提出控訴，但是法庭上為判定有關公務員的貪腐罪名是否成立。
簡單來說，根據《1995年雪州政府公務員（行為與紀律）條規》第43條款，一旦任何公務員因涉嫌嚴重刑事案件，但是法庭尚未下判，紀律局可以給予特定情況之下下令暫停職務最高兩個月，前提是該公務員目前進行的公務與這項刑事調查有直接關係，以及該公務員在辦公室的出現將會干擾現有的調查。
當然紀律局也只有在特定的條件之下才能停止查辦，即有關公務員已經被判有罪，同時沒有提出上訴。
前天星期一是雪州州議會本年會議的最後一天。
當天會議最後一個議程就是辯論與通過巴生港口區州議員阿茲米佔提呈一項個人動議，即動議要求聯邦政府每年提供一億令吉的撥款來維修巴生港口一帶和通往港口的聯邦公路。
阿茲米佔提呈這個動議並非是一般選區問題的動議，因為巴生港口是世界第十二大港口，為國家每年貢獻至少一百億令吉的稅收。這還不包括各個港口特許經營權持牌者每年必須交付聯邦政府的稅收。
雖然如此，銜接與通往巴生港口的各個聯邦道路，狀況幾近慘不忍睹。這些道路不僅窟窿四處、甚至路燈失靈、路線褪色、積水不通、交通燈遭人破壞、高價天橋的銜接容易耗損、雜草叢生以及沙泥堆積。
這些道路全長167.43公里，41.02公里由私人發展商如輕快鐵公司等維修，另外126.41公里由公共工程局維修，其中一段就是巴生——萬津的五號聯邦公路。每天許多往返住家和巴生港口上班的中下階層開摩托經過的就是這些道路。這些道路也是許多重型卡車進出的道路。可想而知其承載量和使用率直接導致這些道路比一般道路更容易破損。
柔佛州選舉終於落幕，競選所有56個議席的國盟最終只能摘下三個州議席。至於這三個議席則全部由土團黨貢獻。
國盟的成員黨是土著團結黨、伊斯蘭黨和民政黨。伊斯蘭黨一向在柔佛州的表現不佳，加上土團黨的領軍人物——慕尤丁的老巢就是在柔佛州，因此土團黨的表現自然成為眾人矚目。
土團黨最終只能贏得三席，證明當初帶領土團黨脫離希盟的慕尤丁，最終白忙一場。
當初慕尤丁有份參與和策劃喜來登行動，以致他能夠獲得巫統、伊斯蘭黨以及出走的前公正黨國會議員支持，成為弱勢首相。
爾後，巫統的盜賊們向慕尤丁施壓，要求他干預司法，讓當賊們逃脫法律制裁。慕尤丁拒絕讓步，為他日後下台買下伏筆。
我在兩個星期前寫到，此次柔佛州州選國盟與國陣都是在浪費選民的時間和選票。
兩個星期後，我為了協助行動黨候選人而來到半島最南端的柔佛與新山，在新加坡遊客依然無法入境的情況下，新山的交通更為舒暢，我更能體會這句話的真諦。
對，投票給國陣或國盟都是在浪費時間和生命。在2018年大選，人民選擇希盟出任下一屆柔佛州政府。
在那一年的選舉，國陣在全國各地兵敗如山倒。與巫統眉來眼去的伊斯蘭黨也勉強只能在丹登兩州執政。
希盟當時就好像一位剛剛考獲駕駛執照的考生，領了一張有效期為五年的駕駛執照。國陣就是上一任的司機，其執照已經到期，因表現不好無法更新駕照。希盟的任務是要把馬來西亞這輛汽車向前開往更美好的地方。
孫中山先生有一句名言：“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
這句話表示當時中國應該順應世界潮流，建立民主共和國體，讓人民成為國家的主人，決定國家的未來。
可是當下並非許多人了解這點，甚至最近許多人士開始獨崇個人集權主義，認為民主只有帶來混亂和破壞，無助民生經濟發展。
烏克蘭和俄羅斯就是民主與集權最典型的例子。先不談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普丁看來像是一個活在蘇俄時代的人物。普丁認為烏克蘭的獨立是錯誤的，應歸俄國所有。
如果普丁這番話成立的話，那麼馬來西亞和新加坡本屬同一個國家？現在的印尼、新加坡、馬來西亞甚至是汶萊都是屬於滿者伯夷國（Majapahit）的領地？或者馬新汶三國都應該恢復成為英殖民地，成為大不列顛聯合王國的屬地？請問這可能嗎？
俄羅斯認為這些脫離蘇聯獨立的國家加入歐盟或北約，頓感威脅，因此對烏克蘭採取“特別軍事行動”。不管以什麼名堂出發，這是赤裸裸的侵略戰爭，嚴重違反《聯合國憲章》。
普丁不能忘記，烏克蘭是主權獨立的國家，烏克蘭公民享有民主權利，決定國家的方向。如果烏克蘭公民經公平與自由的選舉選了一名帶領國家與歐洲建立更緊密的政治、文化、經濟甚至是軍事合作關係，普丁又能如何？
雖然還有三天就是柔佛州選舉的提名日，柔佛州選則必須在超過三個星期之後才能有定案，可是單看州選提名日前夕巫統與土團兩黨的公開叫囂，就已經看到許多熱鬧。
昨天，巫統主席阿末扎希最終相隔將近一個星期之後終於在網絡開腔回應慕尤丁對他的指責。
巫統和土團黨都是國陣與國盟的主幹政黨，國陣與國盟都是當下執政聯邦政府的政治聯盟，在2020年2月通過惡名昭彰的“喜來登行動”，以內應外合的方式推倒希盟政府。
國盟與國陣之間的較量與叫囂，雙方所使用的字稱比以往國陣與希盟之間的口水戰還要兇猛。如此一來一往，讓選民看了觸目驚心。如果你不曾看過政客的嘴臉，不用去別處，只需留意兩黨的叫囂就行了。
巫統和國陣一如既往，大打穩定牌。他們說柔佛州政府在解散之前只以一席之差勉強執政。如此不穩定，如何順利執政？
我聽了這話真是大笑一場，為何有人會如此善忘？對！穩定的政權是重要的，通過合法選舉贏得的穩定政權難道不應該更加值得尊重嗎？難道他們忘記當初如何與伊斯蘭黨結盟，然後三番四次以種族和宗教議題煽動人民尤其是穆斯林對希盟政府，尤其是民主行動黨的不滿？
最近有媒體獲得獨家新聞，指國會制定反跳槽法令已有初步定案！跳槽的定義共分為三種情況，若是一位人民代議士被政黨開除黨籍，等同於跳槽，其勝選的議席將被懸空，並需進行補選。
報導也指出，如有任何議員退出原屬政黨後，再加入其他政黨；或是一名獨立人士在勝選後才加入某政黨，也屬於跳槽行為。
若是舉行補選，原任議員也有權再次上陣，不再像過去般被禁止上陣長達五年。
不過，若是整個政黨退出某個聯盟並加入其他聯盟，則不算是跳槽！這是本文要重點討論的。
如果要指出當下馬來西亞政壇面對的最大問題，那將會是政治人物的誠信問題。反跳槽法令出台的目的更是要解決政治人物欠缺誠信的問題。
我曾經在本欄已經許多公開場合，包括前年七月在雪州州議會辯論反跳槽動議時說過，制定反跳槽法令的最大障礙就是如何定義跳槽。反跳槽法迄今還是違憲的原因是它限制個人結社自由的權利。
旺賽夫身為土著團結黨（土團黨）的全國宣傳主任，為黨說話並不為過，但是他批評昔日盟友的言論必須符合客觀事實。
坦白說，雖然希盟和土團黨領導的國盟是競爭對手，但是土團黨和國盟的最大政敵並不是希盟，而是現在朝夕對它開槍的巫統和一群大小嘍羅。
最近旺賽夫批評希盟執政時期多處減少撥款，其二他批評希盟盟友民主行動黨和人民公正黨有左傾的現象。
旺賽夫本人曾經擔任著名智庫民主與經濟事務研究院（IDEAS）的總執行長。這個機構自我標榜為以自由主義作為研究基礎。
以旺賽夫本身的學歷和就業背景，他理應對政治左右光譜有一定程度的理解。為何他會在這個時候抨擊希盟，尤其是行動黨的社會民主政主義？
《福虎生風，否極泰來！》
首先我要恭賀《中國報》讀者在新的一年：“平安健康，幸福快樂！”
我國在過去兩年飽受肺炎病毒困擾，華社已經有整整兩年無法如以往一般地歡慶農曆新年。本來家家戶戶已經準備一洗過去的頹勢歡慶佳節，怎知辛丑年歲末的一場大水災把大家的歡樂也帶走了。
不過，大家不應該感到沮喪，因為我相信苦日子終究要過去，接下來就是幸福的日子了。
過去一年為了對抗病疫，本服務中心與區內民主行動黨市議員、村長、鄉管會成員、婦女培力中心（PWB）、雪州青年推手（PeBS）以及雪州健康義工（SUKA）積極和地方上的社團組織配合。
當疫苗開始問世之後，我們積極和各造配合主辦多次關於肺炎病毒和其疫苗的作用。我們也配合仁嘉隆幸福村工委會和佛光山東禪寺的義工主辦一場又一場的登記疫苗接種運動。我們也配合雪州政府更是主辦了多場雪州疫苗接種活動（SelVax）。
首先筆者要向《中國報》和本欄作者拜一個早年。希望所有讀者能夠告別辛丑年不愉快的事件，以全新的姿態迎接來臨的壬寅年。
去年歲末，當時的首相慕尤丁以防疫為名，玩弄權術為實，宣布全國進入緊急狀態。民生經濟一時陷入停頓之中。
沒想到一年後，來自巫統的柔州州務大臣哈斯尼向蘇丹殿下提交解散州議會的申請，最終蘇丹批准他的申請，導致柔佛州議會在上個星期六在全國人民毫無預警的情況下解散。
州務大臣哈斯尼在面對記者問答時表示柔州州政府在一開始就僅只是以簡單多數執政，所以當甘拔士州議席懸空以後，他就開始考慮舉行州選。
反貪污委員會目前證實接貨民眾投訴，指證券委員會高層涉及三項違規行為。
反貪會指出，他們接獲來自“四名自稱代表馬來西亞人民的年輕人”舉報證券委員會涉及濫用權力。
他們在報案書裡面提出三項指控：
一、 證券委員會一名高官兒子所擁有的一家公司遭證券委員會調查，後來被證券委員會高官諭令停止調查、
二、 證券委員會一名董事局成員在一家公司擁有股權，同時這家公司也獲得證券委員會頒發的工程項目，涉及高達2820萬令吉的利益衝突、以及，
三、 證券委員會的高級調查官員涉嫌向涉及內部交易的上市公市收取賄賂，以協助這些被調查的公司。
如果反貪會成功收集足夠的證據，然後把涉案者控上法庭，這將會是令人異常矚目的案件。雖然這不代表反貪會每調查一個案件就會把案件控上法庭，但是反貪會對涉案者的調查也算是干擾。
公正黨雙溪毛糯國會議員西華拉沙上個月14日揭露，馬來西亞反貪污委員會首席專員阿占巴基超額持有上市公司的股票和憑單，違反公共服務通令，發生利益沖突。
反貪污顧問團主席阿布查哈在上周三聲稱，阿占巴基其實是把自己的交易戶口借給弟弟使用，不存在利益沖突，因此滿意阿占的解釋。阿占巴基則堅稱沒有做錯，只需向反貪污顧問團解釋。
由於阿占巴基公開承認他用以買賣股票的戶口實際上是借給弟弟使用，因此證券委員會也針對阿占巴基在中央存管處開始的賬戶是否以實際利益受惠者的名義開設？
這事件爆發後，我的第一個疑問就是：身為反貪會一哥的阿占巴基竟然犯下如此不當行為，日後如何領導下屬肅貪？反貪會本來應該樹立榜樣，一個如此，日後如何嚴辦其他政府部門官員的貪污行為？這豈不是以五十步笑百步？
第二，就當阿占巴基的弟弟才是戶口的真正擁有者，難道阿占巴基不明白他的地位和官職並非一般的公務員？為何他不懂得避嫌，反而還想辦法遊走於法律的灰色地帶？
半島雪隆、彭亨以及森美蘭交界地區水災災情嚴重，許多朝野政治人物在第一時間前往災區予以援手。
政治人物，不管是民選議員還是官委縣市議員，在第一時間前往災區協調救援工作，活在災後在災區進行清洗工作，都是可以預見的事情。在國外是這樣，在馬來西亞也是一樣。
然而，一些部長高官的戲顯然演得太過入鏡，以致遭網民吐槽。首先就是網絡流傳婦女部長麗娜哈倫一部以高壓水槍清洗臨時疏散中心洋灰地板的短片，引來網民一片冷嘲熱諷。
首相沙比里前往烏魯冷岳縣巡視災區的清理工作，引來一群嘍羅跟班，連救護車也必須停下來讓路給首相和他的跟班。此舉被網民錄下來，也遭人大肆吐槽。
高官出巡有支持者跟從並非什麼壞事。除了個人護衛和保鏢之外，如果這些跟班只不過陪伴部長高官出巡來出風頭，或者是純粹自拍再放上網，那就不好辦了。
如果有他們的出現時能夠協助高官當場記錄所有要進行的工作，然後立即跟上司匯報進展，或者是直接執行部長高官的命令、立即處理和調配資源與工作，他們的出現肯定不妨礙救援工作。
今年十月，莎亞南太子園發生一場水災。該區行動黨州議員兼雪州行政議員甘納巴提勞與雪州水利灌溉局副局長一同巡視災區。
他們一行人一共巡視了三個災區。到了第三個災區，甘納巴提勞已經極度不滿副局長的敷衍態度，公開在面子書開直播炮轟水利灌溉局副局長。
當時許多反行動黨的網路兵團紛紛以種族和宗教的角度攻擊甘納巴提勞，說他侮辱馬來公務員。這是模糊焦點的伎倆。
他在翌日重回現場，來到水利灌溉局管理的一個水閘，一一指出該局沒有妥善管理和維修水閘的防洪設備，導致該區居民經常無辜面對水患。這些受苦的居民許多都是馬來人，災區亦有馬來子弟就讀的學校和穆斯林祈禱所。
適逢砂州州選，砂拉越政黨聯盟（砂盟）主席兼看守首長阿邦佐哈里前天大打華教牌。
他的演講當然語帶雙關。除了自我吹噓砂盟對華文教育的貢獻，他也不忘抨擊希盟執掌期間無法承認獨中統考文憑，並以此來對比砂盟在這方面的“驕人政績”。
任何政治人物的說辭都需要進行fact-check，因此像他這樣來“抽水”，未免過於低估選民的智慧。
無可否認，砂盟政府確實在前任首長已故阿德南時期承認獨中統考文憑。其承認方式就是批准統考文憑持有者在國語科目及格之下通過砂州公共服務委員會申請成為砂州公務員。
阿邦佐哈里充其量只是借用前任首長已故阿德南的政績往自己臉上貼金，因為他在位期間似乎無法超越阿德南時期對母語教育的貢獻。
現在政府公務員大多都是由聯邦公共服務局委任。許多高級公務員也是隸屬公共服務局調配。雖然如此，既然馬來西亞是一個聯邦國家，那麼各州也有本身的州公共服務委員會。
翻查各州公共服務委員會的資料，不難發現這個體系下的公務員大多都是低級別的公務員。網絡資料顯示雖然砂州政府允許統考文憑持有者申請加入，但是有興趣申請者卻寥寥無幾，更何況是成功被錄取者。
砂朥越州政府雖比西馬任何一個州政府擁有更多的主權，儲備金更是名列前茅。這意味州政府在母語教育的支出肯定可以做得更多、更好和更全面。
例如砂州一共擁有219所華文小學，其中126所是學生人數少於150人的微型華小。砂州一共擁有十四所獨中，幾乎佔了全國獨中的四分之一，但是除了位於城市地區的大型獨中之外，砂州幾乎一半的獨中都是學生人數少於三百人的微型獨中。有些獨中甚至沒有收取學費，卻依舊面對學生來源短缺的問題。
砂州政府可否有想辦法解決這些問題？砂州政府除了可以提供土地之外，是否也可以提供更多的財務援助協助學校搬遷？甚至是在學生來源相對比較充裕的地方興建全新的獨中？
我要說的是：阿邦佐哈里或許自認做得不錯，但是他能夠做到的其實更多，甚至該做的卻不做。
既然阿邦佐哈里和已故阿德南同樣熱愛和支持母語教育，那麼他不應該取笑或看低其他州政府，尤其是希盟州政府在這方面的努力吧！
就以希盟雪州政府就好。雪州政府自2008年就每年制度化撥款華小 600 萬、獨中 200 萬及改制國民型中學及教會學校 100 萬。淡米爾小學也獲得 500 萬元。累計撥款早已超過一億令吉，堪見誠意十足。
希盟上台雖然未能如願承認統考文憑，但是阿邦佐哈里應該知道原因就是他們的盟友如巫統、伊斯蘭黨和土團黨在議會內外興風作浪，四處挑起種族情緒。如果砂盟支持承認統考，為何阿邦佐哈里選擇隔岸看火？
如今他也面對依黨和土團在砂州選舉安插候選人干擾砂盟的勝算。不知阿邦佐哈里真的無法認清敵友，還是純粹借用華教牌撈取選票？
劉永山
吉打州政府明年不更新州內萬字和博彩業商業執照一事，看來已經塵埃落定。業者應該不打算進行任何形式的抗爭。
吉隆坡市政局最近不再發出新零售烈酒執照給雜貨店、便利店和傳統中藥行。雖然聯邦直轄區的國會議員群起反對，當局迄今依然維持原有的決定。
之前更發生本土威斯忌品牌Timah的名字風波。這一連串的事件，讓許多非穆斯林觸目驚心，甚至不滿國盟和國陣政府違法大馬一家的精神，嚴重干涉和影響非穆斯林的生活方式。
最近更傳出消息，指聯邦政府最近通過內陸關稅局開始和咖啡店業者匯報，明年一月一號開始，所有售賣啤酒飲料的咖啡店必須多繳付啤酒執照費。
必須知道的是，這是舊條規、新政策。意即這個條規在法律上是存在的，但是過去政府並沒有執行，反而現在實行，意即新政策。
至於為何聯邦政府選擇在這個時候這麼做？是因為伊斯蘭化？國盟和國陣政府要鞏固他們的穆斯林支持者的基本盤？還是因為他們真的要控制醉酒鬧事和車禍事件？還是因為他們銀庫緊縮，被迫從這方面探討增加稅收？
馬六甲州選結束不久就有人開始語無倫次。
首先就是以國盟旗幟中選成為州議員的兩位土團黨州議員現在說“不習慣和在野黨議員坐在一起”，希望能夠和執政黨國陣坐在一起。
到底什麼是“坐在一起”？“坐在一起”是否表示這兩位土團黨議員要從土團跳去國陣？還是純粹是要和國陣在馬六甲州組織州政府，讓國陣以更多的議席，即23個議席執政甲州，甚至籍此要求一個行政議員官位？
他也說，組織馬六甲州政府必須考慮國盟和國陣兩個政治聯盟在共同執掌聯邦政府的事實。
國陣能夠重新單獨在馬六甲執政是不爭的事實。國陣在許多選區其實並沒有得到超過一半選民的支持，這也是事實。國陣和國盟這兩個政治聯盟即合作又對抗也是政治事實。
可是問題來了，國盟和國陣既然在聯邦組成了政府，為何在州選卻可以分道揚鑣？各走各路？國盟和國陣到底是盟友還是敵人？國陣已經在甲州州議會囊括超過三分之二的多數議席，它需要看你土團黨的臉色嗎？
馬六甲州選在上週六已經塵埃落定。甲州選民以手上一票給予國陣強大的支持，讓國陣能夠以21個議席，即超過三分之二多數議席的優勢重新執政。
成績出爐後，安華成為許多希盟支持者和民主行動黨領袖討伐的對象，原因是安華在此次選舉中收下一名青蛙議員以希盟公正黨的旗幟上陣。此外，誠信黨也收下了一名青蛙議員。
雖說任何選舉的成功與失敗，是由許多不同的原因湊合而成，雖說投票率低固然是希盟敗選原因之一，但是為何選民不為所動，不出來投票？
希盟自2020年失去政權迄今依舊遭許多選民的鞭韃。乃因為希盟無法落實競選承諾，令他們大失所望。他們之中也包括一部分年輕馬來選民。安華從拒絕青蛙，到接受青蛙過檔，過去甚至和巫統主席阿末扎希眉來眼去，確實讓許多選民和支持者不滿。
上週二交通部長魏吉祥和前財長林冠英通過各大國文電視媒體針對沿海貿易政策一事進行辯論。期間魏吉祥為了佐證他的論述，把他與日本電信電話（NTT）的佐藤佳雄的對話搬上銀幕。萬宜國會議員王建民過後也發文告指正魏家祥的多個謬論。我雖認同王建民的看法，但是不打算在本文重複他的論述。
魏家祥試圖通過佐藤佳雄的嘴巴指出Apricot海底電纜計劃本來就沒有設計馬來西亞，因此何來國盟政府因為取消豁免權導致這項海底電纜計劃繞過馬來西亞，造成所謂的數億的損失？
什麼是沿海貿易政策？根據網絡的詮釋，這項政策意指某國為了保護本國國內海運行業，規定所有在國內運送貨物的船隻必須是本國註冊的船隻。佐藤佳雄在與魏家祥的對話中談到，這個政策是在許多國家，包括日本國內都是非常普遍的。
希盟政府於2019年三月，豁免非大馬船隻無須遵守《1952年馬來西亞航運條例》第65KA（1）條文的規定，即外國船舶在在馬來西亞水域的任何海底電纜著陸中心，可從事海底電纜維修服務。也就是說，希盟的政策依舊是維持現有的沿海貿易政策，只不過針對海底電纜維修服務提供豁免，允許外國船隻進來馬來西亞海域進行這方面的維修工作。
當時希盟為外國船隻提供這方面的豁免，是希望提高海底電纜維修的效率，以便能夠吸引更多這方面的高端投資。無容置疑，這個政策肯定將會加速馬來西亞數碼經濟的發展。試想，馬來西亞海域遼闊，而且位處南中國海中心，外國船隻如要維修海底電纜，他們可以從半島西海岸、東海岸以及沙砂兩州沿岸任何海港停泊、補給和出發，進而提升相關事務的效率。
魏家祥表示Apricot本來就不涉及馬來西亞，何來造成經濟虧損？可是我的問題是：如果聯邦政府維持希盟時期的政策，我們是否會吸引更多這方面的投資？失去了豁免權，馬來西亞會否失去這方面的高端投資？雖然我們不能準確預測相關的投資數額，但是表面上看，答案是肯定的。
Timah在我的認知之中，尤其是對許多霹靂州子民，就是錫的馬來名稱。Bijih timah就是錫米、lombong bijih timah就是錫米礦這麼簡單。我們從來不會妙想天開地把Timah聯想到Fatimah。
Fatimah這個名字也不是穆斯林的專屬女性名子。
Fatimah或Fatima是伊斯蘭教先知穆哈默德女兒的名稱，也是天主教用以稱呼聖母瑪利亞的聖號。這也就是為何馬來西亞有許多天主教堂以Fatima命名（Church of Our Lady of Fatima）。
在怡保，來自德國的天主教醫療團體Brothers of Mercy甚至還在1974年成立了一所名為Hospital Fatimah的非營利私立醫院。該醫院的標誌中間還架上一個十字架。
如果Hospital Fatimah裡面的“Fatimah”可以被同理為Timah，恐怕當時為該醫院主持開幕典禮的已故霹靂蘇丹伊德里斯或許也會要求他們改名。
可是為何沒發生這樣的事情？因為Fatimah是人名，Timah是錫，Fatimah和Timah本來就是兩回事！。
馬來西亞國產威斯忌Timah過去兩個星期成為媒體焦點，馬來社會和群體甚至消費人協會向政府表達不滿，認為酒精飲料乃非清真飲料，因此不宜讓這個牌子的威斯忌以馬來名字“Timah”面世，招牌也不應該出現一名佩戴白帽（Kopiah），貌似伊斯蘭男子的照片。他們認為這將會讓穆斯林和馬來人混淆。
這個課題鬧了兩個星期左右，最近似乎有極速降溫的現象。伊斯蘭黨的幾個嘍羅出來吶喊一兩聲之後，整個課題就不了了之。
昨日聯邦政府展延提呈1963年馬來西亞協議（MA63）相關的修憲案。我不知道國會裡面是否有傳出到底背後發生什麼事情。既然希盟已經表示將會配合政府一起進行這方面的工作，同時準備在國會支持通過相關的修憲案，但是MA63依然不見天日。
東馬人民也只好乖乖地等待，砂盟這邊也沒有什麼動作，畢竟負責這事務的就是來自砂盟土保黨，掌管國會與法律事務的首相署部長旺朱乃迪。難道砂盟首長阿邦佐要打自己人？
不久之前，在希盟的爭取之下，國內所有獨中將會享有聯邦政府的直接撥款。希盟政府在喜來登事件前一個月順利把所有撥款移交給獨中。隨後國盟政府上台。他們在去年年味提交國會的2021年財政預算案完全沒有提及這筆撥款的動向，意即全國所有獨中在2021年將不會享有這筆撥款。
衛生部長凱里被反疫苗接種者喻為傲慢，甚至有者指責凱里為“惡魔”。事關凱里最近高調疾呼，要讓拒絕接種疫苗人士“日子難過”。
反疫苗接種者是基於什麼原因不願接種疫苗？到底他們說過什麼？
說實在，反疫苗接種者的種種論述幾乎不曾在主流媒體出現，因此眾人無從知道到底他們是基於什麼因素反對接種疫苗。
他們大多數並沒有一個正式的組織。因此，他們通常不會以組織的名義發聲。他們大多數是以個人名義發聲，他們並沒有統一和正式的立場。他們偶爾出現在社交媒體，但是因為有可能是假戶口，因此公信力大受質疑。
由於只能捕風抓影，因此安華所說的“教育”其實是只能撒網打漁，盡可能覆蓋所有需要涵蓋的範圍和課題，讓每一個人都清楚接種疫苗的好處。
上星期二，四位馬六甲州議員在前首長伊德里斯哈倫的帶領下公開宣布對現任首席部長蘇萊曼失去信心，而公開宣布收回對蘇萊曼的支持。
據稱，四位州議員與希盟前州首席部長（即隸屬誠信黨的阿德里）接洽，建議和希盟成立聯合政府。翌日，當時還是馬六甲州首席部長的蘇萊曼（巫統）向州元首敦阿里魯斯坦會面，最後下午州元首通過議長勞夫尤索夫宣布解散馬六甲州議會。
以上我所提到的名字，如敦阿里魯斯坦、伊德里斯哈倫的阿德里都是前任馬六甲州首席部長。
去年喜來登政變以後，伊德里斯哈倫本來是出任州首席部長的不二人選，但是他無法獲得巫統黨主席阿末扎昔的支持。
了解巫統結構的人士都知道，巫統各州聯委會的主席是黨主席委任。當時的馬六甲巫統聯委會主席就是勞夫尤索夫。本來馬六甲州首席部長這個職位就是由甲州巫統主席勞夫尤索夫出任。無奈勞夫尤索夫並不是州議員，因此只能通過國盟與國陣州議員支持的情況下當上馬六甲州議會議長。
今年年初到年中，雪隆各地區肺炎病例氾濫成災。不僅普通病房病人爆滿，加護病房的使用率也超出原有的界限。當時雪隆地區幾乎每一個政府醫院都出現配備不足，人滿為患的窘境。
當時萬津醫院院長四處尋求援助。他告訴我，該院目前還使用嚴重超齡的醫藥器材，例如普通病床、移動病人推車（patient transport trolley）
應院長的懇求，我在今年三月捐了一台普通病床給萬津醫院。當時這台病床花了我的選區撥款大約兩千五百令吉。供應商得知萬津醫院當時也收治肺炎病患後，慷慨解囊，自身也多捐一張病床給醫院。瓜冷縣長也四處奔波，幫忙萬津醫院籌獲得20多張病床。
如果沒有這些及時雨，醫護人員必須在工餘時間回醫院協助為這些器材上漆，好讓這些生鏽的病床能夠繼續使用。
《第十二個馬來西亞計劃》或者是RMK12在星期一出爐。打著“大馬一家”旗號的首相伊斯邁沙比里揚言要在接下來的五年之內把馬來西亞打造成為一個高收入國家，即家庭平均收入每月至少1萬令吉。
除此以外，伊斯邁也表示政府立下目標，要在接下來五年每年取得4.5吧仙至5.5吧仙的經濟增長。其他重點還包括收緊中馬和沙巴與砂朥越人均收入距離、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等。
我百思不得其解，為何政府在提到高收入國家時，以往多從人均收入談起，如今卻只談家庭平均收入？至於貧富懸殊，伊斯邁沙比里為何不談衡量貧富差距的基尼指數，反而只提收緊中馬與沙砂二州的距離？到底他要故弄玄虛，還是有什麼難言之隱？
職場一日不恢復正常，我們的生活就不算是回到疫情前的情況。
同理，學校一日不復課，我們依舊是活在疫情籠罩的情況之下。對於十二歲以下的幼童和小學生來說，這段期間更是他們人生與品行成長期的黃金時間。
小學與幼兒園是學童與幼兒開始接觸原生家庭以外的人物與事務，也是孩童和學生學習如何與外人相處。學校和幼兒園提供的學習環境，除了是課本上的知識，也包括待人處事的方式，進而塑造學童與幼兒本身的價值觀和人生觀。
在2019年7月，馬來西亞中華總商會會長丹斯里戴良業說了四個字——政熱經冷。顧名思義，政熱經冷就是當權者勤於拼政治，卻疏於拼經濟。我在同年12月在本欄就此撰題《是時候政冷經熱》，呼籲各造讓政治降溫，注重經濟民生。
當時的巫統和伊斯蘭黨還是在野黨。所謂政熱經冷，也意指巫依兩黨頻頻以種族和宗教議題攻擊和分化當時的執政黨希盟。
所以當時戴良業會長說了這四個字，抨擊當權者熱衷於爭權奪利，以致他們不能專心管理經濟。
在五月的某一個週末，我和服務中心的隊伍在一個銀行外面開設流動服務櫃檯，為人民登記接種疫苗。
我和助理看到有人要步行進入銀行ATM提款，便上前問候，是否已經接種疫苗？是否要登記接種疫苗？是否需要我們協助即時通過網路登記接種疫苗？
我記得有一位大叔，開口表示不願意接種疫苗。他說人生死有命，無須在乎是否已經接種疫苗。我想進一步解釋，但只見他揮揮手就離開了。
我國的疫情在六月至八月間開始走高。確診數字從數千激增到以萬計。我相信我們身旁許多朋友、親戚和家人在這個時候因感染肺炎或其他因肺炎引起的並發症而離開我們。
我不清楚這位大叔在這個時候是否已經改變主意，接種疫苗。我當然希望他已經改變主意，但是國內還有一小部分成年人士拒絕接種疫苗。
上週三，新上任首相伊斯邁沙比里和主要在野黨聯盟希盟三黨領導會面，商討未來朝野雙方該如何處理未來的政局。
有人一廂情願地以為這是“朝野合作”，尤其是伊斯邁沙比里宣誓任相後發表演說，以“大馬一家”的精神施政。
這個口號跟安華出任副揆時提出的“我們都是一家人”有異曲同工之妙。同樣的地方就是口號的內容，不同的地方就是到底伊斯邁沙比里的“大馬一家”是否能夠言出必行？
正如前依黨精神領袖已故聶阿茲說過，巫統只有在命危時才會和政敵言和。伊斯邁沙比里在國會只以微差多數議席執政，為了保住巫統的政治生命，伊斯邁沙比里可謂是別無選擇。
最高元首最終在伊斯邁獲得超過111位下議員支持的情況下順利受委為馬來西亞第九任首相。
在這之前，希盟的首相人選安華獲得所有在野黨的支持，即105票，一度領先伊斯邁。
安華能夠獲得在野黨如此充足的支持，乃是因為他獲得馬哈迪和沙菲宜等非希盟在野黨的支持。
沙菲宜本來也有機會獲得希盟推薦成為希盟的首相人選，惟沙菲宜無法獲得砂朥越政黨聯盟（砂盟）的18個國會下議員的支持。在這樣的情況下，沙菲宜領導的沙巴民興黨被迫轉而支持安華。
我有一點不明白的是，砂盟為何不支持沙菲宜任相？砂盟肯定知道，它手上緊握18張牌，是造王者。它也知道，如果砂盟選擇支持沙菲宜，來個東馬大團結，那麼沙菲宜可以有力地和希盟談判，進而獲得希盟和半島其他在野黨的支持。這一來便是123席，遠遠超過所需要的110席，讓沙菲宜以東馬人的身份當上首相。
令人疑惑的是，砂盟再一次選擇支持巫統、土團黨、伊斯蘭黨等保守右派政黨，難道不怕這在來屆砂州選舉成為課題嗎？俗話說，第一次可能是偶然，第二次肯定是事實了。
不管如何，現在伊斯邁新官上任，釋出善意，以“大馬一家”為旗號，拉攏朝野政黨共同抗疫，確保政治穩定，把經濟搞好，讓全體國民早日脫離疫情，恢復正常生活。
老慕終於辭職了。對他，我只有這句話：早知今日，何必當初？
如果老慕知道有這一天，何苦當初和叛變者同謀共組後門政府？老慕口口聲聲說不會向盜賊妥協，可是他去年能通過喜來登行動當上首相，就是他和盜賊通敵所致。這點難道他忘記了嗎？
如果老慕知道這一天將會來臨，何苦他要在政權岌岌可危的時候，以“改革”的名義來拉攏希盟尤其是民主行動黨能夠的議員來支持他所領導的政府？
當這則文章見報的時候，最高元首或許已經確定首相人選。直至截稿為止，國盟內部正在傷腦筋。很肯定的，首相人選將不會來自土團黨。媒體引述消息人士表示國盟內部很可能推出一個來自巫統的首相候選人。據說巫統內部也在爭議誰適合代表巫統接掌這個官位。
馬來西亞新冠肺炎疫情高居不下，醫療體系幾乎分崩離析，人民和商家每日要在餓死和病死之間掙扎，後門首相老慕宣布馬來西亞將在8月10號之後放寬管制措施，只要是完成接種2019冠病疫苗的人，將可解除部分行動管制，包括有條件開放堂食與跨縣。
我在想：即便有餐飲業者願意開放堂食，食客們會冒險闖關嗎？
政府也允許讓從國外入境大馬人士可在家隔離。前首相納吉就斥責，國盟政府這做法簡直是“徹底瘋了”。是的，這肯定是徹底瘋狂的事。現在馬來西亞每日確診人數是以萬來計算，何以在疫情高企之下，我們卻放寬入境措施？
如果要放寬，為何不在確診數字在數千之間開放，反而必須等到上萬才來開放？
東京奧運已在疫情籠罩之下終於掀開序幕，22歲的大馬跳水女將諾達比塔在三米跳板跳水決賽排名第四，沒能摸牌。她在記者會上表示，在抵達東京之前最大的艱苦就是行動管制令讓她無法和家人團聚，以致她必須獨自承受巨大心理壓力。
諾達比塔的這番話雖然沒有直接掛後門政府一巴掌，但足以明確地告訴全世界馬來西亞聯邦政府的失敗防疫措施不僅無法把疫情曲線壓低，對也把我國的經濟壓垮，甚至對全體國民的景精神更健康造成一定程度的影響。
國會殿堂作為議政場所，本來就應該針對行政單位的防疫措施進行詳實的辯論。可惜的事，上周召開的國會會議卻變成行政單位單向向國會議員匯報的場所。
現在聯邦政府是否是一個失敗的政府？大家可以去雪隆地區各個政府醫院看看就知道情況。前天，全國各地的合約醫生身穿黑衣參與一個小時的大罷工，控訴他們在職場上面對的不公平待遇。讓我深深感覺醫療體系正逐步頻臨崩潰。
當然，外人無法完全了解現在醫院裡面的工作情況。在現在這麼危機的情況，你我如果沒有必要也不會踏入政府醫院一步。我們也求神拜佛，不要有這麼一天需要我們踏入醫院。既然你我都不要踏入政府醫院看個究竟，後門政府的高官平時也會否進入醫院視察？
我們的醫療體系曾經享譽全球，即使在去年新冠肺炎剛剛開始肆虐全球，馬來西亞的確診病例不高，康復率達80%以上，被國際社會冠為抗疫模範生。
我在上個星期接獲雪州州議會秘書處通知，即州議會將於8月23號開會，由於這一次的會議是今年第一次會議，因此會議將由雪州蘇丹殿下親臨主持開幕。所有州議員必須在會議前三個星期呈上二十道作口頭與書面回答的問題。
許多州議員收到這個通知都非常高興，因為本來在今年三月召開的會議，輾轉超過五個月之後，終於能夠在月恢復召開。雖然遲到，好過沒到。
今年，我在本欄至少兩次寫過我的立場：即議會應該盡快恢復正常運作。旁人認為召開議會乃方便爭權奪利，可是議會的功能本來不僅如此。國盟政府失敗的防疫和抗疫措施，正是因為缺乏監督制衡所致。
白旗運動一發不可收拾，經過兩個星期後，全國各地出現大大小小的白旗，卻也發現部分貪婪人士籍白旗運動囤積捐助的糧食。
著名作家許慧珊說：“要如何讓物資送到最需要的人手上，讓在深淵無法求助而墜落的人得到及時的幫助，而不是讓人找到可以貪小便宜縫隙，讓好意變成一場笑話，是想要當助人者的大家需要重新思考的。”
我非常認同這個說法。
首相慕尤丁在週一宣布一筆大手筆的經濟復甦配套，命名為Pemulih配套。
在這之前，國盟政府也頒布了多個配套，全部都是以英文字母“P”開頭的配套，有Prihatin、Penjana、Permai和Pemerkasa。
這就是國盟政府最厲害的地方，因為他們總是能夠為他們的配套冠以堂皇富麗的稱號。例如現在我們實行的行動管制令，國盟政府認為這個稱呼也不大吉利，結果改稱為國家復甦計劃或Pelan Pemulihan Negara (PPN)。
話說回頭，這又有什麼不妥？連老大的名字也可以換，更何況是這些配套？
過去當大家談起瓜拉冷月縣和萬津，許多讀者或許對這個地方的印象不深刻。更多的可能會想起仁嘉隆東禪寺每年農曆新年的新春燈會或者是丹絨士拔的情人橋。
惟瓜冷未來的將會有一番天翻地覆的改變。
萬津區州議員劉永山表示，二十年前的蒲種跟現在的瓜冷幾乎沒什麼不同，但是當白蒲大道開入蒲種之後，整個蒲種在接下來的十年就發生天翻地覆的轉變。
相比較於蒲種，瓜冷現在已有南巴生谷河流域大道（SKVE），大大減少瓜冷和萬津與巴生谷河流域的距離，刺激瓜冷北部如直落坡（Teluk Panglima Garang）、加厘島（Pulau Carey）和仁嘉隆的發展。
上星期我寫了一篇《不能把學府關太久》，本來以為上個週日教育部長莫哈末拉茲會談到這點。結果是令人大失所望，教育部長不僅沒有談及疫情下的教育課題，反而他提到的課題有點反高潮。
長話短說，部長在長達三十多分鐘的面子書直播記者會侃侃而談，表示教育部將會在7月進行一項特別招聘，以聘請18702名教師，以便能夠填補雪柔砂沙四州教授特定科目的教師空缺。
為什麼我說這是反高潮？
現在疫情嚴重，別說增聘教師，連學校何時復課也成為一大問題。此外，學生們居家上課往往因為網速緩慢、配備不足等技術問題，導致教學效果不佳，直接影響下一代對上課的興趣。我們的部長卻大談增聘教師？
請問部長，難道你的記者會不能如何讓學校能夠在最短的時間之內復課？或許，你可以談談如何讓全部老師先接種第一針的疫苗，然後慢慢恢復上課？或許，你可以讓大家知道，政府過去承諾要分發的平板電腦分到哪裡去了？
我知道這些都是老生重彈，但是我們不得不談，因為我們從來不曾從當局的口中獲得明確的答案。
部長在記者會提到的內容，顯示當下政府抗疫政策和優先秩序方向錯亂，可說該封的不封。週一某英文財經日刊的封面頭條報導國內健身房業者自去年三月實行行管令以來累計損失超過1億1000萬令吉。
由於該領域重來不曾爆發任何感染群，因此該領域的業者希望政府允許業者重新復業。是的，這個領域和教育領域一樣，幾乎從來不曾發生任何大型的感染群，但是卻是被封得最嚴格的領域。
除了這個領域，其他面對同樣厄運的還有文具業和手機店。據悉，一些州屬的手機店能夠運作，一些則不能。到底是什麼一回事？當學校無法復課，學生就必須留在家中上網課，可是當文房四寶、作業簿、課業、甚至商家無法提供影印服務之下，居家上課的成效會是如何？
許多長者對智能手機的運作不大熟悉，因此除了平時向子孫討教之外，手機店就是他們經常尋求快速援助的地方。可是當手機店關了，他們連買一張充值卡都成問題。
反觀製造業的感染群接踵而來。詭異的是，這個領域相比較於其他服務業領域卻是獲准運作的領域之一。當局的防疫措施久久不能奏效，原因就是防疫措施的針對對象往往是針對錯誤的對象實行錯誤的管制。
現在的防疫措施已經足以防範病疫，但是成敗與否取決於業者的態度。製造業的確診人數居高不下，當局應該考慮嚴懲犯規者。反之，服務業安分守己卻被迫犧牲業績來換取大家的生命安全。如此優先秩序大錯亂的抗疫措施始終說不過去。
劉永山
上星期我寫了一篇《不能把學府關太久》，本來以為上個週日教育部長莫哈末拉茲會談到這點。結果是令人大失所望，教育部長不僅沒有談及疫情下的教育課題，反而他提到的課題有點反高潮。
搞記者會全面行動管制令（FMCO）延長至本月28號，令許多人開始為生計感到擔憂。聯邦政府實行的行動管制令，許多沒有被列入關鍵領域的小商家更因此收入大減。至於能夠繼續營運的商家，收入也因為客源減少而縮水。
可是實行FMCO的同時，我們也犧牲下一代的前途。
學校遲遲不能復課，再加上我國整體網速不發達，以及大部分學生沒有充足的上網配備，因此現在的全面行管令也意味著我們也正在全面地犧牲下一代人的教育和前途。
衛生部總監諾希山表示，我國通報的感染群之中，職場感染群無論從確診數目或感染率來說都是居冠，反之社交感染群或教育感染群的只不過是零星個案。
聯邦政府的抗疫措施要步步到位，絕對不能信手拈來。製造業是我國的經濟命脈，但是縱觀這麼多的感染群都是來自製造業，政府絕對不能對違規的製造業者手軟。
我的觀察是，對於那些鮮少引發感染群的領域來說，聯邦政府似乎特愛大管特管、大關特關，反之對於頻頻爆發感染群的製造業領域，聯邦政府卻特別厚愛，一再予以寬容。
由於職場感染群遲遲未能減緩，導致病毒在社區開始傳播。學校裡受感染的學童大多就是從家裡在製造業就業的長輩受到感染。迄今，學府感染群可算是少之又少。因此，我認為我們不能把學校關太久。
到底我們要如何走出肺炎疫情籠罩的陰霾？這點沒有人能說的準，但是常理告訴我們，遵守防疫措施和加速接種疫苗是脫離疫情的不二法門。除了為長者和患上慢性疾病人士以及前線工作人員接種疫苗之外，為了孩子和下一代的未來，我們更必須加速為所有教育領域的工作人員，尤其是教師接種疫苗。
如果成人留在家中通過網路工作，一般面對的技術問題比學童輕。以一家五口的雙薪家庭為例，如果父母和三位孩子都必須留在家中工作和上課，必定造成網速癱瘓，因為家中五個成員都必須在同一個時間依賴網絡工作和學習。父母們甚至必須破費為三位孩子添購適用的網課配備如手提電腦或平板電腦，以方便學童在同一時間上課。許多父母甚至必須把本身的手提電腦暫時讓給孩子上網課。
如果家中三位孩子能夠回到校園上課，再加上校內的老師也已經完成至少第一劑的疫苗接種，那麼家裡的網絡就可以留給父母居家工作使用。父母也無需破費添購額外的電子配備，更不需要為了兼顧家務、工作和孩子的網課而分身乏術。
當然，並不是每一位就業父母的工作都能夠以居家工作的方式來進行，也並非每一位父母的工作都是要通過網絡進行。對於那些必須回到實體工作崗位上班的父母來說，當局還是必須規定公司實行嚴格的輪班制。
相信許多人都得出同樣的觀察，學校裡的學童比成人更容易遵守SOP。既然這樣，學校真的不能關太久。
劉永山
馬來西亞皇家空軍在本月1號發布一項驚人消息：空軍雷達在5月31號上午11時53分，偵查到16架解放軍軍機以相隔60海裡距離的戰術編隊飛入馬來西亞海域、亞庇飛行情報區並且靠近砂朥越州美里的馬來西亞領空。
馬來西亞皇家空軍首長丹斯裡阿克巴指出，大陸軍用飛機進入我國領空卻不予以照會，也不願意遵循我國空軍指揮塔回航，嚴重威脅我國國家主權。由於亞庇飛行器情報區航空路線交通繁忙，這也會危及航空安全。
外交部長希山慕丁隨後表示將向大陸遞交外交照會書，同時將會召見大陸駐馬來西亞大使表達我方的立場。
這裡有幾個有趣的問題。第一，不久前和王毅稱兄道弟的希山慕丁，這次該如何向“大哥”表達“抗議”？國盟政府提交的外交照會書內容是什麼樣子？
第二，大陸當局的回應雖然中規中矩，但是一位來自大陸，名為包明的的軍事專家，翻牆在Youtube發布視頻批評馬來西亞搞雙標。他說，馬來西亞一方面和大陸稱兄道弟，另一方面卻玩雙標，和美國維持軍事合作，因此這次是要給點顏色我們看。
不知包明翻牆之後有無發現，當初希山慕丁過度熱情在國內已遭人嗤之以鼻？也不知包明是否了解，馬來西亞身為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有權和任何邦交國進行任何層次的合作關係，包括軍事合作。
第三，如果這次中國的軍機要駛入馬方領空前依循國際法獲得馬方允許，或者是他們願意和馬方控制塔聯繫打個招呼，然後跟著指示回航，就不會釀成今天的風波。
此事讓我想起2016年的《南海仲裁案》。此案乃菲律賓當局在荷蘭海牙（Hague）的常設仲裁法院（Permanent Court of Arbitration）申訴。該仲裁庭根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UNCLOS）做出裁決，即大陸當局提出的“九段線”在該公約之下沒有法律依據和效力。雖然大陸當局也是該公約的簽約國之一，但是大陸當局由始至終都不參與、不承認和不執行裁決，有損風範。
反之，大陸認為應以《南海各方行為宣言》為行事標準。有趣的是，《宣言》的第一段文字就開宗明義提到：“各方重申以《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1982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以及其它公認的國際法原則作為處理國家間關系的基本準則。”
既然提到《聯合國海洋公約》，為何卻不參與、不承認和不執行該《公約》之下所作出的裁決呢？這點讓許多人士不能不懷疑大陸當局是否以“和平崛起”之虛，行“秀肌肉”之實？
大陸軍機犯我領空引起國英文媒體的關注，有者甚至在社論對大陸毫不客氣，進一步加劇友族同胞對大陸當局的惡劣觀感。他們認為，大陸的舉止嚴重違反pacta sunt servanda（有約必守）之國際法原則反之。然而，許多經常對大陸共產政權功頌德的評論人卻表現得相對平靜。他們將如何評論這事情，值得大家留意。
劉永山
這則評論見報時已經是FMCO的第二天。民眾已經不再理會到底MCO前面出現的是什麼英文字母。
不管是什麼名堂，重點還是葫蘆裡面賣什麼藥，也就是不同版本MCO裡面哪一行業可以營業，哪一行又不可以營業。如果可以營業，業者必須遵守哪些條規？不可以營業的，政府會提供什麼輔助和津貼？
從後門首相慕尤丁在星期五下午宣布將在6月1號落實FMCO直至5月31號，幾乎全國人民都在折騰。
政府宣布落實FMCO的那一天，卻無法同時宣布相關的細節，這是最讓人詬病的地方。結果大家在週日必須一窩蜂守在網絡，從中午等到下午，最後才獲得一些答案。難道這是我們第一次MCO嗎？
例如獲准營業的十七個關鍵領域必須向各個政府部門申請准證，結果大家在整個星期一上午守在各自部門的官網或官方面子書等待進一步消息。
到了下午，才發現政府決定使用貿工部的CIMS一站式系統來處理業界的申請。其申請程序不困難，因為聯邦政府在這之前就已經使用CIMS，許多業者的資料已經存放在CIMS，因此這次也只不過重新處理而已。
可是為何聯邦政府要高調宣布貿工部在過去去發出的批准信將在6月1號之後無效？
可能要平息民怨，首相在周一宣布全體政府部長從六月開始停領薪資三個月，以協助國家賑災。昨天大馬公務文員職工總會CUEPACS主席建議54級別以下的公務員自動扣除薪水至少10令吉來援助政府的抗疫工作。
這兩項宣布多少能夠緩和民間對政府的怨氣。公務員本來就是要為民服務。CUEPACS主席承認，許多公務員還沒有接種疫苗，呆在家辦公效率不大，但是卻又回不了辦公室上班，倒不如讓他們快速接種疫苗，能夠重回工作崗位。
例如旅遊部和體育部在過去幾乎處於冬眠。除了留住少數關鍵公務員維持部門的日常運作，政府何不調動這些部門的公務員參與抗疫工作？預期調動民間團體和組織來當義工，這類公務員更應該充當馬前卒。
民間還有另一個怨氣，那就是針對疫苗接種的效率。我國從各大藥劑廠家採購疫苗的價格還是一片疑雲。雖然政府和這些公司簽訂保密合約，但是總不可能連一個大概的價格也說不清楚吧？
另外，為何馬來西亞的疫苗只有這三類？由於我們取貨慢，因此我們必須嘗試從更多的管道獲得更多的疫苗供應。反之，即使是這三個牌子的疫苗，如果貨源充足，我們何須煩惱如何獲得更多不同疫苗牌子的貨源？
無奈還有一些評論人粉飾太平。我國疫苗接種效率超慢、凱里部門管理的HIDE造成許多商場無辜被關、阿斯利康疫苗的網站接種程序造成混亂，竟然還有人讚揚“凱里做了一件好事”。
另有一些則說疫苗價格保密是國際市場的規律和常態，在馬來西亞卻變成政治問題，造成“永遠說不清楚”，因此“要和凱里一起跑”。我不清楚到底“要和凱里一起跑”是什麼意思？馬來西亞人民的願望是，凱里和國盟政府的高官能夠放下政治歧見和傲慢，下放權利和地方一起配合，搞好抗疫工作。
劉永山
以色列與巴勒斯坦最近再次爆發衝突，除了呼籲雙方停火之外，馬來西亞和許多穆斯林國家在國際場合以強硬的字眼譴責以色列的暴行。剛好衝突發生在穆斯林戒齋月結束和歡慶開齋節之間，馬來西亞許多穆斯林社區除了張掛巴勒斯坦國旗以示支持之外，也發動籌款運動救援在巴勒斯坦遭受以色列襲擊的巴勒斯坦人。
或許因為馬來西亞過去對以色列採取強硬的態度，最近有最近有報導引述消息人士表示，以色列的特勤局（Mossad)將對伊朗、土耳其和馬來西亞等國發動空襲，因為這些國家接待、資助和培訓哈馬斯官員，以色列政府已下令特勤局殲滅國內外的哈馬斯高級官員。
以色列特勤局全名為以色列情報及特別行動局。顧名思義，Mossad除了收集情報，也策劃和發動特別行動。Mossad過去除了暗殺海外許多被列入黑名單的反以色列人士之外，也曾經擄走在二戰後流亡海外的前納粹份子。
其中最經典的就是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此人在納粹統治時期負責遣送數百萬東歐的猶太人進入集中營施行最後處決。二戰後，艾希曼成功擺脫盟軍的法律控訴，埋名隱姓輾轉來到阿根廷。以色列過後就是通過各種手段把艾希曼從阿根廷擄走，帶回以色列公審，雖然以色列這個國家在二戰時期並不存在。
馬來西亞雖然和以色列交惡多時，但從未直接威脅以色列的生存。馬來西亞和巴勒斯坦的關係，不管是哈馬斯、法塔赫或哪一個派系的巴勒斯坦政權，都是建立在提供人道救援基礎上。 向
以色列的軍事力量固然能夠對千里之外的國度發動襲擊，但是這必須是在完全符合一定條件之下才師出有名。以我淺見，以色列更慣常使用的招數就是進行諸如綁架艾希曼這樣的 “境外執法” 方式。
後門內政部長韓沙再努丁說，政府已提高管控保護大馬人的全，包括身在大馬的巴勒斯坦人。韓沙或許忘記在2018年4月，哈馬斯一名活躍成員在清晨離開吉隆坡的清真寺就遭遇槍害。如果他忘了，不知他還記得2017年2月，當時的朝鮮公民、時任領導人金正恩之兄金正男在馬來西亞吉隆坡機場遇刺身亡。一般懷疑這是朝鮮當局“境外執法”所致。
看來，以色列當局的境外執法已經開始出現變化，他們或許認為艾希曼方式太過麻煩，更直接了當的方式就是就地解決，無需拖泥帶水，也不會牽涉以色列政府。
這可是非常令人覺得恐怖的。試問，進行這樣的活動並非一般的流氓或黑社會組織，而是動用到整個國家和政府機關。怪不得有人稱以色列為流氓國家。更甚的是，歷史因緣或宗教因素讓以色列這個猶太國家成為一個長期獲得西方右翼保守派政黨支援。
對內對外，聯邦政府要有適當的對策來阻止任何國家包括以色列在馬來西亞境內實行“境外執法”。對外，我們的外交政策要有適度的調整，讓我們的外交策略能夠決勝於千里之外。關鍵是，我們連小小的肺炎都管不好，更何況是以色列？
劉永山
無可否認，國盟政府在年初實行緊急狀態，讓議會運作停擺，美其名是要集合全國的力量和資源集中抗疫，但是背地裡也間接延長國盟政府的生命力。
然而，國盟政府抗疫失敗，甚至被迫多次U轉，已讓國盟政府威信殆盡。最高元首頒布的緊急狀態法令阻止所有議會運作，即除了國會及其屬下的所有專責委員會不能運作如常之外，州議會也遭遇同樣的命運。
這對國家人民來說是不利的。當三權之中的行政權與司法權都能夠在緊急狀態下毫無限制如常運作，為何立法權卻停擺呢？
此外，一旦長期針對行政權缺乏監督與制衡，行政權或有可能進行許多無法彌補的遺漏或錯失。今年剛好是國盟政府執行第一年的財政預算案，試想想，剛踏入2021年就來個緊急狀態，如果沒有議會，人民如何知道他們怎樣管理人民的血汗錢？
國會下議院議長拿督阿茲哈更是荒唐。他說議會所扮演的監督和制衡角色沒有癱瘓，畢竟在緊急狀態結束以後，議會和所有的專責委員會能夠恢復運作！
難道他不知道“過咗海就系神仙”的道理嗎？有論者認為現在沒有必要召開國會，因為這樣會造成國盟政府無法擊退不信任動議而垮台，進一步造成政局動盪不安，嚴重影響經濟發展至余，也會因為隨之而來的選舉造成確診人數大幅度上升。
這咋看之下似乎有理，可是他們忘了，國盟政府不就拉攏了好幾位希盟國會議員退黨成為獨立議員，轉而支持慕尤丁嗎？巫統內部派系林立，不見得全部都會與國盟政府割席。
如是這樣，召開國會還有什麼懸念？反之，議會正常運作除了能夠制衡政府以外，也確保政府在種種抗疫工作向人民透明交代。
例如，目前施打疫苗的速度超慢。人民要知道，到底國盟政府從國家信託基金撥款50億令吉購買新冠肺炎疫苗到底是什麼一回事？
再問：政府交由發馬（Pharmaniaga）生產的中國科興疫苗到底要支付多少額外的費用？去年10月，凱里表示其費用是每人介於5到21美元。去年12月，當凱里出席發馬與科興簽約生產苗時，表示本地生產的科興疫苗遠比從大陸直接入口還便宜。
到底疫苗的真正價格是多少？是什麼原因導致施打疫苗不能依據時間表來進行？要最直接獲得答案，最快捷方便有效的方式就是在國會緊抓部長來諮詢問話。
不僅國會，州議會也因此陷入停擺，導致州議員針對許多重大課題無法向州政府進行諮詢，尤其是涉及土地、環境、森林保護、地方政府、政府收入等。其屬下的專責委員會的運作也一樣遭凍結。
《聯邦憲法》第150條並未明確阻止議會在緊急狀態下必須停擺。早前國會下議院議長阿茲哈說國會議員還是可以參加委員會會議。這是睜眼說瞎話。只有鼠目寸光者才以為議會玩弄政治權術的場所，殊不知議會乃民間大事，恢復其運作乃刻不容緩。
劉永山
2017年是女性起義的一年，全球多為曾經對性侵犯忍氣吞聲的女性受害者挺身而出在社交媒體用 “#MeToo”公開受辱經歷。
時代雜誌更把這群女士譽為打破沉默者（The Silence Breakers），並獲選為該雜誌的年度風雲人物。
這五位勇敢打破沉默的女士包括好萊塢女星艾斯莉茱爾、Uber前女工程師福勒、發起聯署關注加州政界性騷擾問題的女說客依伍、歌手泰勒絲以及為受到性騷擾的農業女工發聲的摘草莓女工帕斯夸爾。
這股運動始於艾斯莉茱爾指控好萊塢監製溫斯坦曾經對他進性侵犯，結果一石激起千層浪，影響力席捲多國娛樂、政壇、傳媒界商界及體壇。她們敢怒敢言，讓全球許多名涉及性侵犯和性騷擾的肇事者被調查，有者甚至失去工作或官職。
艾恩（Nurul Ain）也算是是馬來西亞版的#MeToo。
艾恩在社交媒體發自拍影片，申訴她就讀的中學有男教師在體育課討論性騷擾課題時言語猥褻。艾恩的影片隨後在網路廣傳，隔日又在推特揭露遭男性同學辱罵及恐嚇。
雖然艾恩並沒有遭受任何性侵犯，但是對於像艾恩這樣的女中學生要面對連翻性騷擾和恐嚇，其所造成的精神壓力並非是一般女生能夠承擔，更何況是一名17歲的女生。她勇於揭發真相，該當馬來西亞版#MeToo運動的代表人物。
在艾恩事件之前，一名網民在推特上詢問，校園裡是否仍存在檢查月經的習慣，因為這已經嚴重侵犯個人隱私。許多網民回應和分享自己的故事，包括在瑪拉初級科學學院（MRSM）的經驗，他們希望當局能夠正視這類侵犯個人私隱和性騷擾的做法。
我在2018年本欄撰寫一文，題為《向#MeToo戰士們起敬》。我在該文提出一個重點，聯邦法院在2016年的一項標杆性裁決中指出，在職場遭遇性騷擾的受害者可通過民事訴訟的方式向惡者追討賠償。
雖然司法權已經開始關注性騷擾案件，但是讓人悲哀的是，艾恩揭發校園內的性騷擾醜聞並沒有得到行政權和教育部的正視。更甚的是，艾恩因為恐懼缺席上課而接獲校方發給艾恩的警告信，即如果繼續缺席上課，她可能將遭開除。最近一次，一名女校長在社交媒體上發佈一則文章，公開批評艾恩為虛偽，並稱其為「戴著頭巾的撒旦」。
據稱，該名肇事的男教師現在依然在艾恩就讀的學校上班。至於發生在學府和瑪拉初級科學學院的檢查月經事件也無疾而終。看來教育部不僅無意推行長短期方案糾正學校內的性別歧視，甚至教育部裡面的“大人們”對千禧後以社交媒體為保護本身權益而發聲的舉動而束手無策。
教育部似乎讓人覺得此事對他們來說是事不關己，但是在外面，巫裔社群已經開始聲討肇事者，他們早已對這個打著捍衛巫裔權益為幌子，但卻一事無成的“馬來人政府”感到不滿。美國的#MeToo運動造成一股風潮，讓許多社會名流丟官。不知艾恩事件會否對現在的國盟政府造成什麼影響？
劉永山
新冠肺炎的確診病例在馬來西亞和雪州一直居高不下，看來聯邦政府重新啟動行動管制令是無法避免。問題在於，這次重啟行管令是否能夠真正發揮一步到位功效？
坦白說，了解過去的經驗，我對聯邦政府的執行力感非常存疑。這不是因為行管令不能發揮功效，而是聯邦政府往往朝令夕改，讓民間和執法人員無法適應許多臨時更改。
例如，上週已經謠傳要在雪隆地區實行行管令，可是當局並沒有主動澄清何時實行，實行的範圍如何，以及實行多久？結果許多人預料將會在週一實行行管令。誰知道直至本文截稿為止，當局還沒有作任何宣布。
昨天英文財經日報《The Malaysian Reserve》的封面頭條新聞就報導了德國投資者對政府朝令夕改感到無所適從。我看這何止是德國外資，甚至是許多國內外的大小廠家和投資者都在吐口水。
第二，聯邦政府一直不願意下放權力給地方政府和州政府，尤其是分享相關關鍵數據，是雪州的確診數字居高不下的原因之一。自從中學在上個月恢復上課以後，陸續發生許多學校感染群群。即便是實行更為嚴格防疫措施的砂朥越州也爆發多宗感染群，以致他們必須繞過聯邦政府自行下令和宣布關閉學府。
坦白說，這是越權的行為，因為教育權限本來不屬於州政府，關閉學校也應該要有聯邦政府宣布。可是當國內開始出現學校感染群群的初期，教育部與衛生部好像是在踢球。這樣抗疫，何來成效？因此，雖然是越權，砂州政府自行宣布關閉學府也是沒有辦法之中的辦法。
當時，這個做法也只能暫時緩和疫情，但不是長治久安。教育界已經開始擔憂長期關閉學府不僅影響學習進展，也可能影響學童的心理與精神。
美國《時代》雜誌最近刊登一則關於美國學童在學校關閉前後的性格與情緒變化顯示幾乎所有負面情緒的指標，如感覺悲哀、孤單、焦慮或不安等都有上升的趨勢，反之正面情緒的指標如是否討論人生未來的計劃、與家人的交往是否更親密、對未來保持樂觀進取等都有下降的趨勢。
因此，我們要分析到底學校感染群是否是成人在職場傳染給孩子，再由孩子帶來學府？如是，與其關閉學府，倒不如先在職場實行行管令？我們是否可以讓孩子在特定的情況下繼續回校上課、讓家長居家工作或採取輪班制工作、禁止所有社交和宗教活動、禁止超過特定人數以上的堂食活動？
總的來說，民間商家以及許多小康家庭已經沒有多少積蓄和病疫消耗下去。聯邦政府應該放下自尊，停止閉門造車。他們必須與州政府和聯邦政府時刻分享重要資訊，探討到底這一波的疫情從哪里開始，甚至聯手加速疫苗接種，這樣方能對症下藥，早日走出陰霾。
劉永山
我在上週的評論文章提到標籤。時隔一個星期，似乎沒人願意為他們打下的標籤提供任何詮釋，那就允許我自己下手吧。
如果去（減）華化就是刻意淡化華人色彩，那麼“減華化”的對立面，即“加華化”就是刻意突出華人色彩。這些標籤就是最簡單的二分法。非我即他，容不下灰色地帶。
不管是全盛期還是低潮期，民主行動黨至少享有超過一半華裔社群的支持，有些選區甚至還獲得高達九十吧仙華裔選民的支持。這點民主行動黨不用刻意否認。
行動黨也不需要“加華化”。這是因為行動黨逐漸獲得各族選民的支持。這點也是不容否認的客觀事實。
舉個例子，自2008年以降，行動黨就因為興權會運動獲得印度裔族群的強大支持。高喊“加華化”肯定會被輕易標籤是只為華裔權益奮鬥。如此一來，行動黨的印裔領袖和支持者該何去何從？
現在的行動黨已經具備條件成為主流馬來西亞人的政黨。這個政黨除擁有華印裔代議士，也有來自東馬沙砂二州的土著代議士。在一些行動黨不曾參選的州屬如吉蘭丹、登嘉樓和玻璃市，行動黨也成立了多個支部，甚至連北馬的馬籍泰裔支部也成立起來，順利籌組州委會。
在這樣的前提之下，諸如“華人幫華人並沒有錯，只要他不分種族地也幫其他人”的言論即自相矛盾，也不符合馬來西亞多元政治的現實環境，甚至很輕易地就會被炒作為沙文主義。試問“華人幫華人”是否意味：
1. 華人警察是否要放過華人盜匪，縱容他為非作歹？
2. 華人法官審理案件，應該偏幫這位華人當事人？
3. 華人球判在球賽評分，應該偏幫華人球員多於其他族裔的球員？
4. 華人議員在幫忙選民，應該把資源優先發放給華人選民？
5. 華人教師為學生批改考卷，應該給華人學生更高分？
當然，像這樣的反問一定會被批為過渡詮釋。但是“華人幫華人”就是這麼簡單的字眼。按照字面解釋，就只能這樣理解，難道還有其他完全不同的詮釋？
問題是：如果後面多加一句“只要他不分種族地也幫其他人”，就讓人覺得前後不一。試問：華人要先幫誰？先幫華人還是其他人？實施情況是，所謂的“華人幫華人”的實際例子並不多，甚至很難發生，最終淪為有心人的煽情之作。
任何要在馬來西亞生存的政黨或政治聯盟絕對不能單靠單一族群的選票。就好比巫統、伊斯蘭黨和土著團結黨，也不可能在缺乏非穆斯林和非馬來人的支持下穩定執政馬來西亞。
行動黨肯定要穩住非巫裔選民的支持率，同時也必須開拓巫裔選民的票源，甚至爭取更多非華裔候選人在混合選區甚至是巫裔選區上陣。這些都是毫無衝突，更無需以什麼標籤或名堂來實行一刀切。
劉永山
最近關心民主行動黨的朋友對許多標籤感到迷惑。不管是否是黨員，大家都很好奇地問：到底我要如何把我認識的行動黨議員或領袖進行歸類。很可惜的是，大家到最後都是無功而返，因為貼標籤的人物從來都不會為這些標籤進行一定程度的定義或詮釋。
既然沒有定義，那麼要依靠這些標籤行走江湖的人物就可以長期輕易地遊走於灰色地帶。這種操作方式尤其是在選舉期間更為明顯。最終，爭論淪為互扣帽子。
說明白，這和行動黨的鬥爭路線或主義完全沒有關係。這些標籤之所以會出現，純粹是選舉考量所在。有了這些標籤，操弄者就可以淡化所有關於個人的操守和行為問題。
因此，只要我們把這些貼上去的標籤拿走，反而正視或監視貼標籤者的過去和現在的言行舉止，反而更容易看清事實的全部。
例如：選民或黨員若要更精準地評估政治人物（包括我自己）的表現，更好的標準應該是監視這個政治人物在掌握權力和職位的時候做過和說過什麼話，而不是在這個政治人物下野或不掌控權力或職位時說過或做過什麼東西。
你會發現有些人之前位高權重，其言論的花兒當時開得大，但是後來的行為結果卻非常小。
他們在位時若有東西是他她答應了，卻辦不好或辦不成，他或她是否曾經道歉和解釋為何辦不成？如果有，他或她的理由是否合理？大家得到的教訓是什麼？日後如果有機會再來一次，我們要如何避免重犯？如果有政治人物能夠如此坦誠對待大家，我相信這也沒有什麼好爭議的。
對於現在我們看到的標籤。如果再把時間再拉長和拉遠一點來看，你會發現貼標籤的人過去也曾經說過同樣的言論。就拿“多元化”來說，有者認為多元化是應該凸顯多元族群色彩，讓大家看到各族群的色彩是同等鮮明。持不同論述的人則認為必須突出弱勢族群的色彩來對比強勢族群。
這樣一看，到底誰是誰非呢？其實是看不出對錯的，但是如果同一個人在不同的時間或空間曾經前後不一，那就非常有趣了。
因此，與其爭論何者論述更為正確，（而這樣的爭論也是沒有意義的），倒不如監視為何有人前後不一？到底他們葫蘆裡賣甚麼藥？就好比之前我提到，有人似乎非常喜歡消費馬哈迪來抬高或突出自己“反馬”的形象。事實是，希盟已經決定支持安華出任首相，幹嘛還拿馬哈迪來消費？
這裡面完全和路線或標籤沒有關係，只有心態正確與否的問題。
劉永山
最近傳出安華與巫統主席扎希的電話錄音，引起眾人與媒體矚目。在政治圈，尤其是馬來社會的政治圈，朝野領袖一般的社交互動確實是相當頻密，但是問題在於安華和扎希兩人是否已經達致某種程度的默契來推翻國盟政府，然後在大選以後掌控足夠的議席共同執政，這乃問題的關鍵。
因此，政治上朝野博弈到底如何較勁，最終還是有可為有可不為。希盟是否要和巫統合作，首先須看到底是如何合作？換句話說，就是如何定義“合作”？
因此，希盟除了必須加快步伐為來屆全國大選做準備，也必須先解決關於和希盟以外黨團人士“合作”的問題。合作是否等同於共組聯盟？如果是，那麼巫統是否願意接納希盟的鬥爭原則與議程？如果是，巫統是否真心誠意地接納希盟的鬥爭議程與原則？希盟必須從過去與土團黨和伊斯蘭黨的合作經驗來決定如何處理和巫統的關係。
如果合作不一定等同於共組聯盟，那麼還有什麼合作方式？大選時分開對打國盟，大選後來拿各自贏取的議席再回到談判桌討論？這樣的做法是否會因政治不確定而讓國家經濟陷入更不穩定的局面？
希盟在最近結束的幹訓營表示將會以人民利益以及烈火莫熄議程和原則和希盟以外的任何人士協商與合作。這個議決案為未來的合作模式的立下一個很清晰穩固的基礎。
希盟領導層會有這樣的議決案，乃因為種種客觀環境顯示僅靠希盟三黨現有的能力不足以拿下大多數的國會議席執政聯邦政府。希盟需要盡快鑑定敵人與盟友。如果敵友不分，來屆大選可能陰溝裡翻船。
希盟也必須處理好議席談判。如果來屆大選出現的是三國鼎立的競爭局面，那麼希盟只需決定如何分配土團黨遺留下來的空缺。在沙巴，希盟應該繼續維持與民興黨的合作。如果民興黨真的西渡半島，那麼希盟也可能必須和民興黨進行這方面的談判。在砂州，希盟繼續上屆的選舉策略。然而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到底以民主行動黨和人民公正黨為骨幹的砂州希盟能夠從砂盟手上拿下多少個國會議席？
此外，希盟比須盡快敲定誰是希盟首相人選。目前希盟已經決定繼續支持安華成為希盟的首相人選。這是希盟一大好事，可是既然已定，希盟內的有心人士實在沒有必要在這個課題上添亂。
這是因為有者現在還一直對敦馬窮追猛打，似乎把敦馬看成是希盟的首相人選。此乃轉移視線之舉，並且有企圖借攻擊敦馬來抬高自己的形象。這樣的做法不僅沒有必要，也是自私的，畢竟希盟已經議決由安華出任首相。
既然安華將出任希盟首相，如果他能夠讓希盟三黨達成共識組成影子內閣。雖然從現在到來屆大選時日不多，長則一年半載，短則半年左右，但是希盟如果能夠在這個時候端出一個影子內閣，以更有效的方式制衡國盟，相信將會對國盟政府構成更有威脅力的攻擊，讓國盟政府以更快的速度自我瓦解。時不予己，希盟和安華必須快馬加鞭！
劉永山
Media statement by PH-DAP ADUN for Banting, Selangor LAU Weng San on 12th April 2021 in Banting:
It comes as a total shock to the people of Selangor and Kuala Langat when Minister of Transport Wee Ka Siong arbitrarily announced on 5th April 2021 that the Federal Government has that Section C of the ECRL from Mentakab to Port Klang has been reverted to the original Northern Alignment as proposed in 2016.
It was also reported that this is following the cabinet's decision on 2nd Sept 2020, which approved the alignment, and in another meeting on 31st March 2021, pushed for immediat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orthern alignment project, which connects Mentakab to Port Klang through Bentong, Gombak and Serendah.
I wonder if the former Menteri Besar of Selangor Azmin Ali, who was part of the Cabinet meeting on 2nd Sept 2020 and 31st March 2021, could shed some light on such decision as the state government under his leadership in 2016 and 2017 has been extremely critical and was in disagreement of the Northern Alignment.
The Southern Alignment was proposed and adopted by both Selangor state government and the then Pakatan Harapan federal government after 2019 when Azmin Ali was the then Economic Affairs Minister.
Ironically, after the fall of Pakatan Harapan federal government in February 2020, the turncoat minister, who managed to retain his cabinet position, has not been shedding a light at all on how the Section C Alignment can be reverted to the 2016 Northern Alignment.
Together with about 31 photos and slides posted by Wee Ka Siong in two Facebook postings dated 5th and 6th April 2021, there are very little credible information on hand to support Wee’s statement that the Northern Alignment with minor amendments is a better alignment.
The Southern Alignment will benefit mostly the people of Sijangkang in specific and the people of Kuala Langat in general. Therefore, I also urge PAS Selangor Assemblyman for Sijangkang, Dr Ahmad Yunus Khairi and Kuala Langat MP, Dr Xavier Jayakumar, who is now an independent MP supportive of the Federal Government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Perikatan Nasional not too long ago, to also come forward to explain to the people of Kuala Langat on why a sudden charge of alignment. Their collective silence on this matter is clearly deafening.
The questions or concerns they should answer or assist the Ministry of Transport to answer are:
1. Little information available on Northern alignment in public domain. Justification with solid researches and feasibility studies are needed as ECRL has never been an affordable project in the first place.
Despite all the slides published by the Minister in his social media platform, no further citation was quoted to reflect and strengthen their arguments. In short, what Wee Ka Siong said publicly or posted in social media are bare talks or political rhetoric.
For example, Northern Alignment could have affected less residential area, less Orang Asli/Malay reserve land and less land acquired but it does not reveal the number of houses or households affected.
It does not reveal the acreage of the size of reserve land affected. For Southern Alignment, most of these works are almost completed and the figure presented are close to accurate. The same cannot be said for the Northern Alignment.
There are also saying that the Northern Alignment can further spur the capacity of ECRL as it is estimated that ECRL3.0 can carry 26 million tonnes of cargo even in the first year of its operation, which is more than 4 times of KTMB’s current nationwide cargo transportation capacity. The logic behind it is that Serendah Bypass could serve more cargo from northern Peninsula.
However, one must not forget that Penang Port is currently the third largest deepwater seaport in Malaysia and is handling about 1.5 million TEUs containers annually (full capacity of a twenty-foot container is about 50,000 lb or 23 metric tonnes), which is on an increasing trend since ten years ago. The Ministry of Transport must explain how these figures can be translated into 26 million metric tonnes of cargo annually in 2027?
2. Serious doubt on cost justification – There will be more civil engineering works under the new version of Northern Alignment, which includes tunneling cost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wo draw bridges linking Jalan Kastam station with both North Port and West Port.
It is public knowledge that tunneling cost is always an expensive elements in any civil engineering works. Also, land acquisition for the Northern Alignment largely consists of residential, commercial and industrial lands whereas there are more agriculture lands on the Southern Alignment.
Until and unless the Ministry of Transport reveals more information, the statement that the cost of ECRL2.0 to cost only RM50 billion is lower than the cost of ECRL2.0 through Southern Alignment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erendah Bypass combined does not hold water.
One should not forget the strategic position of Nilai to serve as an equivalent important inland port and cargo hub for the southern part of the Peninsula. In addition to that, KLIA Sepang and Putrajaya are located within the vicinity of ECRL3.0 to boost connectivity. Ideally speaking, the construction of Serendah Bypass and ECRL2.0 passing through Nilai will be the best available option
3. Land acquisition cost – If Selangor State Government were to assist in the land acquisition on behalf of the Federal Government now, then the cost estimation will be based on current value, which will be much higher as compared to the Southern Alignment. Moreover, technical studies, including feasibility studies, cost and survey for land acquisition for Southern Alignment has commenced since 2019 and are based on land value two years ago.
Since the Federal Government has decided to accelerate the progres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Section C of ECRL, then the natural option will be picking up an option to avoid cost increment due to unforeseen circumstances, which are highly possible in many mega projects. With Southern Alignment, MRL can immediately roll into action without further delay. Given that time is of essence and this project cannot sustain any cost overrun due to time delay, is it not advisable to take the Southern Alignment rather than to risk more uncertainties with Northern Alignment?
Azmin Ali, Ahmad Yunus Khairi and Dr Xavier Jayakumar have not uttered a single word on ECRL3.0 for one week since its announcement on 5th April. I wish that they could break the deafening silence and provide the people of Kuala Langat the long awaited answers.
LAU Weng San.
Member of Selangor State Legislative Assembly for Banting, Kuala Langat.
外交場合並沒有所謂的大哥小弟或大姐小妹之分，只有大國或小國之分。
日前後門政府的外交部長，即巫統黨籍的希山慕丁在一場和大陸外交部長王毅的記者會上以幾近嬉皮笑臉的方式公開稱呼王毅是“我的大哥”，掀起風波。
希山慕丁被批評為矮化馬來西亞作為一個主權國家的地位，甚至王毅也不好意思回應“我們是兄弟”。言下之意，就是說，“不，我們之間哪有大哥小弟之稱，都是兄弟之情。”
希山慕丁在國際場合丟失禮儀，回到國內僅僅草草回應了事。這是非常不負責任，也影響馬來西亞外交部工作人員的士氣。
所謂君子無戲言，在外交場合也是這樣。在任何一個外交場合，並不存在個人感情，而是大小國家之間在利益上的相互制衡。
什麼是大國或小國？這在國際法律上並沒有統一的定義。大國可以是一個國土遼闊、經濟、科技、軍事實力雄厚或文化語言底蘊深厚的國家。
什麼是小國？我們可不可以說：凡是沒有擁有大國條件的國家，一律都是小國？
雖然國際場合並無大小兄弟之分，但是因為有了不同大國的出現，小國則必須依靠許多國際公約來約束大國的行為，維護小國的合法權益。
《1961年維也納外交關係國際公約》第14條文闡明三種外交使節。第一就是各國派遣的外交大使，第二就是各國元首或政府首腦，第三就是各國負責掌管外交事務的部長。
在任何的國際社交場合或會議，這三類外交使節都是各國的官方代表，也享有某種程度的免控權。希山慕丁是馬來西亞外交部長，他在所有國家場合代表的不是他自己，而是馬來西亞。他的所有談吐與言行舉止都是實實在在地反映馬來西亞的官方立場。
我還記得三年前當希盟上台，當時的首相馬哈迪在和大陸總理李克強在討論如何重組所有在國陣時期簽署的大型基本建設項目後出席記者會。當時馬哈迪說：“國際之間要有自由貿易之外，也得要公平貿易” 。他的這番話代表馬來西亞的官方立場，因為我國必須重新和大陸談判這些價格過高的基建項目，保護我國人民的利益。
當時的李克強當然不會公開稱呼馬哈迪是他的大哥，甚至是他的爸爸，因為馬哈迪代表的不是一個芳齡九十多歲的長者，而是一國政府之首腦。現在看回希山慕丁，他稱呼王毅是“我的大哥”肯定是過度熱情，有失國際禮儀之嫌。
馬來西亞如果要在國際場合獲得有尊嚴的待遇，不能對大國阿諾奉承、唯唯諾諾或畢恭畢敬，或是對關係本身主權問題出現模棱兩可的立場，反之必須在必要的時候挺直腰骨，捍衛權益和立場。
既然王毅是希山慕丁的大哥，請問大陸當局針對南海主權訴諸的九段線，身為小弟的希山慕丁是否要屈膝鞠躬？
劉永山
當家不當權——這句話以往只有灌在馬華民政等國陣等華基成員黨的身上，如今似乎也印驗在巫統的身上。
巫統代表大會剛剛結束。這次的大會巫統的代表們做出一個最關鍵的角色，即巫統將會推出國盟政府，至於推出的時間則交由黨主席和最高理事決定。一旦有所決定，所有在國盟政府持有大小官職的巫統黨員必須呈辭。
巫統在來屆選舉預計將會以國陣旗幟上陣，即不會和國盟合作，也拒絕和希盟合作。印度國大黨看了，即刻質問到底巫統要怎樣，還要求巫統把立場說清楚，到底是巫統在大選之後會否和希盟，尤其是民主行動黨合作？黨主席威尼斯瓦仁更表示該黨的立場將取決於巫統的答案，目前巫統在這方面似乎還沒有明確的立場。
馬華公會怎樣呢？雖然直至截稿為止我們還不知道馬華葫蘆裡面賣什麼藥，但是與國大黨一樣，馬華也必須知道巫統到底要幹什麼。看看國大黨主席的語氣，看來該黨似乎不滿意巫統切斷和國盟的關係。
其實，巫統代表大會通過的議決案也有相當部分的漏洞。第一、我們不知道巫統退出政府的確實時間表。巫統一定會在八月推出國盟政府嗎？萬一慕尤丁延長緊急狀態，巫統該作何表態？
第二、退出國盟政府不代表巫統不再支持首相慕尤丁。巫統退出政府是否也意味他們將不會在國會支持慕尤丁？這點對維持國盟政府的穩定性非常重要。
第三、巫統如果在來節大選單打獨鬥，但是若傳統盟友如馬華和國大黨採取和巫統不同的立場，巫統將會孤軍作戰。這樣的格局對巫統是否有利。巫統在巫裔選區為主的議席將會和土團黨、依黨甚至希盟陷入泥漿戰，非穆斯林選票將發揮關鍵作用。請問巫統如何單獨爭取非穆斯利的支持而勝出？
第四、巫統如何協調它和伊斯蘭黨的關係？依黨是全國政黨，它除了要掌控吉蘭丹州、登嘉樓州以及吉打州之外，也有許多黨員和支持者在西馬半島各個州屬。在雪州，他們一度坐擁13個州議席。請問依黨如何跟巫統妥協，把這些議席或一部分的議席讓給巫統？依黨又該如何向他們的基層和支持者交代？
因此，一些報導真的讓讀者讀後覺得巫統的領袖嚴重離地。他們表示，即是巫統孤軍作戰，他們能夠贏得至少70個國會議席，並且以此和其他政黨談判組織一個由巫統領導的多數政府。這肯定是一廂情願的想法。如果巫統堅持三角戰，巫統的命運好比雪州伊斯蘭黨一樣，最終在議會淪為蚊子黨。
就以雪州的情況來說，上次巫統和依黨眉來眼去，紛紛在許多地區搬演三角戰，以為這樣能夠削弱希盟的得票，讓巫統或依黨坐收漁人之利。結果人算不如天算，這樣的做法反而讓希盟候選人在多個巫裔選區告捷。
這些問題恰好說到當下巫統悲哀甚至狼狽的一面，因為它曾經是國內呼風喚雨的第一大政黨，吃香喝辣這麼多年，迄今雖然執政，卻無法指點江山，反而地盤一點一滴被土團黨侵蝕，幾乎跟落敗下野無異。如今卻寄人籬下，毫無話語權。你說，巫統是不是當家不當權？
劉永山
星期一財經日報《The Malaysian Reserve》刊登一則題為“雪州將捍衛其東鐵路線立場”的新聞。
內容提到雪州政府不贊成現有的國盟聯邦政府第二次更改東鐵C階段的路線，即從彭亨州淡馬魯至巴生港口的路線。
國陣政府本來規劃的路線是從彭亨州淡馬魯經過文冬、鵝嘜、萬繞或雙文丹直至巴生港口。其實當時這個路線並沒有獲得雪州政府的首肯，但是的雪州州務大臣就是現在國盟政府大將阿茲敏。
雪州政府當時極力反對的原因是該路線將會影響已經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自然遺產的鵝嘜石英山脊。此外，大馬鐵道銜接公司將會在這個路線興建一條長達17.8公里的地下隧道，以穿越帝帝旺沙山脈，令人擔憂其對雪州集水區會造成負面影響。交通部長魏家祥曾經指出承包商可以在維持北端路線之際保護石英山脊，可是卻沒有透露詳情。不知承包商的替代方案是什麼？
我在去年七月在本欄提到對東鐵路線的看法，有一點我在該文並沒有提到，即原本路線（北部路線）另一個令人詬病的地方，即其重點僅僅位於雪州巴生港口路（Jalan Kastam附近）開始一個站點，該站點並沒有銜接至巴生港口！
閱讀了星期一的報導，聯邦政府似乎為了回答這個問題而把路線延長至巴生北港和西港，甚至還多加一條供應給鐵路運行的天橋。
坦白說，如此修改掩蓋不了北部路線的弱點，因為這樣一來，當局肯定少不了再一次在巴生市區和巴生港口地區大興土木，東敲西打，嚴重干擾商民作息。畢竟現在在巴生施工的LRT3已經嚴重干擾市民的作息，再來一個東鐵，巴生市民肯定受不了，鐵路成本必然飆升。
這是因為這些地區大多都是高度發展的地方。如果不談工程的複雜程度，僅是地價和土地徵用費就已足以乍舌。
有論者認為北部路線人口較多，物流方面也能夠照顧北馬的貨運。南部路線則人口較少，魏家祥甚至在去年7月在電視媒體訪談中拿森州格拉王（Klawang）三萬人口對比彭亨州文冬的三十萬人口。這樣的對比是毫無意義的，因為南端路線並不僅是森州格拉王而已，還包括汝來、布城、瓜冷仁嘉隆等地。
這些地區的人口總和北端路線不分上下。對於來自北馬的貨運，請問檳城港口去了哪裡？更何況，東鐵從來都不是依賴客運來賺錢，而是貨運。人口多寡會是考量重點嗎？
因此，聯邦政府應該繼續希盟時期所敲定的路線。如果再次修改，這只會加深外資對馬來西亞的負面印象。
東鐵本應在2024年竣工，後來因為重新談判路線的成本，把竣工日期推遲至2026年，現在如果在更改路線，恐怕竣工日期將遙遙無期，這對任何一方都沒有好處。
阿茲敏身為前雪州大臣，現在是內閣大將，理應在內閣會議裡面發言，甚至扮演一錘定音的角色。否則，聯邦政府尤其是交通部長魏家祥一直對北端路線念念不忘，這只會拖慢工程的進度。不知他何時才會開金口發言？
劉永山
各位讀者如果有留意法庭新聞，通常看到被庭警押入法庭的被控者都會可以躲避媒體的鎂光燈，或以衣服、手掌或文件遮蓋臉部。他們這麼做，很多時候讓人們覺得他們是否“guilty conscious”，即心裡有鬼，知道自己有錯而無臉面對眾人？
前天（星期一）瓜冷區的朝野人民代議士和各級政府機關人員陸續前來衛生局注射疫苗。這包括大家非常期待的瓜冷區國會議員塞維爾醫生。因此，當天上午現場雲集媒體記者，為的就是希望能夠從他口中聽到更多關於他跳槽的消息。
現場還有伊斯蘭黨昔江港區州議員尤努斯醫生。他曾經出任雪州行政議員，現在是雪州依黨主席，也是依黨在雪蘭莪州唯一一位民選議員。
我是最早抵達現場的代議士。另一名代議士即誠信黨毛立區州議員兼雪州州議會副議長哈斯努已經在不久之前與州務大臣等人一起接種疫苗，因此無須再接種疫苗。
塞維爾抵達後，媒體固然沒有放過任何一個機會追問他。當塞維爾完成接種疫苗後，只見他和太太兩人健步如飛走向座駕，迴避媒體的拷問。
繼塞維爾後，尤努斯是現場第二個被記者追捕和圍繞的人民代議士。他的處境當然沒有那麼尷尬。身為國盟代議士，他當然歡迎塞維爾過檔國盟。只是不久之前，他和雪州巫統共同發表文告，拒絕承認和出任國盟政府委派的地方動力領袖（PeKT）官職。他的言論讓人覺得依黨確實在吃着兩家茶禮。既然他說跳槽鞏固政權沒錯，不知他是否忘記2014年當時兩位依黨議員為了鞏固雪州民聯政權，變卦支持公正黨主席旺姐出任雪州州務大臣一事嗎？
回到2021年，國盟裡面還有許多從希盟跳槽過來的厚顏無恥政客，這些政客面對大眾媒體還是振振有詞，毫不膽怯。不久之前，他們發了一則文告兩面開弓：一方面高度表揚跳槽的議員，一方面批評希盟雙重標準，即在執政期間撤銷希盟領袖的法庭案件。
後來，有評論人跟風質疑希盟上台後會否寬待涉貪政治人物，尤其是目前正在法庭面對審訊的巫統議員？其實這些是假設性的命題，因為這些貪污案件是希盟執政時期起訴，後門政府上台後依舊進行。希盟若有機會上台，這些案件或許已經塵埃落定，不存在寬待與否的問題。
反之，這些後門政客膽敢提出執政期間撤銷希盟領袖的法庭案件。難道，這群政客在希盟執政時期不是內閣部長嗎？還是他們在內閣會議在睡覺？（前總檢察長湯米湯姆斯在最新出版回憶錄的第242頁特別提到林冠英的案件，即總檢察署決定撤銷對林冠英的指控是由當時總檢察署上訴與審訊組組長哈娜菲亞查卡利亞全權負責。）
當時的首相是馬哈迪，如此重要的決定難道會在他不知情或不贊成的情況下通過嗎？不要忘記，馬哈迪是他們一直力捧出任首相至任期屆滿的人選啊！
由此可見這些政治人物的厚黑學的功力是如此深厚。要破他們的厚黑學功力，唯有向他們拋出艱難的問題。這讓我想起塞維爾在兩個星期前的一則聲明。既然他維持他在文告裡面的立場，那麼請問他是指哪一則文告？這些令他們尷尬的問題，恐怕這是他們一生最畏懼且必須永遠逃避的問題。
劉永山
剛剛在星期一，我們度過行動管制令實行以來的第一個國際婦女節。過去的一年，馬來西亞面對不同程度的行動管制令，許多人的生活習慣和經濟情況因此受到負面影響。對於不同年齡的婦女來說，她們肯定比男性同胞更加深切體會這些影響。
新冠肺炎病疫籠罩下的女士更面對多重壓力。照顧家裡的大小老少的重擔幾乎都是落在女性的肩膀上。家裡若有上學的孩子，母親除了照顧一家大小的起居飲食，也必須確保網課順利進行。
我還記得當行管令剛實行時，政府規定只允許一家之主（即父親或丈夫）外出為家裡添購食材。如果男士們沒有這方面的經驗，肯定鬧出許多烏龍。
為何外出的不能是女士呢？因為女士守在家裡看顧老幼。從這裡大概可以看出病疫和隨之而來的行管令確實在生活上的每一個層面對女性造成巨大的干擾。
因此，你會看到許多人公開讚揚婦女對國家、社會和家庭作出巨大犧牲，貢獻良多。美言背後，到底女性是否已經獲得平等的待遇和尊重？
《日經財經周刊》最近的一則封面報導表示各國數據顯示，公司因疫情影響面對嚴重虧損，被裁退或大幅度減薪的往往是女職員，尤其是剛加入職場的單身女職員。
雖然女性也能勝任一些對體力有相當要求的戶外工作，但是這些職場的潛規則往往讓女性工作者持之以久。舉個例子，姑且不說這些職場是否有托兒設備，但是這些職場連像樣的女廁都沒有。試問有哪一位女生能夠安心就業？
前首相納吉在2017年曾經規定在2020年所有上市公司的董事局成員必須擁有至少30巴仙的女性。2020年已經過去了，請問這個目標是否已經實現了？
打開馬來西亞大小公司的簡介，不難發現照片裡的高級主管和董事局成員大多都是身穿深色大衣的男士。偶爾發現一兩個穿著比較鮮豔亮麗的女士，才知道該位女士或許是老闆的女兒還是婦人。女性高管猶如鳳毛麟角。
雖然從高等教育學府畢業的女生比男生多，並且在同一個時期踏入職場就業，但是大家的升遷機會和待遇大不相同。
數據顯示她們在職場拼搏數年以後，或因婚姻或其他原因而從職場退下來。許多退下來的職場女性由於長期離開職場，如果要重新回到原有的工作崗位，可能已經無法適應新的工作環境，結果被迫轉換跑道，從事行銷、直銷或自行創業。受教育的婦女已是如此，更何況是教育水平更低的婦女。
除了公司和職場意外，社團、組織或政黨的領導也幾乎是全男班。因此當有決策者要委任女性候選人當公司高管或組織領導的時候，他們考慮的因素會比男性候選人來得多，例如到底這位女士會否鬧情緒、能否兼顧家庭和事業、能否在非工作時間出席社交活動？我斗膽說一句，這些考量的背後就是許許多多的刻板印象平湊起來，也是在男性為主導的環境下制定。一日不清除這些潛規則或無形障礙，姐妹們頭頂上的那幅透明天花板依然存在。
女性邁向平權之路並非一帆風順，過去甚至有女性因此患上牢獄之災，未來的路肯定不會平坦，希望各位姐妹繼續努力加油。
劉永山
3月1日是國盟政府上台執政一周年，惟政壇青蛙跳槽戲碼再次上演。在2月28日，公正黨兩位國會議員，即砂州如樓區國會議員孫偉瑄及柔州地不佬區國會議員鍾少雲退出公正黨，轉為效忠國盟政府。
過去，巫統一直是青蛙政治的受益者。許多變節議員因崇尚名利，或因原屬政黨內部的糾紛，導致個人變節出走，直接從原屬政黨跳槽到另一個政黨，這是最典型的跳槽方式。
然而，自從2009年霹靂州變天之後，納吉發明了最新方式的跳槽，即某某議員只需要宣稱自己不再支持原屬的政黨，反而支持敵對陣營即可。這位議員即無需主動退黨，即便退黨也無需加入敵對陣營。至於這位議員會否被開除，就由原屬政黨決定。當然幾乎在每一個情況下，黨中央肯定大開鍘刀。
這就是關鍵所在，這位議員並沒有符合嚴格定義的跳槽，即從甲跳去乙。這位議員最多只是一名獨立議員，如果他已經不是原屬政黨的黨員，那也不過是原屬政黨開除他，不是他本身自願退出。
然而，這位議員當然知道，當他公開宣布支持敵對陣營的時候，開除黨籍幾乎是必然發生的事情。因此倘若要為反跳槽立法，這些不同種類的跳槽都必須考慮在內。檳城州議會於2012年通過的州憲法修正案第14A條文就已經考慮這點，即一名州議員在中選後，一旦退黨、遭開除或被終止黨籍，或一名獨立人士在中選議員後，加入任何政黨，其議席均將被懸空。
議員跳槽已經嚴重干擾我國民主制度的正常運作。除了少數徇私的政治精英或政治冷感的鄉野市井之外，主流民意包括馬來媒體和馬來社區，以及巫統的政治精英，一般贊成國會立法反跳槽。
雪州州議會在去年7月16日通過一項動議，呼籲聯邦政府盡快為反跳槽立法。這項動議是在被修改後通過的。為何被修改？這是因為提交這個動議的州議員八打靈再也武吉嘉星區州議員拉吉夫原本通過這個要求雪州政府效仿檳城州政府：修改州憲法和在州議會推動為反跳槽法案立法。
朝野雙方和希盟內部針對這個動議有非常大的分歧。我認為推動立法是正確的，但是雪州州議會受制於最高法院在1992年Nordin Salleh案件的裁決。在這項裁決中。當時的最高法院（現稱聯邦法院）宣判丹州州議會立法反跳槽抵觸聯邦憲法，州議會無權通過上述條文，宣佈吉蘭丹州議會敗訴。這項裁決也明確表明，聯邦憲法第10（1）（c）賦予公民結社自由的權利也當然包括“退社自由”的權利（Freedom of dissociation），即退離原有社團組織的權利。
如果我們研究《聯邦憲法》第10（2）（c）條文，國會可在維護聯邦安全的利益、公共秩序或“道德”的情況下立法制約結社自由的公民權利。由此可見，跳槽最終受害的是政黨本身，為反跳槽立法的最佳途徑也是國會。如果巫統不贊成跳槽，他們可否結合希盟的力量在國會為反跳槽立法？
劉永山
上周五，聯邦法院七司會審，針對總檢察長起訴《當今大馬》及其總編輯顏重慶兩照藐視法庭一案進行上訴判決，結果大家都知道了，聯邦法院以6對1的比數裁定《當今大馬》罪名成立，罰款更從控方建議的20萬上調至50萬。
必須再次強調的是：《當今大馬》不是因為他們的報導污衊司法制度的新聞而被處罰，而是由於讀者在他們的網站留言而惹禍。這些流言者的身份是誰？警方為何不從這方面調查？當局難道不能從各個渠道獲得消息到底這些人是誰？我們無從知道。
可惜的是，直至截稿為止我們還無法從法院獲得所有法官的判詞。目前媒體和大眾僅僅只能依靠媒體摘要來報導正反兩派法官是如何得出他們各自的決定。須知道，法官的判詞才是最具權威的。
聯邦法院6位法官認為《當今大馬》“理應知道”網站出現有問題的讀者留言，因而必須負起責任。他們也提到，《當今大馬》有大約十位編輯負責審核每天兩千多則各語文讀者的留言。然而，他們當中沒有一人否認知道有留言詆毀和藐視司法制度。
就此，六位法官認為《當今大馬》不能反駁《1950年證據法令》第114A條文的假定。根據這項條文，任何網路服務的註冊用戶一旦在網上發布文章，就會視作是發表人，因此必須承擔法律責任，除非他能夠證明事實相反。
這六位法官似乎也認為，媒體有責任以及有能力日以繼夜地守在銀幕面前審核任何留言者的言論。這是因為一旦張貼了留言，媒體在法律上就等同於已經出版或刊登這些留言，因此必須負上作為一名出版者的責任。另一位法官的看法則與其他六位同事不同。
以此案報導來看，聯邦法院是這起案件的第一聆審法庭，因為事發是在去年6月，可是聯邦法院在去年7月就已經開始聆審。如果是這樣，此案已經不能再上訴。除非在未來聯邦法院面對同樣背景的案件做出完全不一樣的判決，方能推翻此案的有效性。在這樣的事情請發生之前，馬來西亞日後所有的案子都必須依據此案作為先例。
無可否認，執法與司法單位必須嚴懲言論過火者或發放假消息人士。他們並不一定攻擊司法制度的莊嚴，也可以是普羅大眾或平民百姓。民主行動黨過去也一直在網絡遭人抹黑。
當局尚未有能力對付這些人士至於，卻開了一個缺口把媒體當成代罪羔羊，顯然帶來寒蟬效應。
媒體和民眾對此案的判決，幾乎一面倒不贊成聯邦法院的決定。許多語言媒體（包括《中國報》但不是全部中文媒體）幾乎在同一天或隔天以封面新聞配以黑白字幕來處理這則新聞，表達他們對同行遭遇的不滿和悲哀。全國人民甚至不到半天就成功籌獲《當今大馬》必須繳付的罰款。這點我對他們蕭然起敬！
有人建議國會立法修改《證據法令》第114A條文，也有人認為國會必須為藐視法庭立法。可是現在是緊急狀態，國州議會開不了，何談立法？聯邦法院針對《當今大馬》的判決將成為另一個Boonsom Boonyanit。除非國會另行立法，要不然《當今大馬》將永遠不能翻案。
劉永山
許多人問：現在聯邦政府名義上實行行動管治令2.0和頒布戒嚴令，可是在實行上卻處處碰釘。一方面聯邦政府要控制每日確診人數，來平確診病例，一方面也要維持一定程度的經濟活動，安撫工商業和民眾的不滿。
然而，到最後卻順得哥來失嫂意，兩盤皆落空。發生此事，導因如下：
一、 聯邦政府朝令夕改。其實這並不是最近才有，自去年喜來登行動之後，上台執政聯邦政府的國盟在施政上一直患得患失，以致政策多次出現V轉，讓人無以適應之外，也多次讓人詬病。
二、 擬定部分標準作業程序時過於嚴厲，甚至出現自相矛盾的情況。
三、 雖然現在是MCO2.0加戒嚴，可是民眾似乎還可以在各個所在州屬來去自如。這是什麼樣子的行動管治令？
四、 不願全面分享和州政府，尤其是雪州政府分享疫情資訊。如此固步自封，才是聯邦政府最大的敗筆。
我們的抗疫行動不僅僅是要求工商業和小販商或人民遵守標準作業程序。我們也不能天真地以為疫苗就是我們的救星，畢竟疫苗的價格不菲，接種速度和有效性不一。目前抗疫的主力是進行前端（Front-end）工作，即大量篩檢和後端工作（Back-end）的大數據分析（Big data analysis）。
聯邦政府主司負責前端工作，倘若他們能夠把這些數據交個雪州政府進行後端大數據分析，我相信我們將能夠更有效的預測病毒傳染的速度、地區和時間，並進行一步到位的防疫工作。
雪州政府有能力使用人工智慧進行醫療和分析工作，例如媒體曾經報導，與其以肉眼分析CT Scan圖像，AI系統可以在十秒之內分析圖像，提供個敏感和精準的信息，甚至可以收集一群病人的圖像進行集體分析，對某社區感染群的感染跡象進行更為詳細的分析。
最近我和雪州政府一所負責醫療的子公司高層見面，獲知他們使用的檢測方式就是以這樣的方式來檢測RT-Antigen的測試結果。反之，聯邦政府還停留在肉眼觀察。然後還得通過人手把數據輸入電腦和系統，費時費力之餘，肯定無法跟上病毒傳播的速度！
當政府無法跟上病毒的傳播速度，結果病毒遍地開花，衛生部束手無策，衛生部正副部長更是不見踪影！
MySejahtera或“吾安”手機應用程式不比雪州政府自行研發的“一步到位”（SELangkah）手機應用程式方便。吾安功能之廣泛也比不上“一步到位”。這可以從當衛生部面對每日上千名確診病例後，無法有效通過系統得知病患的行踪記錄，反之必須翻查病患的吾安記錄，就可對“吾安”的有效性窺探一二。
如今民眾已經善用各種視訊會議平台、直播軟件、外賣應用程式、電子支付等，慢慢適應數碼社會的生活，更從中開拓商機。聯邦政府也順應潮流，在這方面跟上步伐，推動合適的應用程式和網上服務。
劉永山
新冠肺炎每日確診病例人數居高不下，凸顯聯邦政府的抗議工作已經出現嚴重漏洞。
例子一：位於吉隆坡班台谷，與八打靈再也毗鄰的馬大醫藥中心（UMMC）最近通過網購平台向公眾募款添購冠病醫療器材，讓人質疑聯邦政府是否撥款不足。
例子二：即使有了手機應用程序‘吾安’，衛生部最近還是無法及時追蹤近距接觸者。前首相納吉甚至敦促衛生部政府在“吾安”（MySejahtera）應用程式中，內置谷歌和蘋果的曝險通知系統（GAEN），以加速追蹤的工作。
在魚與熊掌難以兼得的情況之下，聯邦政府頒布了一個不湯不水的行動管制令（MCO）加戒嚴令。
這兩令一起來，聽來是多麼地駭人。想必人們不能自由出入家門，所有地方都有軍警人員把關。可是這樣一來，經濟一定崩潰。因此聯邦政府必須允許許多經濟領域開放，甚至照常運作，即便來好幾個U轉也在所不惜。
結果不難想像。病毒在社區傳開，人們每日恐慌度日。雖然如此，但是人們還是要過日子。即使你不病死，你可能會餓死。
相信許多人和我一樣看法，確診病例是可以在經濟保持一定程度的開放之下受到控制，甚至是被壓平。前提就是，聯邦政府是否願意和各造合作？
行動黨國會領袖林吉祥在去年多次向政府呼籲以全政府的姿態來對抗疫情。所謂的全政府並不是指政府由上至下，大兵壓境的方式抗疫，而是由下至上，動用各個階層政府的資源，與民間和私人領域配合，方能事半功倍。
現在的結果，是事倍功半的寫照。例如，聯邦政府去年指示所有地方和商場必須展示和貼上吾安（MySejahtera）二維碼，造成許多商家捨棄SELangkah。
殊不知，雪州政府是全國第一個發揮創意，推出SELangkah追踪手機應用程序的州政府。有了這個手機應用程序，雪州政府不僅能夠記錄某地方每日人群，也能夠進行更多大數據分析，例如利用人工智慧，分析接下來的疫情爆發地點在哪裡、何時會爆發、爆發的範圍多大等等。這些後援工作恰好能夠輔助聯邦政府的不足。
無奈的是，聯邦政府在去年十月初停止與此雪州政府成立的新冠肺炎病特工隊分享細節數據，導致特工隊防疫計劃受阻。
那時也是第二波疫情來襲的初期。在12月，聯邦政府宣布允許跨州旅遊，確診病例隨後進一步推高至今。而雪州政府一直無法掌握全面的數字，導致他們無法互補衛生部的抗疫工作。
面對疫情來襲，除了前線的抗疫人員，我們也必須支援幕後的抗議工作，尤其是數據分析。這是一場與時間賽跑的競賽，只要我們能夠在最短的時間之內全面掌握疫情的數據，然後進行精準的預測，篩檢和隔離，壓平疫情曲線並非不可能。
雪隆地區是我國經濟活動最發達的地方，也是確診病例最高的地方。因此，任何一刀切的抗疫措施在雪州都不適用。聯邦政府此時別無出路，只有與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緊密配合，互相分享數據，再配合各級政府的資源一起行動，雪州的疫情才有可能得到控制。
劉永山
馬來西亞連鎖協會副會長拿督劉明在2020年5月曾在《南洋商報》的專欄寫下這句話：“任何國家過渡依賴外勞都不是好事，尤其是服務業。”
當拿督劉明在去年5月寫下這句狠話時，或許大家還讀不懂他的意思。簡單說：“繼續依賴外勞，死梗！”。
外勞每年匯出數百億令吉的外匯，這點國人雖面有難色，但也必須接受。許多雇主聘用外勞的原因是他們耐操、廉價。
可是到了今天，當國內確診感染數字每日以千計算，其中三百多個活躍感染群中竟有三分一是來自製造業，我們不得不重新思考到底我國的產業日後是否還要依賴大量的外勞？
無獨有偶，歐盟馬來西亞商會最近向會員預警，若疫情沒有改善，當局可能會在2月4日之後全面禁止經濟領域運作。且不管這是否屬實，也不理業界是否成為驚弓之鳥，但是商會的預警信裡多處提到員工宿舍的管理，證明即便是依循更高勞工福利標準的歐盟廠家也無法獨善其身，更再再證明我國的外籍勞工福利問題沒有改善。
所以在2019年5月，當時的希盟聯邦政府通過人力資源部在國會在去年五月通過《1990年員工房屋、住宿和設施基本標準（2019年修正案）法令》，並頒布在2020年6月1日正式生效。後來國盟政府給予緩衝期，直至9月1日才正式執法。
正如一般預測，廠家一開始是東反西亂，有業者說應該對話，有的說說應該循序漸進，總而言之，廠家希望當初政府規定的都必須展緩實行。結果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如此周而復始，我們的政策還是原地踏步。
廠家認為應該循序漸進，可是到底如何定義“循序漸進”？
馬來西亞工商領域高度依賴外勞是不爭的事實。資方除了貪圖方便，寧可聘用外勞，甚至是非法外勞也不願意聘用本地員工，也因為執政單位過去大開貪污方便之門，讓資方或中介可以通過特別管道進行疏通，然後從特定國家輸入大量的非熟練工人進入我國。這樣一推一拉，自然水到渠成，還談什麼工業轉型？
資方和雇主最讓我吃驚的反應就是批評政府沒有進行足夠的磋商。如果這點屬實，則政府有錯在先。可是當他們本身也認同必須逐步減少對外勞的依靠，以及應該逐漸提升產業技術的時候，如果有人以為能夠籍“循序漸進”作為緩兵之計，這也未免過於天真。
上回當政府規定即便是外籍員工也必須享有和本國員工最低薪資，資方已有多番牢騷。但是隨著時代的改變，資方不可能以為可永遠用以前的低標準來處理外勞的工資福利問題。
就是因為過去一直沒有處理好這方面的問題，導致全體國人現在除了必須面對疫情失控、孩童失學等問題之外，也必須面對經濟全面停擺所帶來的破壞。
大馬制造商聯合會已經說了，如果全面禁止經濟運作，將對商業和經濟帶來“無法修覆”的傷害！既然是無法修復，這意味資方，尤其是制造商必須嚴格落實防疫SOP，防止疫情擴散，否則連他們自己的飯碗也保不住。
可是，現在要求資方這麼做，如果沒有政府資援、只能老鼠拉龜、刻舟求劍，效果可遇不可求。早知今日何必當初？
劉永山
真沒想到，2021年本欄第二則文章和各位讀者見面就是重啟行動管制令的第一天。
針對居高不下的確診數字宣布應對措施，聯邦政府本來打算在上週五作重大宣布。惟國防部長兼每日主持國家安全理事會每日匯報會的依斯邁沙比里在上週五的記者會卻和追踪這個新聞的媒體和公眾大賣關子，表示大家要耐心等待首相在星期一的宣布。
從上週五到本週一，當局足足讓全體國人等了72個小時。猶抱琵琶半遮面，千呼萬喚始出來。當首相終於宣布要重啟行管令，原來還有許多詳情還未公佈。有者甚至是要在隔日等待各個部門的宣布。
這意味著，業者商家和平民百姓前後必須等上至少四天的時間才能知道MCO2.0的詳細內容和標準作業程序。
如此效率，不僅商家者怨聲載道，甚至打工族、學生、家長也無可適從。
大家不要忘記，我國已經不是第一次實行行動管制令。聯邦政府在去年3月實行行動管制令就已經著手處理復課復工的標準作業程序。所以才會有出現你我現在看到的各類行管令的標準作業程序。
此次聯邦政府再次宣布在檳城、雪蘭莪、三個聯邦直轄區、馬六甲、柔佛和沙巴州實行行動管制令，其標準作業程序理應可以從原來的版本再作修改。為何還要讓業者商家大眾一等再等？
第二、不是每一個行業都能夠以居家作業的方式來進行。除卻五大關鍵領域之外，還有許多位處模糊地帶的行業尚不知道到底他們是否受限於行動管制令？
請問他們該如何在24小時之內，甚至是18小時之內作出調整？難道聯邦政府從上個星期五到星期一在做什麼？去年九個月行動管制令所製定下來的SOP難道都是白做的？
最明顯的例子就是露天早市和夜市。這兩種商業活動在去年三月行管令是受禁的。首相在週一傍晚的宣布也僅僅提到超級市場和雜貨店，完全沒有提到露天早市和夜市。這樣來說，是否代表經營露天早夜市的小販必須暫停營業兩個星期甚至是更久？
更令人疑惑的是，難道是否允許露天早夜市營業的小小問題也必須輾轉數天才能決定？
第三，首相週一的宣布亦無針對受影響的業者或員工提供任何補貼，也沒有宣布會否重啟暫緩銀行貸款。如果行動管制令將在兩週後延長，聯邦政府還能在毫無任何補貼的情況下繼續延長行管令嗎？
第四、學生的學業。本來學校將於1月20號開學。既然政府被迫實行行管令，這意味學校必須繼續現有的網課。可是過去十個月，聯邦政府到底採取什麼實質性的政策加速我國光纖網路設備？
一般來說，網課只惠及城市地區中上階層的孩子。在鄉區或半城鄉地區，網課只照顧大約十巴仙的學生。
至於成績低落、家境不好或成績不佳的學生，到底有多少一直都有上網課，還是自去年三月開始就一直“翹課”？請問政府有何對策？本來要用正在教育的救命錢，請問去了哪裡？
古人說苛政猛於虎，可是在現在的馬來西亞環境，怠政猛於虎。
劉永山
這是本欄在2021年的第一則文章。首先要恭祝《中國報》的讀者新年進步，幸福快樂。
說到快樂，大家最近發現巫統最近和國盟鬧得非常不愉快。這個發展是一般人所能預料的。想想看，巫統一黨獨大六十多年，2018年突然成為在野黨，感覺非常不好，現在則必須和國盟分享政權才能勉強執政，真的非常不習慣。
昨天，巫統最高理事達祖丁竟然表示巫統為了生存，必須考慮和希望聯盟合作，包括和他們最厭惡的民主行動黨合作。
達祖丁的這番話，除了讓我們再次肯定“政治沒有永遠的敵人或朋友”的真諦之外，也肯定許多人士包括筆者對國盟命運的批判。
國盟只不過是一個短時間之內湊合的雜牌軍，行之不遠。國盟內的三個主要政黨——土團黨、伊斯蘭黨和巫統的議席重疊問題非常嚴重。在過去，這三個政黨一直都是鬥個你死我活，現在要如何說服各自基層接受其他候選人？
巫統不滿國盟是一直存在的客觀事實，巫統不滿現狀的原因也很多，巫統分成兩派也是不可否認的事實。可是最近巫統領袖為何如此高調和爆發性地不滿國盟？我相信土團黨也看到巫統對國盟造成的威脅，因此最近把挖角行動升級，直接威脅巫統，這造成巫統更激烈的反彈，那就是即使巫統要和政敵合作來推翻土團黨主導的國盟也是無可厚非。
例如，巫統不滿土團黨挖角巫統國會議員，巫統不滿土團黨在沙巴州選搞局，甚至把首席部長寶座也拱手讓給從巫統跳槽至土團黨的候選人。最新的是，巫統不滿土團黨以職位和利益誘惑巫統基層黨員過檔到巫統。幾乎所有巫統區部不贊成在來屆大選和土團黨組成聯盟。
有趣的是，雖然巫統還沒有和伊黨鬧僵。然而，縱觀巫統各級領袖的談話，他們似乎對伊斯蘭黨的不表態和不支持巫統也同樣感到懊惱。伊斯蘭黨領袖似乎更傾向於和土團黨合作，這讓坐擁38國會議員的巫統吃暗虧。
此理之下，巫統另尋出路是有跡可尋。希盟和其他在野黨是否願意接受巫統的獻議？這也是另一個重大問題，但是希盟領導目前因時機尚未成熟，暫時不願對這個問題多加回應。
雖然如此，這不表示希盟沒有問題。希盟本身的議席重疊問題雖如國盟般嚴重，但是希盟最大的挑戰還是如何團結所有在野黨議員，甚至是化解安華與馬哈迪的個人糾紛。
評心而論，如果我們要安華支持希盟+的方案，難道我們不需要馬哈迪和鬥士黨接受安華的領導地位嗎？兩者缺一，即便是巫統、土團黨和伊斯蘭黨之間的矛盾繼續擴大，即便巫統真的願意和希盟合作推翻國盟，但是兩位老人家的心結一日不解開，希盟還是翻盤無望。
劉永山
科技及創新部長凱里於12月27號在萬津茶山路踏腳車掛彩。事關腳車遇上路洞，凱里不慎倒下。隨後瓜冷公共工程局通過推特賬號向凱里致歉，並且已經在第一時間填補路洞。許多網民隨後抨擊瓜冷公共工程局大小眼。
凱里掛彩的這段道路（B60）雖然不處於萬津州選區（它在2018年之前隸屬直落拿督州選區，選委會在當年的選區劃分把整個茶山劃分出去，也把直落拿督易名為萬津），但是從谷歌地圖就可以看到，這條道路是其中一條銜接萬津和莎亞南與哥打甘文寧的主幹道路。
近幾年來，瓜冷縣的發展一日千里。如果沒有更改路線，東鐵在瓜冷縣會有一個站。縣內的西海岸大道明年也將竣工。在哥打甘文寧以南就有許多大型混合發展項目正在如火如荼地進行中。這些地點都是著名發展商如金務達、綠盛世、怡保工程、麗陽集團、林木生集團以及國家控股的寵兒。
前面就是規劃整齊的現代花園住宅區，後面就是綠意盈然、鄉情濃郁的萬津仁嘉隆。因此這個地區每逢週末都會吸引大量各族腳車迷，浩浩蕩盪成群結隊，騎車遊山玩水。
由於發展一日千里，使用B60的車輛與日俱增。不僅如此，這條道路也銜接至（巴生—萬津五號聯邦公路）。五號聯邦公路在雙溪旺月又有一條分支，即31號和32號聯邦公路。西海岸大道在萬津的出口就坐落在31號聯邦公路，許多重型工業區就是坐落在這兩條聯邦公路。萬津人只要跟著這兩條免費的公路，只需半小時就能抵達雪邦國際機場！
瓜冷西北有巴生港口、東北有哥打甘文寧、西南有萬津仁嘉隆、東南就是雪邦國際機場，這樣策略性的地理位置，工程局是否需要保留更大預算給瓜冷工程局進行立例行維修？
答案是肯定的，但是工程局的撥款和預算皆來自財政部。我從多次交流和會議獲知，各縣公共工程局每年獲得一筆固定的撥款來進行維修工作。如果有發展撥款，如要蓋新橋樑或高架天橋，公共工程局必須從財政部申請特別撥款。
至於聯邦公路，特定的工程或大筆開銷也是一樣必須獲得財政部的撥款。最明顯的例子就是今年年初我在希盟政府倒台之前成功獲得財長林冠英批准的一筆撥款來進行路燈更換或維修的工程。
如果公共工程局能夠定期維修損壞的個別路燈，該局其實沒有必要這麼做。該局這麼做是由於國陣時期一直沒有獲得這筆定期發放下來的維修撥款，導致原有的輕微損壞惡化，以致需要一筆大型撥款來解決問題。
當決定權和撥款都不在工程局的手上，縣工程局的能力和角色就不用說了。作為地方官員，舉凡任何投訴他們都必須面對和處理，至於是否能夠立即處理，取決於他們手上的資源有多少。
凱里這次掛彩，瓜冷縣公共工程局第一時間認錯，雖然被批為厚此薄彼，但是這個動作還是必須的。我們可以批評公共工程局辦事不力，但是財政部難卸其責。
劉永山
希盟民主行動黨萬津區州議員劉永山於2020年12月23日在仁嘉隆發表的文告：
聯邦財政部長東姑紮夫魯在12月15號通過國會書面回答表示《2021年財政預算案》沒有撥款給獨中、南方大學學院、新紀元大學學院與韓江大學學院。
因此，馬來西亞華文教育的華團和人士例如馬來西亞華文理事會主席王鴻財、林連玉基金會前主席劉志文、以及各州董聯會主席也應該針對此事向副教育部長馬漢順醫生、交通部長魏家祥工程師、首相慕尤丁以及前雪州州務大臣兼現任高級部長阿茲敏表達最強烈的不滿和抗議。
只有這樣，以上這些華教界人士才能在華社樹立威望，以免日後被人誤會為讓人覺得欺善怕惡，只敢在希盟執政時期的母語教育政策予以敵視，反而在後門政府時期的母語教育政策予以寬容。
值得一提的是，阿茲敏出任雪州州務大臣時期延續希盟和民聯時期制度化撥款華小、華中和獨中的政策。他沒有理由不支持聯邦政府撥款華小、華中和獨中的政策。此外，其他在希盟時期擔任政府部長的現任部長也應該給大家一個交代。
此外，自稱承認獨中統考文憑的砂朥越州政府也必須針對此事向聯邦政府表達不滿。砂朥越州政府現在由砂朥越政黨聯盟（砂盟）領導。砂盟裡面多個成員黨在聯邦和砂州出任部長職位，理應針對此事表達不滿，甚至和希盟一起否定這份財政預算案，畢竟這項政策將會對砂州鄉區獨中造成負面影響。
It was recently reported in the media that Finance Minister Tengku Zafrul that Budget 2021 will provide zero funding for Chinese independent schools, Southern University College in Skudai, the New Era University College in Kajang and Han Chiang University College of Communication in Georgetown.
This is a shocking news to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Malaysia. I urge various Chinese education activists who have been vocally expressing their views against Pakatan Harapan in the past, like Datuk Eddie Heng (Chairman of Majlis Bahasa Mandarin Malaysia), Low Chee Boon of LLG Cultural Development Centre and state chairmen of United Chinese School Committees' Association of Malaysia etc, to come together strongly against such unfair policy.
This is necessary as to avoid them being labelled as taking side when they had been vocal against PH government in the past but their comments are largely mild if not silent when they receive ill treatment from the current backdoor government.
Not to forget too that Dato' Seri Azmin Ali who was once the Selangor Mentri Besar supporting and continuing the policy of providing grants to the four Chinese secondary schools in Klang from 2014 to 2018. He is now a Senior Minister in the Muhyiddin's cabinet. They are also other ex-PH ministers and deputy ministers who are now with Perikatan Nasional. Since they in the past supported such policy from the PH government, why the U-turn now? Do they have any explanation on such matter?
Sarawak state government is currently held by Gabungan Politik Sarawak (GPS), a coalition partner of the current Perikatan Nasional Federal Government. I am certain most Chinese secondary schools in rural Sarawak will be badly affected by this ill-treatment from their own Federal Government and GPS federal minister in Putrajaya ought to speak up or else they should work together with PH to reject this budget.
劉永山 / Lau Weng San
許多選民對當下的政治不穩定感到異常厭惡。這是事實，可是許多政治人物似乎並不明白，甚至感受不到這股厭惡感。
這種厭惡感尤其是在希盟支持者之間更為明顯。這是因為希盟政府本來就是他們支持的政府，這個政府也是大多數馬來西亞選民通過選票合法選出來的政府，奈何因二月的喜來登政變卻讓後門政府上台執政。
後來爆發武漢肺炎，疫情幾經轉折，從每日數百確診下降到數十確診病例，到現在回彈至上千病例。各行業幾乎一片哀鴻遍野。
由此可見，希盟支持者殷切希望國會在野黨領袖安華能夠在今年十一月召開的國會會議通過推翻《2021年聯邦政府財政預算案》來推翻國盟政府。
其操作方式就是只需以92個議席的希盟，大張聲勢拉攏國盟或國陣內不滿慕尤丁或阿茲敏的勢力來推翻後門政府提呈的財政預算案。這個操作方式不需要包括土團黨和沙巴民興黨手上掌握的16名國會議員。
後來，據說有人擔心票數不足，不僅不能推翻國盟政府，反而還會遭惹民眾撻伐。結果希盟顧前瞻後，馬前失蹄，而國盟的財政預算案，早已輕舟過萬重山了。許多希盟支持者因此生氣失望。
當然也有人批評，打戰行軍本來就是要不動聲色，這樣才能出奇制勝。可是希盟領袖卻四處高嚷擁有強大優勢組成政府，結果後門政府精神緊繃，時刻看緊家門，沒讓一個國會議員逃脫出去。這就是一而再、再而衰、三而竭最典型的例子。
也有人批評希盟不切實際，成天四處拉攏巫統議員過檔，然後幻想自己可能獲得足夠人數組織政府，最後被人利用來威脅慕尤丁換取好處。
評心而論，國盟的財政預算案真的是那麼神聖不可觸犯嗎？12月10號的《中國報》獨家報導揭發本來答應要付給幼兒園的補助金，竟然被拿去讓路給新冠肺炎信托基金支出賬戶的管理調整！
發給人民的救命錢都可以這樣兒戲，我們能擔保《2021年財政預算案》也不發生同樣的事情嗎？所以，我們是反對有理，既然有理，就不怕挑釁者鬧事。
更令人不明白的是，即便是這樣，希盟內部竟然還有人為這些失誤塗粉抹脂，粉飾太平。更令許多希盟支持者不明白的是，明明我們擁有108，為何我們要捨近求遠，把自己退守到92？
甚至有人還是拿馬哈迪當假想敵，成天幻想馬哈迪要回鍋當首相。不要忘記，預算案二讀時，馬哈迪和他的國會議員的確有站起來要求票決預算案。就這樣，他的立場比當時任何人還要堅定。
不管喜歡與否，希盟正是因1MDB貪腐醜聞而組成的聯盟，然後成功結合所有可以結合的在野黨勢力拿下聯邦政權（依黨和巫統眉來眼去，不算是反納吉的勢力）。
現在我們大談政治重置，就是要回到當時成立希盟的抗爭精神，即以希盟+的108個議員開始。除此以外，安華似乎別無其他選擇。
劉永山
如果你從雪隆地區開車經過南北大道北上檳城，路程大約是四小時。如果你中途在怡保一帶休息用餐，大約五個小時你就能夠抵達檳城。換句話說，你將會不知不覺地經過霹靂州。
就在國盟在國會卯足全力確保下議院議員出席人數足以通過各部門的預算案之際，霹靂州這麼一個經常讓人不察覺的州屬突然成為全國焦點，原因是隸屬國盟土團黨的州務大臣無法通過議會對他的信任動議。
我來自霹靂州怡保。由於地理環境靠近雪隆和檳城，雪隆地區和檳城有許多遊子選民都是來自霹靂州。許多雪州人問我如何看待霹靂州的政治亂局。要梳理霹靂州的政治亂局，我們不能把上週發生的事情當作單一事件處理。
不管是定居在雪隆或還留在霹靂的霹靂州子民，他們大多感覺痕鐵不成鋼的感覺。霹靂州位於雪隆和檳城之間，理應可以左右逢源，可是該州的經濟發展就是那麼嚴重落後於雪隆檳城。加上雪隆和檳城長期在民聯和希盟的良政熏陶茁壯成長，拉闊霹靂州和這兩個州屬的差距。感覺就是這麼近那麼遠。
例如：房地產發展商公會霹靂州分會會長邱文傳在2016年表示當時霹靂州的房屋銷售幾乎滯銷，有者甚至在幾個月沒有賣出一間房屋！同年，國庫控股研究院（KRI）發表報告表示霹靂州81巴仙家庭收入低於全國平均家庭收入，是全國繼吉蘭丹之後最貧窮的州屬。
自2008年起，霹靂州政壇便長期陷入不穩定。事關每次執政的政黨或政黨聯盟僅僅以微差多數議席上台，導致州政府很容易因一兩位議員跳槽而倒台。
在2008年，當時民聯尚未成軍，如果霹靂州行動黨不先斬後奏，率先宣布和依黨以31個多數議席組織政府，霹靂州根本不會發生歷史上第一次改朝換代。可惜好景不常在。2009年霹靂州因三名民聯州議員倒戈，導致國陣上台執政。2013年的全國大選，國陣雖繼續執政霹靂州，但是執政優勢依舊是31席對28席。在2015年，民聯因伊斯蘭黨靠攏巫統而宣告瓦解。霹靂州依黨的五名州議員隨即成為非民聯議員，加劇民聯和國陣的距離。
在2018年選舉，在野黨重新調整資源，成立希望聯盟。希盟隨後在霹靂州只奪下29個州議席，尚差一席就能以簡單多數議席執政。隨後一位巫統議員退黨支持希盟，使得希盟能夠以簡單多數議席執政。
這次州務大臣阿末費沙因無法通過信任動議倒台，一般希盟支持者雖感欣慰，但是霹靂州子民只能短暫欣慰，因為他們依舊哀嘆：過去12年霹靂州三屆大選五次變天，政府變天倒台的次數竟然比風下之鄉沙巴州還要猛！到底如此不穩定的政局還要到何時？為何霹靂州就不能出現一個穩定的州政權，把霹靂州的發展和雪隆檳城並駕齊驅？
不要忘記，惠譽評估（Fitch Ratings）已經把馬來西亞信用評級從AAA-降到BBB+。信用評級降級意味馬來西亞政府的借貸成本將會提高，因為政府必須支付更高的利息給政府債券持有者。
在疫情久久不散之下，霹靂州和馬來西亞是否還有本錢解散州議會？希盟和巫統可否聯合執政組織穩定的州政府？這就是我定義的“霹靂州問題”。既然是霹靂州的問題，就必須以霹靂人的角度尋找真正的The Perak Solution。
劉永山
希盟自“喜來登行動”失去聯邦政府政權後，一直質疑國盟政府的合法性，甚至揶揄國盟政府只有微弱的多數議席執政，處境非常驚險。
最驚險的莫過於今年7月13號國會會議，當時首相慕尤丁在國會動議撤換議長，結果只以111票對109票通過。換句話說，國盟的多數票竟然只是兩票！如果當初國盟內部稍有議員鬧意見，或缺席投票，首相的動議或許無法通過。
這就是為何國盟一直沒有信心面對國會議員的表決。國會會議對他們來說能免則免。
然而，所謂醜婦終須見家翁。國盟終究還得回到國會，尋求議員支持《2021年財政預算案》。在野黨領袖安華已經公開放話表示不支持，連前首相馬哈迪也一樣。如此看來，假如這個預算案無法通過，國盟政府自動倒台。
可是，要讓這些發生，在野的希盟在國會首先必須要有一名有能力領導和團結所有在野黨議員的領袖。
今年九月的沙巴州州選以後，安華的光環似乎已經褪色。此次沙巴州州選圍繞安華的兩大事件就是：一、公正黨以本身的標誌上陣。在議席談判方面，公正黨一度和民興黨在十七個州議席出現重疊。二、安華高調宣布獲得大部分土著穆斯林國會議員成為下一任的首相。
後來的結果是：雖然公正黨和民興黨達致協議避免同門相戈，但是公正黨還是無法貢獻更多的議席。國陣和國盟雖然在多處出現多角戰，但是他們還是拿下多數議席，最後組織沙巴州政府。安華最終還是沒有得到足夠的支持成為首相。這些事件已經讓國人質疑安華的領導能力。
財政部長賽夫魯在上週為預算案二度政策階段進行總結時納入巫統的建議。安華認為如果希盟在那個階段要求記名投票，恐怕會犯眾怒。
這個說法恕我認為過於牽強。在非常時期的財政預算案除了要充當及時雨，也必須順勢推舟，加強全體國民的強韌性來面對不可預知的未來。
例如：聯邦政府調高魚農津貼至於，為何不提供網路平台讓魚農業者開拓另一個謀生的虛擬空間？
當國內各商業銀行的盈利絲毫沒有受損的情況下，政府與其有條件性地暫緩還貸，為何不果斷地實行自動暫緩還貸，讓更多現金流入消費市場？
國油已經在第二季和第三季面臨虧損，請問明年的預算案是否有考慮國油無法支付更多股息給聯邦政府的可能性？
如果以上的答案都是否定的，那麼國會是否需要通過這個預算案？答案同樣是否定的。
可惜的是，安華無法整合各黨派在野黨的力量，以推翻預算案的方式來推翻後門政府。所謂一而再，再而衰，三而竭。既然無法在二讀政策階段推翻，爾後的二讀委員會階段，在野黨還是面對厄運，以雙位數敗給國盟的三位數議員支持。
這讓我想起今年六月賽富丁的言論。他說：“講多無用，希盟稱夠數國會見真章。”難道賽富丁早已洞悉天機，看死安華神話不再？
劉永山
除了電子商務和網購行業之外，行動管制令期間最火熱的行業應該是電子通信配備和網絡數據服務等相關領域。視訊會議應用程序如Microsoft Team和Zoom也如時勢造英雄般地應運而生。
為了對付肺炎，各國政府推出不同版本的封城措施，這些措施最終的目的就是以控制人民的行動來阻止病毒傳開。
這樣一來，不管是售賣智能手機、手提電腦還是流通數據配套的通訊公司，大家的生意比以往增加。這是因為國人減少外出，轉而把日常生活的所有大小事務搬到網絡進行，尤其是網絡教育和網絡辦公。
在疫情爆發之前，人們在談論網路科技，大多集中在如何運用科技解決民生問題與提升生活品質，以及將這些列為發展智慧城市的重要契機。
這次疫情改變了人民的生活與工作型態，政府迫切在極短的時間之內建立具備韌性（resilience）的城市治理模式。網路科技不再是一個選項，而是一個必須品。然而網速一日不給力，韌性城市管理模式其中一個最關鍵的條件就不能成立，什麼智慧城市不過是空中閣樓。
可是我國的許多地區的網速依舊停留在龜速時代。沙巴女大學生薇薇奧納在家鄉必須攀爬大樹才能取得訊號，甚至被迫在樹上寄宿，以便能夠持續獲得手機訊號。這事件真的往我們的頭狠狠地敲了一棒。
網絡教育供應商Yes曾經在行管令期間提供免費手提電腦和4G手機給鄉區的清寒子弟，意味著莘莘學子除了需要電腦等有形設備之外，無形的網絡訊號也是同樣重要。
民間和議員募款為清寒子弟添購電信器材和流動數據。民主行動黨一批新晉黨員甚至向各區議員和地方政府聯繫，建議把現在閒著的民眾會堂改為孩子們上網課的地方。反正現在不能辦宴會或集會，倒不如善用這些資源協助學子？
他們的建議不錯，然而如果我們的網速照樣不給力。再加上幾十位學生一起同時使用網路，佔線程度肯定嚴重。
中上家庭難道沒有這個問題嗎？家裡的孩子因為必須使用電子配備上網課，因為手機不足，家裡需要添購手機或平板電腦。爸媽在家工作需要網路，孩子在家上課也需要網路，全部人同時用網路，網速肯定變慢。根據調查，我國的的4G下載速度自今年三月以來就開始下滑。這證明我國的網速無法應付突然增加的需求。
因此，許多家長被迫申請提高網速。對他們來說，這是一筆為數不少的額外開銷。更糟的是，網速並非是您現在願意付錢就會自動增速。中產父母應付不來，那麼低下階層家庭要如何應付？
前通訊部長哥賓星在任期推動“Double the speed, half the price”確實成功讓國人以更低的價格享受更快的網速。惟希盟22個月的任期不足以讓我們完成這項政策。
因為它還必須實實在在地反映在我國的房屋發展、土地開發以及城鄉規劃法令——政府必須把網絡設備列為和水供、電供、排污、電話服務等等基本設備一樣重要。這也是後門政府執政後必須做好的頭等事務。
劉永山
這場美國選舉被稱為是美國歷史上最具影響力的美國總統選舉，原因是川普在過去四年的施政被國內外的政治精英喻為反常態，不符合美國的利益。
從外交政策到國內經濟，美國共和民主兩黨的執政精英讓國內的農業和製造業萎縮，導致美國的勞動階層和中產階級處於弱勢，激發他們在2016年多個工業州屬一反常態，轉向支持共和黨的川普。
與2016年選舉一樣，今年許多主流民調機構預算拜登領先川普，甚至可以輕易擊敗川普。然而這次的選舉還是糾纏不清，民調機構再次失準。
川普大破大立的作風，讓他成為共和民主兩黨政治精英的眼中釘。香港才子陶傑對他的形容最為貼切：“川普是美國的齊天大聖。玉皇大帝、太上老君、四海龍王、十殿閻羅，個個都討厭孫悟空，但又如何？孫悟空是改變人間、仙界、鬼蜮遊戲規則和階級秩序的大英雄。”
現在川普通過法院提出種種選舉訴訟，規模之大乃史無前例。就是因為他反傳統，增添美國選舉的不確定性。
他的控訴，尤其是針對郵寄選票的訴訟，恍如當年馬來西亞淨選盟運動的訴求。
在馬來西亞，點算郵寄選票必須留意有許多程序。如有違反，如少了一個簽名、信封遭打開或逾時抵達計票中心等等，選票一律作廢。可是為何在美國像這樣的選票還會大量出現，甚至被當成合法選票來計算？
此外，他們也投訴部分州屬不允許監票員內入監督計票過程。即使獲允進入，監票員和算票員只能站在很遠的距離監督計票過程。即使在馬來西亞，這是不可能發生的事情。
電子投票軟件Dominion也遭川普支持者舉報存有誤差。如果這個指控在法院獲得核實，這再一次證明電子投票系統還是不能完全取代人手投票、點票和計票過程。
此外，選舉單位提供給選民填寫選票的Sharpie馬克筆也成為課題。這是因為一般美國人的選票是一張選票投選好幾位候選人。這次美國人除了選出總統之外，也選聯邦參眾議員、各州州長、州議員、州法官、市長、市議員等職位。與其是選票，它更像是一張A4紙張。選民必須往屬意候選人旁邊的小圓圈塗黑，就好像填寫選擇題答案卷。
我使用的字眼是“一般”，因為美國的選舉法是由各州制定，因此不同州屬有不一樣的選票格式。每一個州屬或城市的選民要投選的職位和候選人數量也不一樣。因此，美國人的選票一面兩頁通用，如果Sharpie馬克筆的筆墨滲透到另一面，這張選票送入機器閱讀會否被當成廢票？
許多官員僅以“沒有證據”拒絕回應。如此完全否認在法律上是站不住腳的。當然在法庭上，川普肩也負龐大的責任來證明舞弊存在。如果川普無法收集足夠的證據，他也有可能敗訴。
當然，美國制度的可貴偉大之處不是因為它有選舉，也不是因為川普當了四年總統讓美國更偉大。單是其法律框架允許任何選舉訴訟在正式選舉結果公佈前能夠迅速獲得審理，這已經是馬來西亞和許多國家現時無法辦到的地方。
劉永山
就在這則文章見報，相隔太平洋另一端，與馬來西亞時差12小時的美利堅合眾國將會舉辦總統選舉。這場選舉對馬來西亞有什麼影響？許多人或許意味美國人選總統和馬來西亞市井小民關係不大。這種說法並不完全正確。
在2016年，川普以素人的姿態面對奧巴馬總統事情出任國務卿的希拉里。這次他面對的則是前副總統拜登。在川普的眼中，這些都是花言巧語的政治老油條。
《華盛頓郵報》在今年九月的一則針對川普前白宮策略顧問班農（Stephen K. Bannon）被聯邦調查局逮捕的報導。
在這一則報導之中，《華盛頓郵報》指出班農的另一名中國籍好友郭文貴也遭美國聯邦調查局調查。郭文貴是一名來自大陸億萬富翁的地產商。他和班農也是好朋友。
郭文貴因為中共內部的權力鬥爭，被當權者以各項罪名提控。目前郭文貴已經離開大陸，逃亡到美國。在今年64紀念日，他高調和班農以及大陸前足球明星郝海東大唱反調，宣布成立“新中國聯邦”推翻中共。
根據報導，大陸當局為了抓拿郭文貴，除了通過合法正常的管道通緝郭文貴之外，例如通過國際刑警發出紅色通緝令之外，大陸當局也嘗試通過其他管道遊說美國的政客，希望能夠影響川普總統贊成把郭文貴逮捕引渡回大陸受審。
巫統最高理事會在星期一晚上開會表決繼續支持國盟政府，同時感謝最高元首拒絕首相慕尤丁建議頒布緊急狀態。巫統也建議國盟政府應和所有政黨，包括在野黨協商，舒緩緊張政局來面對第三波疫情來襲。
可是，巫統在週一晚上的文告也排除和公正黨以及行動黨合作的可能性。巫統之前只表明拒絕和行動黨合作，但是現在被拉黑的還多加公正黨。
雖然安華沒明確表示誰支持他，但是坊間猜測他獲得部分巫統議員支持。這是因為除了行動黨、誠信黨和公正黨之外，安華還得依靠鬥士黨、民興黨、依黨甚至是巫統的支持才能湊足人數。
在星期一旁晚，我接獲一個讓人欣慰的消息。首邦市USJ4全記雞飯攤位員工蕭美珍來電感謝首邦市州議員黃美詩和本人拔刀相助，因為警方在當天上午收到指示前來她的攤位告訴她，即當局已經取消在10月14號開給她、姐姐和她的侄子的三張罰單。
她們三人來自仁嘉隆新村，事發當天下午他們收工後開車從USJ4哥哥的攤位回仁村。車上還有其殘疾人士的姐姐。蕭美珍的車子當時要經過警方的路障被攔下，原因是他們違反有條管令令關於一車限載兩人的指示。
這個雞飯攤位和整個咖啡店是蕭家的家族生意。當我從黃美詩同志和媒體知道這個消息後，我立即前往她們位於仁村的老家作家訪。
當事人蕭美珍告訴我：“我們每天都必須來回仁村和USJ4兩趟，如果每天經過路障都收到罰單，費用不敢想像！”
蕭家的遭遇是雪隆地區小販商在中下階層在當局條管令所必須面對的問題。
他們姐妹面對的問題引發一系列問題：到底警察面對經常更改的SOP，他們要如何執法才能有效地壓低疫情的曲線？既然要抑制疫情的擴散，也要維持一定程度的經濟活動，當局要如何平衡？經過這次的條限令，雪龍地區的經濟活動如何餐能攀回疫情前的水平？
根據財經周刊《The Edge》的報導，雪隆地區的零售業的銷售額佔據全國60%。另一個也在進行條限令的沙巴州也貢獻4%。這兩個地區加起來的數字為數不少。
破屋更遭連夜雨、樓船又遇打頭風。就在大家為這些問題絞盡腦汁想辦法的時候，雪河卻不給力，其上游再次發生河流污染。結果雪隆地區這兩天制水。雪州水供公司作為下游水供服務公司成為眾矢之。聯邦環境部長對此非常關注，但是不知道他本人是否有下達命令，要求環境局積極和雪州地方那個政府配合？
同一時期，雪州政府和聯邦衛生部針對疫情的確診病例的大數據引發爭執。雪州政府研發的SELangkah無法提供詳細的防疫資料給民眾，原因乃聯邦衛生部把許多原始訊息經過研究和篩選才對外公佈，避免引起不必要的誤會和恐慌。州政府要資訊公開透明，聯邦衛生部則認為需要過濾。我們的衛生部長有什麼話說？
另一邊廂，巫統的政客也不是等閒之輩。他們每日通過媒體嗆聲，一時要內閣改組、一時要投不信任票。雖然老慕老神在在，但是外資已經逃之夭夭。
這樣的情況讓民眾和公務員開始不滿，把責任歸咎於政治人物。可是對於那些過去三個月努力拼經濟搞民生的政治人物來說，這是不公平的。
如不是後門政府在今年6、7月默許他們代理人在沙巴篡位奪權，沙巴州政府就無需執政短短兩年多就解散州議會製造閃電州選。如今因為州選引發多個感染群，導致小販商損失慘重，甚至惹上官司。所謂冤有頭債有主，誰該負起最大的責任？答案已經清楚地寫在黑板上了。
劉永山
後門首相慕尤丁和他的部長似乎對網路直播情有獨鍾，尤其是最近所有部長都關在家中不能外出，以網路通過社交媒體直播看來是唯一的選擇。
雖說如此，聯邦政府高官過去一星期針對雪州的有條件行動管制令（簡稱條管令或CMCO）的網路直播記者會引起許多爭議，甚至出現反效果。
首先是後門首相慕尤丁的“阿爸藤條”論，後來就是國防部長阿末沙比利針對在雪州巴生縣實行的條管令。最新的就是同樣由阿末沙比利在星期一宣布的雪隆布三地的條管令。
慕尤丁的阿巴藤條論引起的爭議，甚至是反彈。後者兩個記者會則是沒有與雪州政府詳細討論而造成混淆。
如果高官的直播只有直播而沒有記者會，意味現場將不會有記者發問，高官們自然可以避開來自媒體朋友的許多尖銳問題。
過去一周，我國武漢新冠肺炎的確診病患數字最近迅速反彈，事發原因是因為沙巴州選舉導致大量沙巴選民從西馬回沙巴投票後，不小心感染病毒，在西馬各州形成感染群。
最新消息，其中一名內閣部長確診，導致與其近距離接觸的人士，包括後門首相慕尤丁本人也必須居家隔離。此外，兩位雪州州議員也從沙巴州回來而感染病毒。
前首相納吉在面子書帖文，把確證數字回升的原因歸咎於前手掌沙菲益向州元首解散州議會引發州選造成。他這個說法可說是倒果為因。如果不是隸屬巫統的前首長慕沙阿曼和土團黨秘書長韓查在沙巴四處利誘議員跳槽，難道歷時才兩年多的沙菲益政府要選擇解散議會嗎？
上週，美國總統川普和夫人梅拉尼亞也在上週確證感染病毒。有人說這是他們咎由自取，也有人表示同情祝福。更重要的是，他們兩人確診激發多國政府要求針對病毒來源進行深入詳實的調查，尤其是病毒如何在大陸武漢傳開？
沙巴州選成績終於塵埃落定，沙菲宜無法在州選贏取超過一半的議席，無法成立新的沙巴州政府。
由民興黨、行動黨、公正黨和民統黨（UPKO）組成泛民興黨（或民興黨+）在州選拿下32個州議席，距離37個議席的執政門檻還有五席之差。
執政的泛民興黨從今年2月的喜來登變天之後就一直面對來自半島巫統和土團黨領導的襲擊。他們頻頻拜訪沙巴，企圖拉攏他們的議員跳槽轉而支持慕沙阿曼。終於在今年7月下旬，民興黨為了切斷這批來自西馬政客的金錢政治，成功獲得州元首的許可解散州議會。
雖然成功擊退敵營的金錢政治，但是這也代表泛民興黨和沙菲宜必須重新尋求選民的委託。事實證明，沙菲宜雖然成功阻止這些政客以金錢利誘議員跳槽，卻無法阻止這些政客以金錢來利誘選民支持他們的候選人。
這次沙巴州選有許多詭異的現象是旁觀者迄今尚未獲得答案：
劉特佐是當今馬來西亞政府首號通緝犯，事關他和多宗涉及馬來西亞前高官洗黑錢活動有關聯，馬來西亞政府在海內外一直通緝他，但是一直沒有任何下文。
因此，到底劉特佐在哪裡成為我國當下關鍵問題，雖然本地媒體只能引述海外媒體在這方面的報導為讀者提供一些內幕，但是本地媒體還是可以扮演一些角色。
我花了一些時間整理各媒體在這方面的重點報導。
前青體部長賽沙迪在上週五正式向社團註冊局申請註冊新政黨，名為“馬來西亞民主聯合陣線”（Malaysian United Democratic Alliance，MUDA），簡稱“MUDA”，即國文“年輕”。
賽沙迪於同日接受BFM 89.9訪問時承認“喜來登行動”令他萌生創立新黨的意願，以摒棄“老舊政治”。一些政壇人士對他的這番話嗤之以鼻，因為許多人士誤以為賽沙迪要摒棄 “老人”政治。
他們說，雖然這個政黨是一個多元種族政黨，不歧視任何宗教、性別或種族，但卻歧視年齡。針對這點，賽沙迪向註冊局提出申請時並沒有立下年齡限制，他似乎做了一些調整。
所謂的“老人”政治，指的應該是廣義的“老人政治”，或稱為“老舊政治”，意即老態龍鍾、一陳不變的政治文化，而不是針對長者。其對立面就是“進步政治”。
雖然如此，賽沙迪應該知道，並非所有年輕人都擁抱“進步政治”，因為也有一部分的年輕人在“老舊政治”浸泡太舊。一時之間不容易辨別區分。
有人對賽沙迪這番話嗤之以鼻，因為賽沙迪把希盟垮台的原因歸咎在希盟無法有效處理希盟內部的“老人”政治。說明白一點，就是敦馬和安華之間的恩怨。
這是因為賽沙迪似乎不願意把矛頭指向敦馬。他們認為，喜來登行動之所以得逞，就是因為敦馬不守協議，準時交棒給安華。他們甚至認為賽沙迪本人也是問題的根本，因為他當時也贊成敦馬任相至屆滿為止。
時隔七個月再看，賽沙迪當時和敦馬同屬同一個政黨，他當時顯然是護主心切，因為政黨政治本來就是這樣。難不成好像阿茲敏串謀黨內外勢力推翻本黨黨魁？
賽沙迪後來選擇不與敦馬的鬥士黨為伍，代表他不認同以種族和宗教為伍的“老舊政治”。不要忘記，當初賽沙迪只不過說要成立新黨，甚至在名字和理念尚未出爐的時候，第一個對此表達不看好的都不是現在嗤之以鼻的人，而是敦馬本人。
當然，敦馬使用的語氣並不是那種居高臨下的霸勢語氣，賽沙迪也不需要處處公開頂撞別人。畢竟大家都是在野陣營，既然力量不如國盟和國陣，為何還要四處互相挖苦？
真正應該擔心的是諸如巫統亞婁區國會議員沙希淡之輩。他在國會不久之前曾經暗諷希盟的年輕議員。他當時也在咆哮：“這些議員憑什麼年紀輕輕就當上議員或部長，領著月入上萬的議員或正副部長的津貼？像他們這般的年輕人如果當公務員，現在領得可能是41或44級別的公務員而已，即月薪三四千令吉而已！”
沙希淡或許忘記了，即使是巫統內也有許多元老當初也是年紀輕輕當上議員部長。年輕人何錯之有？難道他認為要學砂青統選一個六十歲的砂州部長當主席？
繁體“議”字拆開就是“言義”，即議員的責任就是踏實地為正義的事情發言。任何一位議員，不管老少長相，如果其言論空洞乏物、陳腔濫調、搬弄是非、顛倒黑白、操弄情緒，在媒體面前只管語不驚人死不休來刷存在感，其在政壇多留一天都不行。
劉永山
伊斯蘭黨在沙巴州選舉期間在本身的老巢吉蘭丹州舉辦全國黨員代表大會，從大會的日期和地點來看，讓人覺得此次沙巴州選舉，依黨的出現似乎是可有可無。
伊黨署理主席端依布拉欣指出，該黨仍會在啟動競選機器，協助國盟。可是提名已經開始了，依黨為何現在才來啟動精選機關？這點不像我們一般認識的黨。該黨誇稱擁有全國最精良和最用功的基層機器，為何這次沙巴州選舉卻無心戀戰？要回答這個問題其實一點都不困難。
2008年伊黨只在兩個州議席上陣，即Sukau和Merotai上陣。2013年依黨在沙巴州以民聯的旗幟獲得分配九個州議席。到了2018年，依黨和民聯的盟黨鬧翻，自立門戶獨自競選18個州議席。雖然依黨在這三屆大選一席都不曾勝出，但是競選的州議席數目只有增加沒有減少。
奈何這次依黨以聯邦執政黨的身份，竟然連一張出戰牌都領不到，處境比希盟誠信黨更加尷尬。依黨領袖該如何向黨員交代？黨員們又該如何向半島的支持者交代？
在民聯時代，依黨因為與民主行動黨結盟，每每在選戰中遭巫統揶揄遭行動黨駕馭（diperkudakan）。可是，沙巴州選戰證明一點，即依黨在沒有行動黨駕馭的情況下，處境竟然比誠信黨更糟糕。因此所謂的“遭行動黨駕馭論”根本是無稽而談。
可能因為這樣導致依黨黨員顏面盡失，因此依黨的代表們在大會上紛紛發出吼聲，揚言要在來屆大選競選至少50個國會議席，並且要在吉打、吉蘭丹和登嘉樓成為主導政黨。依黨在上屆大選在這三個州屬贏獲的國會議席分別是3席、9席和6席共18席，巫統則掌握2席、5席和2席共9席。希盟（馬哈迪、誠信黨和公正黨）在吉打州就已經勝出10個國會議席。且不看希盟是否能夠在來屆大選集中選票保住吉打州的十個國會議席，依黨如果要在這三個州屬成為主導政黨，難道依黨把巫統手上的9議9席視為無物？
此次大會，依黨代表們也公開批評黨內宣傳機關失靈。第一、雖然伊黨擁有百萬黨員，但《哈拉卡》（Harakah）目前每期只售出2萬5000份。換句話說，《哈拉卡》的訂閱率只有區區的2.5吧仙，甚至更少！
第二、其中一位代表公開依黨網軍只有12.5%的表現，無法在重要議題捍衛黨領袖，甚至扭轉議題討論。難道依黨也和國陣一樣，使用金錢在網絡上使用僱傭兵製造輿論？網絡兵團失效，到底是黨員向心力轉弱，還是錢花得不夠多？
如果我們把以上這些現象串聯起來做一個解讀，我們得出的結論就是：依黨當上了聯邦執政黨，開始染上國陣巫統的壞習慣。由於一朝得志，依黨領袖言行變得語無倫次，其不止不習慣被人監視，往往犯錯後以不同接口推脫責任，這是他們失分的地方，直接導致這次州選一席也拿不到。
其黨員和支持者對依黨開始出現離心，證明國盟政治計算裡的1+1+1=3是行不通的。
劉永山
後門首相慕尤丁最近的政策有點詭異。他在八月下旬官訪沙巴時表示將會向家庭、婦女與社會發展部“建議”，以便社會福利局每月發放給貧苦人士的援助金能從每月300令吉增加至1000令吉。
民主行動黨秘書長林冠英隨即表示支持此建議，以幫助有經濟需要的人民，特別是B40低收群體。
他引述數據說，這一措施將提高政府每年的社會福利開支，從2018年的17億令吉，逾50萬戶受惠者，提高至120億令吉，而受惠者預計會增至100萬戶。”
大家聽好，慕尤丁使用的字眼是：“建議”。許多讀者在閱讀這個新聞的時候，往往遺漏掉這個字眼，以致他們高興得太早。不知大家是否察覺，為何首相僅僅建議，而不是宣布落實？慕尤丁既然是行政部門的總管，理應能夠在內閣會議上提出這個建議，然後再交由財政部和相關部門進行磋商，待細節敲定後再宣布。這就是為何我說慕尤丁只“建議”而不宣布，做法相當詭異且高度誤導民眾。
另一個問題是，到底聯邦政府是否應該為援助金加額？這是個政策問題。
從政策上來說，這筆數目肯定需要增加。其實，雪州政府早在2008年就已經把家庭貧窮線拉高至1500令吉。當時聯邦政府為半島定下的貧窮線是720令吉，砂朥越為830令吉以及沙巴州960令吉。
這意味著凡是在半島、砂朥越和沙巴收入低於以上數字的人士一律歸類為貧窮。評心而論，不管是720令吉還是960令吉，由這些數字算出來的貧窮率肯定是灌水數字，因為低得離譜。
其實，雪州政府在12年前定下的1500令吉也只能勉強糊口而已。時至如今，如果一家五口的B40家庭在雪隆地區要勉強舒適一些，除了必須是雙薪家庭以外，家庭收入更是不能低於4000令吉。
接下來的問題是：如果要增加，那麼要增加多少？我們不可忽略一點就是，馬來西亞不想其他國家一樣，因為提供福利援助金的政府機構不只是社會福利局，也不局限於聯邦政府。各州伊斯蘭宗教單位也有為穆斯林提供援助金的義捐（Zakat）。此外，數年前剛剛推行的一馬援助金，後來易名為生活援助金也是政府提供社會援助金的一個方式。
因此，如果聯邦政府打算把援助金提高至1000令吉，它也必須考慮受惠者會否從其他管道獲得同樣或更多的援助金？如果答案是‘是’，那麼聯邦政府必須小心計算。
政府發放的福利援助金必須是能夠讓低收入群體維持最基本和有尊嚴的生活素質。雖然如此，政府發放的援助金也不能讓受惠者長期或過度依賴政府的救援，甚至是以領取政府援助金為榮。能夠達到兩者之間的平衡，這才是正確的數額。
因此，一般政府所提供的援助金只是維持一到兩年的時間，以讓領取援助金人士能夠在這段時間尋找新的收入來源，籍此擺脫對政府的依賴。
然而政府也必須理解，社會上畢竟有一小部分人士是永遠無法自供自足。這可能是社會最底階層的十巴仙或二十巴仙，也就是我們常說的B10或B20群體。在國庫不給力的情況下，如果慕尤丁建議把援助金增加至1000令吉，恐怕只能先照顧這個群體的人士。
劉永山
雪州水供公司最近因為水供頻頻中斷而成為眾矢之的。事關萬繞雙溪貢某處靠近河流有一所維修中心車輛的工廠在廠內涉嫌把大量的廢油傾倒入河流內，導致雪蘭莪河河水收到嚴重污染，結果下游三個濾水站被迫關閉，以便當局能夠阻斷受污染的河水進入濾水站。
這樣一來，雪州超過三分之二的地區又再一次面對水供中斷的困境。
這次水供突然中斷，造成雪州商民巨大損失和不便，這對雪州政府和雪州水供公司是一個很大的挫折，尤其是雪州水供公司在過去一年一直很努力地提升服務。
眾所周知，雪蘭莪州的水供服務已經於希盟聯邦政府時代完成重組。身為雪州政府子公司的雪州水供公司隨後砸下巨大款項維修現有的水供設備、濾水站已經陸續更換陳舊的水管。
